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們市文聯為了掌握本市文學創作情況，發出通知要求各位作者報出發表過的作品名稱、時間，發表的刊物封面、目錄和獲獎證書等的復印件。
我這個人馬虎，沒有把發表了的作品全部都收藏起來，收藏了的部分資料，好像是放在了一個小皮箱里。這小皮箱留在我和老伴生前居住的宿舍中。老伴去世后，我被兒女們接走同他們一起居往了，小皮箱沒有帶到身邊。這次為了配合單位工作，我才把這小皮箱取到我現在所住的地方地來。打開這小皮箱，發現我沒猜錯，果然一些作品獲獎證書等資料收藏在箱子里。還出乎我的意外，竟然看到我文學作品第一次獲獎的證件。這個證件，不是精制漂亮的“獲獎榮譽證書”或“獎狀”，而是一張普通紙上面印的一個《湖南群眾文藝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獻禮文藝創作評獎獲獎作品通知書》，通知書由《湖南群眾文藝》編輯部發出，蓋上了公章。
因為這是我的文學作品第一次獲獎，這一篇小寓言雖只得了個三等獎，卻竟然發給了我30元獎金。我自然是興高采烈、樂不可支的，記憶也就非常深刻。
當時的獎金30元是個什么概念呢？記得當年我的工資也就60元的樣子（那時物價特低廉，且穩定，每人每月的伙食費也就10元左右吧）。就是說，這30元獎金達到了我半個月工資，夠一個人3個月的伙食費。而且我這篇題為《蟬的肚子為何是空的》小寓言，發表在《湖南群眾文藝》1979年第1期時，已經給我發了稿費。可見那時的黨和政府對文化（包括文藝）是非常重視的。我想，要是我這篇小寓言，放到現如今發出，不說只評上一個三等獎，即使評個一等獎，估計獎金也不會有我一個月退休金的五分之一。這樣一比較，就能看出毛主席和毛澤東時代對文化、文藝和知識分子是夠重視的了。想想哦，那時我國的經濟還說不上富強，財政卻能撥出不少款項來支持文化（含文藝）及其創作者，能說毛主席和毛澤東時代不重文化和知識分子嗎？
我還聽說過，在毛澤東時代，老舍出版一部小說的稿費，就在北京城買了一棟別墅；梅蘭芳的工資比毛主席的高得多……這許多令人驚嘆的事例，難道不是毛主席和他所領導的國家政府重視文化（文藝）和知識分子的鐵證嗎？
當然，重視不重視文化（文藝），不能單看金錢，更要看對人才的培養，即重視不重視對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文化和文藝人才的培養。拿我熟悉的文藝界來說吧，毛澤東時代，對工農兵作者，對人民群眾中的作者，那是當作寶貝一樣愛護，精心進行培育的。直到1979年我到地區文聯主持工作時，都還保持看這種好的做法。那時，我們很重視培養工農和基層群眾中的作者，對那些有一定寫作水平，而家庭經濟困難、上一趟城都不容易的作者，我們文聯的同志就采取帶上稿紙下鄉去，登門同他們探討作品的修改，并把稿紙送給他們寫作。
還有一點不得不說一下。毛澤東時代，作者給報刊投稿是不用付郵資的。你只要在信封上面寫“稿件”二字，不用貼郵票，把稿件往郵筒一塞，稿件就會安全送到編輯的手里，且萬無一失。這事看似是“小事一樁”，但對家境貧窮的初學寫作者來說，卻是很珍貴的福利。
一般來說，一位作者要能夠在報刊上發表作品，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往往寫上兩三年，投上幾十篇甚至更多的稿子，都不一定能發表“處女作”。想想吧，“爬格子”費了許許多多的時間和心血，還要花去一筆資金買筆墨紙硯，買郵票投寄稿子，這對家庭經濟不好，一個銅板都巴不得掰成兩塊用的作者來說，短時間做做還可以，但要數年能堅持不懈做下去，卻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易事。據我所知，國家取消給作者免郵資的政策后，有些原本有一定寫作能力的作者，卻因家庭經濟不好，無奈萌生“寫稿這既費力又花錢、久久看不到成就的事，不做也罷”的情緒，從而放棄寫作了的，不在少數。但國家對投稿采取免郵資的政策，則對那些作者是一種幫助和鼓勵，讓一些熱愛文學、家境卻貧窮的許多作者堅持下來，最終走上了文學之路。我們郴州就有許多工農作者成為了著名作家，全國從工農中培養出來的著名作家就更多了。
