知行觀這個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兩千多年來一直爭論不休，但不論是學而時習、親身參與，還是體驗見效，有一點卻是相似的：側重于道德倫理。
先哲們為了知與行的先后順序、輕重緩急、孰難孰易、是分是合提出各種解釋，卻始終面臨著定義不準確、銜接轉化不順暢、主體不明確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傳統所謂的知行合一，從主觀立意到客觀效果，都十分有限。
毛澤東自青年時代，就認定改造中國首先從改造哲學開始，將宇宙觀、知行觀這樣的基本問題時刻裝在腦海。他在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時批注道：“倫理學之正鵠在實踐，非在講求。”
真正的突破是《實踐論》的誕生。該文本來是抗戰期間，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講辯證唯物主義的講稿，在1950年12月29日以《實踐論》為題發表，加上副標題“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
《實踐論》變“知”為認識，“行”為實踐，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框架“裝下”毛澤東本人的思想，徹底改造了傳統的知行觀。
毛澤東改造傳統知行觀，分為三步走。
第一步，準確界定“知”“行”以及它們間的關系。毛澤東認為，認識有感性、理性之分，而實踐則從道德倫理擴展到生產勞動、科學實驗和階級斗爭。
中國傳統文化里，“知”是第一位，任何人都先要“知”古代圣賢的道德教訓，方可行自身之事。毛澤東則說，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
在儒家那里，知和行誰先誰后的問題極端重要，知先于行是古代圣人、圣賢書，甚至整套禮制的根基。毛澤東主張，從農村學習農村，從戰爭學習戰爭，把讀書的神圣性打個粉碎。
在知與行是分是合方面，傳統文化里一直是語焉不詳，知行合一變成把行統一在知的范疇里，知了就是行了，朝聞道夕死可也。毛澤東指出了人的思維的能動性，同時又指出思維受時間、空間等物質條件的限制。主觀與客觀不可分離，不能脫離歷史、脫離具體事物談知行。
知行孰難孰易呢？自古認為，知易行難。毛澤東主張，知與行的難易不僅從量上看，更要從質上講。思想超出了歷史條件，叫“左”，這是沒有估計到實踐的困難。而思想落后于實際，叫“右”，這是沒有估計到行動的困難。
知與行的難或易，主要是看實際條件的限制程度。
在知與行孰重孰輕上，毛澤東明確表示理論對于實踐有依賴關系，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反過來為實踐服務。
他堅持實踐第一的原則，把千百年來諸子百家爭來爭去的東西簡化、條理化。
第二步，處理知和行的轉化問題。
毛澤東認為，從實踐，到感性認識，再到理性認識，再回歸實踐，這條路徑，每一步都需要飛躍，需要從量變產生質變，需要改造。這一點，馬恩列斯都沒有講清楚。
什么是改造呢？比如我們眼前的世界如同一個凌亂的屋子，我們用感性認識知道屋子的樣貌，再經過理性認識給屋子里的各種物品分層分類、安排好秩序，再利用這個秩序對屋子里的物品本身進行變革，這就是改造。
這里頭的關鍵處是從實踐到理性認識、感性認識的銜接和轉化，這一點是傳統哲學思想無論如何也無法破解的地方。
毛澤東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實現飛躍。主觀的認識，與客觀實際相符，就是認識的第一次飛躍。在此基礎上，有意識地把由認識得來的力量放回實際，檢驗其與實際的匹配度，這就是第二次飛躍。
這種思路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解釋了一張白紙好畫圖、好做文章的道理，為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設新中國提供了思想支撐。
第三步，知與行的主體和目的是人民群眾。
毛澤東認為，人民群眾是認識的主體、實踐的主體、歷史的主體，過去忽視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的觀點，應該被顛倒過來。人民群眾同時改造著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
毛澤東的認識論可以歸結為群眾路線：通過調查研究等方式方法，將分散的群眾意見集中起來，再形成策略、方針、理論回到群眾，見于行動，并在行動中檢驗真偽，及時糾正錯誤，如此無限循環。
這樣一來，過去的英雄豪杰、圣賢皇帝們的光芒，全部被人民群眾的無限力量蓋過，因為真理在群眾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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