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歷史經驗，今后文化建設將是中國建設的重要任務。毛澤東同志20世紀60年代抓了這件事，我們避免了蘇聯悲局，那三十年后呢？為了三十年后的中國，我們就得從今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建設開始。

　　憤怒出詩人，國衰詩詞盛。恩格斯說：“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紀的法國對英國（而英國哲學是法國人引為依據的）來說是如此，后來的德國對英法兩國來說也是如此。”[1]恩格斯揭示出歷史上文化的高峰與經濟的高峰是在相互交錯和此消彼長的不平衡中出現的。朱熹也發現了這一規律性的現象，他說：“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卻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2]“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 [3]

　　這種文化與經濟的不平衡發展規律從世界范圍看在中國宋代表現的尤為典型。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歐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處于最低點。其水平顯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紀時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國、印度以及東亞、西亞的其他地區的水平”；麥迪森同時也認為“11世紀是西歐經濟開始上升的轉折點” [4]。這就是說，中國宋朝經濟已處于世界經濟發展的巔峰，同時也處于世界歷史政治轉換即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的新起點，這個新起點也是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衰落的歷史節點， [5]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 [6]的節點。

　　國家多崛起于貧寒，衰敗于恬嬉。宋朝世風侈靡，國富而兵驕，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還主要是它那脫離實際的浮華學風。

　　宋代經濟成就曾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與此同時，人的認識離實際卻是漸行漸遠，唯心主義成了意識形態的主流。整個社會的文風漸入“辭浮漂而不歸” [7]的空泛。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頤（1017～1073）及其學生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將“太極”之說推高至普世“天理”，認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 [8]。這時的“理”，類似今天一些人講的所謂高于具體國情的“普世價值”。這導致宋代政學兩界空論風盛：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 [9]，為政者則“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 [10]。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徑與實際經驗嚴重脫節 [11]，這使國家許多官員的政治見識多流于“紙上空談耳” [12]。蘇轍（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陳：“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 [13]這種現實與盛唐時那“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 [14]的情勢形成鮮明反差，而與目前中國大學生蜂擁直考國家公務員的情勢及其后果卻十分相似。

　　人的思想及其理論一旦脫離實際，學風也就隨之墮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國家的衰落。與蘇轍同代的司馬光也感受到空談普世價值（即所謂“天理”）給國家帶來的危險。他雖身系朝政，卻仍無力回天，無奈只有將自己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寄托于筆下。在司馬光筆下的《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歷史事件，其目的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15]全書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導致國家分裂、諸侯雄起的政策失誤開篇 [16]，記載了長達1362年的歷史，一個故事一攤血，沒有口號，絕無大話，更無空話 [17]。它猶如暗夜里的閃電，晴空中的驚雷，與當時那嚴重脫離實際、空論普世理學的學風形成強烈的對比。

　　中國自南宋以降，中國封建經濟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差距越拉越大，但中國文化高潮迭起，經世致用的學風興起于湘湖地區，這是因為湘湖一帶是中國歷代尤其是宋、明兩代亡國后從中原逃難文人的匯聚之地。亡國了，就不會空談了。面對江北昨天還屬自己今卻易手他族的大好河山，這時的文人做學問就不會再有“也無風雨也無晴”[18]的閑情了，而“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19]則成了那一時期涌動在南逃文化人心中的主流意識。南宋朱熹在岳麓書院開一代新風[20]，后經明朝王陽明、王船山等力推，促成了中國文化的近代覺醒，出現了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及后來的一大批身體力行，經世致用的知識分子。鴉片戰爭后，中國處于亡國的邊緣，這時出現了中國國民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此后中華民族走向站起來、富起來和即將強起來的偉大復興新時代。

根據歷史經驗，今后文化建設將是中國建設的重要任務。毛澤東同志20世紀60年代抓了這件事，我們避免了蘇聯悲局，那三十年后呢？為了三十年后的中國，我們就得從今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建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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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頁。

　　[2]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朱子全書》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4頁。

　　[3]《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朱子全書》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8頁。