然而，如今有些反毛、非毛、極力否定毛澤東時代的“公知”，不僅胡說“毛澤東不重視文化知識”，而且還污蔑“毛澤東整知識分子”。這真是太不地道了！毛主席自己就是文化人，是大知識分子，他怎么會不重視文化知識和知識分子呢？只不過毛主席是從農村中走出來的文化人，他主張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相結合，知識分子要為工農兵服務，要為人民大眾服務，要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凡是這樣先進的知識分子，毛主席是很喜歡的、很愛護的。正因為如此，在那艱難困苦的革命時代，才有大批的進步知識分子滿腔熱情地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干革命；也正因為如此，一些在國外享受很好生活的愛黨愛國的高級知識分子，沖破重重阻力，甚至是冒著生命危險，都毅然回國來建設社會主義租國。請問，假若毛主席不重視文化知識，不重祝知識分子，能夠出現這樣的世上奇跡嗎？
不錯，毛主席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提出過“要改造思想”的主張的，要求他們把資產階級思想改成無產階級思想，同工農勞動大眾結合成一體。這是愛護知識分子的表現，而不是什么“整知識分子”呀！具有革命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對此是持歡迎和贊賞態度的，他們以自己能夠成為工人或農民的朋友、成為人民中的一成員，感到非常高興和榮幸。你如果不信，請看一個“真假田漢的小故事”：
1929年，著名文學家田漢率領南國社，到南京曉莊公演，受到校長陶行知和師范院校學生、農友的熱烈歡迎。會上，陶行知在致歡迎詞時，熱情洋溢地說：“今天我以‘田漢’的身份歡迎田漢。曉莊是農民的學校，農民是曉莊的好朋友。我們的教育是為種田漢而辦的教育……所以我以‘種田漢’代表的資格在這兒歡迎田漢。”田漢也用風趣的話說：“陶先生說，他是以‘田漢’的資格歡迎田漢，我實不敢當。其實我是一個假‘田漢’，能夠受到陶先生這個真田漢的歡迎，實在感到榮幸。我們一定要向真田漢學習。”
田漢何許人也？劇作家、戲曲作家、電影編劇、小說家、詞作家、詩人、文藝評論家，中國現代戲劇三大奠基人之一。他創作歌詞的歌曲《萬里長城》的第一段，后來成為我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他夠大知識分子、大名人的資格吧？
陶行知呢，不錯，同樣也是大知識分子、大名人。他是很有名的人民教育家、博士，當過東南大學教授、教務主任。從1926年起，他發表了《中國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等重要文章，為中國教育攺造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這樣鼎鼎有名的大知識分子，卻能以種田的農民當朋友、被稱為“田漢”（種田的漢子）為榮，并謙虛表示自己不夠資格得“種田漢”這個稱號，表示要向農民學習。這，就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
由此可見，把“改造思想”說成是“整知識分子”的人，即使不是有意歪曲、污蔑，也一定是思想相當落后的角色。
我再來來說說毛主席提出“改造思想”這個問題的本意吧。“改造思想”這個詞雖然不好聽，有的“公知”一聽就反感，但毛主席的本意是好的，是說我們大家都要學習，都要進步。他《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所有的人卻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我說所有的人，我們這些人也在內。”《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主席還解剖過他自已的思想改造過程。他說：“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已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毛主席都說自己要改造思想，怎么有的“精英”就自覺“高明”“特殊”、不需要改造思想了呢？其實，那些嚴重脫離勞動群眾，高高在上，用俯規甚至是用仇視的眼光，看待工人農民的“磚家”“叫獸”，還有那些變質缺德、腐化墮落了的腐敗分子（其實也都是知識分子），實在是太需要思想改造，刻不容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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