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我讀過一些講述下放農(nóng)村或“五七干校”勞動的回憶錄。那些文章，幾乎全是“訴苦叫屈”的，甚至有的把下放到農(nóng)村或“五七干校”稱為“過牛棚生活”，好像是“坐牢那樣受了千辛萬苦的罪”。而我這個既被下放農(nóng)村當過“農(nóng)民”（國家照常發(fā)給我工資），又到“五七干校”住過“牛棚”（其實住的房子比一般農(nóng)民的住房好多了）的人，或許是“人生得賤”吧，無論是被下放農(nóng)村當過“農(nóng)民”，還是到“五七干校”住過“牛棚”，卻對下放勞動同某些“高貴人士”有著不同的感受。下面，我說說下放勞動期間的一段美好回憶。
1968年1月，我這個地區(qū)財貿(mào)干校的教學科長，和妻子一起被下放到資興縣城廂公社（現(xiàn)在的資興市興寧鎮(zhèn)）一個叫朱家坪的村子里當“農(nóng)民”。與社員群眾一樣，天天“面朝黃土背朝天”出工，扎扎實實搞“苦力的干活”（我夫妻倆的出工率比社員還高，因為社員免不了家務活動要請假，而我倆每天上下午都出工），同農(nóng)民搞“三同”半年多（那半年多的感想，我己寫過一篇題為《下放農(nóng)村勞動的回憶》，講述了我受到的教育和啟發(fā)，這里就不再“炒現(xiàn)飯”了）。后來，我和妻子便被抽調(diào)到縣直單位“協(xié)助工作”了（因我們是地區(qū)下放干部，仍由地區(qū)發(fā)工資，到縣里工作不算正式調(diào)動）。我先是被安排在縣革委“斗批攺”辦公室，后到宣傳組（即縣委宣傳部）。縣委恢復后，我就被安排到了縣委辦公室工作。直到1971年9月被調(diào)回地區(qū)“五七干校”為止，我下放在資興縣農(nóng)村勞動和到縣直機關協(xié)助工作近3年時間。
我們雖是下放干部，卻得到了縣里領導和同事們的關懷。一從農(nóng)村來到縣城，組織上便在縣革委機關院內(nèi)給我們安排了一間宿舍。房中，床架和桌板椅凳樣樣齊全，不用我們自己費心購置。當時那里還沒有建什么“領導宿舍”，縣里的主要領導同志都和我們這些一般干部居住在一起，住的都是簡陋的平房。我的住處不遠就是縣里的幾位主要領導的宿舍。這些領導同志的衣著穿戴、言行舉止，完全和我們這些普通人“一模一樣，二模不差”，他們個個平易近人。因為領導和被領導居住在一塊，他們從住房里進進出出，都與我們“抬頭不見低頭見”。他們見了我們夫婦都會含笑打招呼，有時還會噓寒問暖說說話，甚至還會開個玩笑什么的，儼然知心朋友一樣。這，給我們這原先多少有些自卑的下放干部一種親切感、自信心，覺得應該盡自己最大努力搞好工作才對得起他們。
在“斗批改”辦公室、宣傳組和縣委辦工作那段時間里，讓我結識了一大批好同志、好朋友，諸如甘子良、李雄姬、宋信平、李映山、羅宏松、劉加文等等同志。“斗批攺”辦公室主任甘子良，是我建國初期在縣人民銀行工作時的老同事。現(xiàn)在老熟人又在一起工作，自然沒有陌生感，很親切；李映山同志是個爽快人，我與他徒步奔赴波水公社途中，敞開心扉，無話不談；宋信平同志蠻好客，我妻子出差期間，我這個不會搞飯菜的人常到他家里去吃飯，得到他的熱情接待；在宣傳組工作，我受到組長李雄姬的歡迎、鼓勵和關心；我同幽默風趣的羅秀才這“八個眼睛”（羅宏松和我都是高度近視眼，鼻梁上離不開厚厚的眼鏡，同事們就叫宏松為“四個眼睛羅”，叫我為“四個眼睛歐”），常常相互調(diào)侃、開玩笑取樂：我在縣委辦工作時看到羅宏松、劉加文這“兩支筆桿子”競競業(yè)業(yè)，勤勤懇退，加班加點寫材料……。所有這些，都深深刻進到了我的腦海，已是50年過去的事了，至今想起來還清晰在目。
有句廣告詞說得好：“簡單快樂，幸福生活。”那時，物質(zhì)生活平淡，文化娛樂也貧乏，機關干部甚至還要每天自己打掃辦公室內(nèi)外的衛(wèi)生（稱為“大掃除”），還要定期參加諸如挖土種菜、插紅薯等項勞動，工作、生活比較勞累、清苦。但是，人際關系不太復雜，同事之間，領導與被領導之間，干部與群眾之間，關系都比較融洽。我們只要一門心思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別的事情有組織上考慮，不用自己費心思。所以，大家想的多是如何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相互攀比、算計的事情少見。人與人之間顯現(xiàn)出的相濡以沫之真情，令人心里陽光燦爛、愉悅爽快。就是像我們這樣的外來下放干部，也能夠與大家毫無隔閡他打成一片，互信互賴、互幫互助。可以這么說，在資興縣革委和縣委機關工作那段不短不長的時間里，我接觸過的同事、朋友，少說也有上百位吧，但把我這個下放干部當“外人”看的，真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一個人，我也沒和任何人紅過臉吵過架。我們相處得像兄弟姐妹、親戚朋友。