　　[4]［英］安格斯•麥迪森著，伍曉鷹等譯：《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頁。

　　[5]“幾乎所有的權威人士都認為，在宋朝（960～1280年），中國經濟出現了強勁發展新勢頭，人口急劇增加，農業有了明顯的進步，專業化和貿易加強了，城市經濟也更加繁榮。”“我們有理由認為，宋朝的經濟增長速度確實很快。人口增長的速度明顯增加了，人均國民收入好象也有可能增加了。”“到了宋朝時，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歐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國的水平了。我認為宋朝時的人均收入增長了大約三分之一。從14到17世紀，極有可能又降下來了，而在明清兩朝的漫長年代里，可能大致保持了平穩。”[英］安格斯·麥迪森著，楚序平、吳湘松譯：《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35～36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頁。

　　[7]〔南朝梁〕蕭統編，張葆全，胡大雷主編：《文選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454頁。

　　[8]《二程遺書》卷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9頁。

　　[9] ﹝北宋﹞蘇轍：《上皇帝書》，載于《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9頁。

　　[10] “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茍不出于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北宋﹞蘇轍：《上皇帝書》，《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8頁。

　　[11] 宋代士大夫入仕的途徑很多，諸如科舉、資蔭、攝官、特奏名、骨吏、納粟以及從軍補授，外戚推薦等。但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科舉。宋代科舉主要有進士、諸科兩大形式。由進士科出身而位至宰輔者大大多于諸科出身。一般而言，進士錄取名額較少，但大多為才智卓異之士，所以說“宋之得才，多由進士”。歐陽修謂：“自太宗崇獎儒學，驟耀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太平興國二年(977 年)至天圣八年(1030 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魏泰稱：“本朝狀元及第，不五年即為兩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所以由進士出身，是士大夫擢升為宰相的一條主要途徑。據統計，北宋從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開始至欽宗靖康元年(1126 年)凡166 年有宰相72 人，南宋從高宗建炎元年(1127 年)開始至趙昺祥興二年(1279 年)凡153 年，有宰相63 人。其中進士出身的，北宋有63 人，占總數87%強，南宋有48人，占總數76%強。可見宋代宰相以進士出身為最多。王翠：《從貴族到庶民———唐宋宰相家庭出身及入仕途徑的比較研究》，載《文藝評論》2011年第8期。

　　[12]毛澤東讀北宋策論時的批注。轉引自陳晉：《讀毛澤東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93頁。

　　[13]﹝北宋﹞蘇轍：《上皇帝書》，載于《蘇轍集》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70頁。

　　[14]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蕭滌非等著：《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頁。

　　[13]﹝北宋﹞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王仲犖等編注：《資治通鑒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97頁。

　　[14]﹝北宋﹞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王仲犖等編注：《資治通鑒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98頁。、

　　[15] 司馬光將國家分裂看作萬惡之首并以此為通鑒的開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韓、趙、魏“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它導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圣賢之后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北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卷一《周紀一》，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頁。）宋神宗在為通鑒寫的序中也認為：“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北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宋神宗資治通鑒序》，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9頁。）毛澤東說：“司馬光所以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是因為這一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或著說是司馬光認為發生了一件大事。”“這年，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這一承認不要緊，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了，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鍵。”（薜澤石：《聽毛澤東講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頁）

　　[16]南宋胡寅轉述司馬文正的見解認為，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事雖備而立義少”。﹝南宋﹞胡寅撰，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舊序》，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3頁。

　　[17]宋代以文學見長（比如王安石、歐陽修、蘇軾、蘇洵、蘇轍、曾鞏等）的政治人物甚多，而有政治建樹的卻極少。毛澤東讀他們的政論文章，評價普遍不高。他在讀馬周給唐太宗的上疏時，想到宋人的策論，批注說：“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讀歐陽修的《朋黨論》，他批注說：“似是而非。”讀蘇洵的《諫論》，批注說“空話連篇”，“皆書人欺人之談”。對蘇洵所著《六國論》中提出六國如果聯合起來“并力向西”，就不會為秦國所滅的議論，毛澤東批注：“此論未必然”，“凡勢強力敵之聯軍，罕有成功者”。讀曾鞏的《唐論》，毛澤東批注說：“此文什么也沒有說。”轉引自陳晉：《讀毛澤東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93頁。

　　[18]〔北宋〕蘇軾：《定風波》，胡云翼選注：《宋詞選》，岳麓書社2022年版，第55頁。

　　[19]〔南宋〕岳飛：《滿江紅》，周嘯天注評：《宋詞一百首》，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101頁。

　　[20]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應岳麓書院的山長張拭之邀來書院講學，盛況空前，兩位大師的論學，成了歷史上有名的“朱張會講”，大大推動了宋代理學和古代哲學的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