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如果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對這一說法，筆者并不贊同。
眾所周知，寧都會議是毛主席倍受冷落的開始，也是中央紅軍遭受災難的開始。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拒不接受毛主席正確建議的第五次反圍剿歷經整整一年的苦戰慘遭失敗，中央紅軍由10萬大軍減至8.6萬人。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戰略轉移僅一個多月的中央紅軍在湘江上游與國民黨軍苦戰五晝夜，史稱“湘江戰役”。
這次戰役，中央紅軍雖然突破了國民黨軍重兵設防的第四道封鎖線，但也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從長征出發時的8.6萬多人銳減到3萬余人。
其實，早在湘江戰役前的"禾塘會議“上，當最高“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作出“南北兩路分別從道縣和永明進入廣西，分四路縱隊從興安、全州一帶搶渡湘江”的軍事決策時，毛主席就曾極力反對。
毛主席認為，大軍進入兩江（瀟水和湘江）狹長地帶是兵家之大忌，更何況蔣介石已經調重兵集結湘江沿岸各渡口布下了口袋陣，正等著紅軍往里鉆。因此，他反對紅軍過湘江，主張沿著湘江東岸北上，避開國民黨的大隊，伺機進入湘西，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
遺憾的是，由于毛主席早被排擠在外，"三人團"對他的意見置若罔聞并一意孤行，最后導致中央紅軍喋血湘江。
湘江一役后，紅軍士氣十分低沉，各種情緒滋生蔓延，所有人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紅軍何去何從？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紅軍翻越老山界，攻占了湖南懷化最南端的通道縣城。12月12日，中央主要負責人在通道原縣城縣溪鎮的“恭城書院”召開緊急會議，史稱“通道會議”。
"通道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研究解決處于危機情況下的紅軍行軍路線和戰略方針問題。
會議于當天下午5點多召開。會議現場六把椅子圍著一張方桌擺開，是博古、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和李德六人的座椅，另一把椅子擺在一個角落，是給旁聽的毛主席坐的。
在會上，李德堅持要紅軍按原定的戰略方針，立即北出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對此，坐在角落里的毛主席堅決反對，并與李德唇槍舌戰，據理力爭。
毛主席認為，蔣介石早已察覺紅軍的行軍意圖，已經調集主力部隊近20萬人，在湘西一帶，布成一個大口袋，正等著紅軍往里鉆。他反復強調湘西去不得，并建議避開國民黨軍的鋒芒，西進貴州去創建新的根據地。
他說：“我們何不來個避實就虛，甩掉眼前的強敵到貴州去，為什么要去鉆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嘛！”
最終，毛主席提出的轉向方針得到了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和朱德四人的贊成和支持。晚上7時30分，周恩來、朱德當機立斷，下達了萬萬火急電令。
萬萬火急，是紅軍電令“急”、“萬急”、“十萬火急”、“萬萬火急”四個等級中的最高等級。標注"萬萬火急"的軍事電報，意味著非同尋常的重大軍事決定，容不得半點等待和停留，已經十分危急了，必須馬上執行。
萬萬火急電令發出的第二天清晨，中央紅軍在通道境內分兩路轉兵西進，避開了敵人布下重兵的包圍圈，打了蔣介石一個措手不及，完成了紅軍長征中著名的“通道轉兵”。
當時擔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回憶說：毛主席西進貴州的主張，得到多數同志的贊同。中央鑒于形勢，接受了這一正確建議。
《紅軍長征史》寫道：短促的通道會議，是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來，毛主席第一次在中央有了發言權，也是他的意見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數同志的贊同。
劉伯承元帥在《回顧長征》一書中寫道：“部隊在12月占領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克了黎平。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3萬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
由此可見，如果不是毛主席提出轉向，按李德的原定戰略方針，中央紅軍必將全軍覆沒，而一旦中央紅軍沒了，其他紅軍很快就會被蔣介石剿滅，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在黑暗中摸索的機會。
事實證明，只有按毛主席的方針辦，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勝利。
中國革命是這樣，社會主義建設也是這樣。
實踐證明，凡是真正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革命、建設、改革就勝利、就成功、就順利、就前進、就發展；凡是違背了毛澤東思想，革命、建設、改革就會走彎路、就倒退、受挫折，遭失敗。過去如此，現在如此，今后仍然如此。
所以，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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