有一件值得特別一提的事：我在宣傳組工作時，有一次早讀（那時特重視政治學習，制度規(guī)定，干部每天早上要學習政治一個小時，稱為“早讀”）時，不知怎么的，我的肚子突然痛了起來。起初還痛得輕點，我以為忍忍也就會過去，沒當回事。誰知疼痛感越來越劇烈，不久就痛得我坐立不安了。李雄姬同志（宣傳組組長）見我這個樣子，知道我是患病了，非常著急，立即打電話給縣人民醫(yī)院，請了醫(yī)生來到辦公室專門為我看病，還當即給我打了一針止痛的針。但這止痛針絲毫沒有起到減輕疼痛的作用，我的肚子仍是刀絞般疼痛。為了減輕疼痛，我用過多種方法：先是用手使勁摁住疼痛的部位，但沒有作用。我撲在條椅上讓木條頂住肚子，也沒作用。我仰臥在條椅上釋放肚腸，還是沒作用。不久，就痛得我渾身冒汗、嘔吐了……。雄姬同志見我這樣痛苦不堪，心急如焚。我看到她的神情，就像是她的親人患了重病似的，讓她難受死了。當時我妻子在縣公路指揮部協(xié)助工作，正出差在外。急壞了的雄姬同志急忙電話與我妻子取得聯(lián)系，通知她趕快回家，又把在縣革委組織組工作的歐陽森（我四弟）叫了來。在她的安排下，同事們急忙把我護送到了縣人民醫(yī)院住了院。當我這個被痛得昏了過去不省人事的人蘇醒過來時，只見雄姬、陽森等好幾位同事守在我病床邊，焦急地等著我蘇醒。雄姬同志見我醒過來了，高興地說：“植竹同志，你終于醒過來了，太好了！剛才呀，你真得嚇死我們了，你的臉色都卡白卡白了，喊你也總喊不應了，我們真的好害怕呀，生怕你有個三長兩短吶！好，現(xiàn)在終于醒了，你就安心在醫(yī)院住著，把病徹底治好，不要擔心組里的工作啊。”她對我，真的就像姐姐對待弟弟一樣，令我特別感動！
其實，那次我患的也不是什么大病，而是尿道結石，尿排不出來，脹得肚子越來越痛。經(jīng)過醫(yī)生診斷后，打針、吃藥（主要是中草藥，每天一大罐熬水喝），一個星期便康復出院了。而在我住院的六七天時間里，雄姬同志幾乎每天或親自或派人到醫(yī)院來看我，她這種不是親人勝過親人對待我這個下放干部的革命同志情誼，令我終生難忘，讓我深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溫暖和幸福。
俗話說：“只要人緣好，就是喝開水也甜。”我在資興縣機關工作遇到了這么好的領導、同事，心里能不格外高興、爽快么？人家沒有把我這個下放干部當“外人”，我也就沒有“做客思想”，而是盡量發(fā)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實干苦干把工作做好。舉個例子說吧：
有次地區(qū)召開農(nóng)村工作會議，資興縣管農(nóng)業(yè)的革委副主任要出席并被指定要在大會上發(fā)言，介紹滁口公社的先進結驗（該公社在省直單位下放干部幫助下，組織基層干部和社員學哲學出了名）。這就需要派人到滁口公社去再整理一份大會發(fā)言材料。這差事攤到我和另外兩位同志的身上。從縣城到滁口有七八十里山路，當時還沒有通車，得靠兩腿一步一個腳印像量布蟲爬行，而時間又非常緊迫，必須在四天內(nèi)完成任務（其實就是兩天加三個晚上的工作時間，因為往返的路上就需走兩天）。在這艱巨任務面前，當時我的身體雖稍有不適，也沒有以此為借口向領導“講價錢”推脫，而是二活不說，急忙收拾毛巾、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就同那兩位同志一道動身搖腳，爬山涉水，奔赴到了滁口公社。走了一整天山路，我們已是腿腳麻木、精疲力竭了。但為了趕任務，我們只能匆匆在公社食堂吃了晚飯便立即投入工作。經(jīng)過不分白天黑夜地苦干，終于如期完成了那次相當艱巨的任務。
我下放到資興，無論是在農(nóng)村勞動，還是在機關工作，都是積極肯干、非常賣力的。我的努力，得到了領導和同事們的認可和稱贊，被評上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五好干部”。在發(fā)給我的那張獎狀上，蓋上了郴州地革委會和資興縣革委會兩顆鮮紅大印，給予了我莫大的榮譽。這，對我這個下放干部來說，真的是一個莫大的驚喜啊！
你們說說，我下放農(nóng)村勞動那一段時間，是不是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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