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讀了司馬平邦老師的文章《該在我們腳下跪著的卻被供著，哪來這么一國大傻子？》，對于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在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這種現象，我也感到不可理解。
司馬平邦老師的文章介紹說：
“米爾斯海默這個法西斯加霸權主義的美國學者，估計做夢都想不到，他在中國大學居然如此受歡迎，被圍得水泄不通的大學生拿著他的著作排隊等待簽名。” “約翰·米爾斯海默所著《大國政治的悲劇》，憑這一本書就‘吃’了中國20多年。” “在米爾斯海默這本書里，當下中國是一個當然的破壞者，一個危險的國家——所以也是一個必須被美國遏制和截殺的對象，充滿了顯見的法西斯和霸權主義偏見。” “《大國政治的悲劇》出版20多年了，但他眼中危險的中國并沒有在亞洲開上一槍一炮，且正在用鐵的事實證明什么叫和平崛起。” “米爾斯海默是美國霸權思維邏輯的代表者，他思想的初衷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地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在2024年仍然還把散布‘中國威脅論’、在中國周邊制造緊張氣氛和搞中美對立作為其核心訴求。”
“閻學通又與米爾斯海默在清華大學進行了一場辯論。按媒體描述，10月10日，這位20多年來一直主張美國要對中國強硬，主張遏制截殺中國崛起的美國人，由中國人民大學為其舉辦了一場學術講座，可容納300人的階梯教室被擠得水泄不通，領導座椅前排都有很多學生蹲坐在地上聽完了整場講座。而第二天10月11日，他又在清華大學辦了一場講座，同樣也是人頭攢動擁擠不堪，讓這個長久以來販賣仇視中國理論的老家伙感覺自己一下子成了搖滾巨星。”
而且據說：這位對待中國長期持有法西斯和霸權主義價值觀，主張美國遏制和截殺中國崛起有如“正當防衛”的米爾斯海默享受中國熱烈歡迎待遇，已經享受20年了。自從2003年10月他應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邀請訪華開始，他基本保持了每10年在10月份開啟一次中國之行的記錄。
在中國當代出現的這一系列事件是不是很奇怪？就好像中國20年來總有這么一群喜歡自虐的“賤骨頭”?？偸瞧诖?ldquo;一個屠殺自己的法西斯分子”來打自己一頓，刺自己幾刀才舒服似的。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怎么就會產生出這種：“不知自己的階級利益究竟在哪里？” 的 “賤骨頭” 怪現象的客觀存在呢？產生這種存在的條件究竟是什么呢？！
記得我小時候，大約是在6歲之前吧！家里及周圍的人，對自己所處的上海殖民地市民的地位都是很敏感的，而且是既不甘心，也不服氣的。那時候的上海，不是法租界，就是公共租界，在上海的外國人，都比中國人神氣。連印度人在中國，作為外國巡捕，他們頭上纏著紅布，我們叫他“紅頭阿三”。他們就像今天的城管似的，也能管著中國人。我的嬸嬸，她是一名小學老師，就曾被紅頭阿三扇過耳光。再加上上海當時法租界的法國公園（抗戰勝利后改為復興公園）曾經是“華人與狗，不準入內”。那時的中國人，在自己生活的環境中，直接就受著外國人的氣。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在心里不服氣，不認為中國人就比他們低一等，一定要爭一口氣。那種感情就是方志敏同志在他寫的《可愛的中國》中所流露的中國人的感情。
尋找中國的出路，就是那時許多青年的共同思想，所以“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革命就出現了新的氣象。只用了28年，就使一個舊中國變成了新中國。
那時候中國的勞動青年，從自己生活的經歷，所遭受的壓迫，很直接的就能比較、分清：誰是自己的敵人？誰是自己的依靠？自己生活的方向應該是什么？自己的路應該怎么走？
1949年解放之后，我們黨通過“革大”、“軍大”多次在社會上的公開招生，把舊社會的失學青年、失業青年一批批地吸收到革命的隊伍。經過短時間的政治學習，他們就都一批批地參加了革命工作。到1956年舊中國青年的失學、失業問題就都解決了。新中國的青年不是工作，就是學習。只要進了革命的大學校，就是革命隊伍的革命人。革命的前途對青年來說是多么的燦爛、多么的遠大?。?o:p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一首《我們是民主青年》的歌就唱出了那時青年的心聲。
“我們是民主青年，
我們是革命的先鋒。
毛澤東領導著我們，
向反動派堅決斗爭。
千萬青年，跟著毛澤東，
永遠向勝利，永遠向光明。”
可以說，那時新中國的青年是最幸福的，無限的光明前途等待著他們為之奮斗。當時沒有一個青年不想入黨。入黨，做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就是中國青年人生的方向。黨已經把我們的道路都設計好了，只要跟著黨走就行了！
當時很多的年輕人設想的社會主義，那是一個和睦的、和平的、團結一心的、奮發圖強的、美好的、高度文明的社會。
但是，歷史的發展不完全如我們的設想。道路仍然是曲折的，有三年困難時期，還有文革的疾風暴雨，更有改革的“否定之否定”。一些人糊涂了，到底應該怎樣認識社會主義呢？于是就出現了一些“糊涂的青年”。
有兩方面的因素使他們糊涂。首先是帝國主義改變了他們對待他們企圖奴役的青年的策略，由直接的壓迫、剝削變成“顏色革命”。金錢的收買，資產階級墮落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的腐蝕，使之對西方的一切盲目崇拜。其次，是由于執政黨自己放棄了階級的政策。在講階級的歷史階段，黨的每一項政策，都是有著鮮明的階級性的，都是有利于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不利于敵對階級的。在不講階級的歷史條件下，黨的政策就不可能有鮮明的階級性。對哪一個階級有利，對哪一個階級不利，也許是隨機的，無序的。在一些人的主導下，也可能更多的反而有利于剝削階級也未可知。這就容易使我們的階級關系，模糊不清。
小青年也就更加糊涂了，看不到自己和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他不懂得，米爾斯海默這個法西斯加霸權主義的美國學者的愿望，如果有一天變成現實，那么我們無論是復旦大學、人民大學、清華大學，還是其他哪個大學的學生們能夠生活的環境，也就是今天加沙地區巴勒斯坦青年人的生活。你們喜歡那樣的生活嗎？米爾斯海默就是要把這樣的生活強加給你們的人！你們卻這么歡迎他？你們不是他心目中的“賤骨頭”，又能是什么呢？！
要使青年明確自己的利益究竟在哪里？就要像毛澤東時代那樣，直接關心愛護青年，讓他們明確地感到：是黨和人民培養了他們，養育了他們，給了他們一切。他們是黨和國家的人，就像潘冬子那樣，覺得黨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青年們就不會像那些“賤骨頭”那樣，成為那種都已經是大學生了，還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兒，而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的糊涂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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