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隊內部,如果出現了一部分變質的、相互聯系的、相互保護的資產階級分子,人民該怎么辦?毛主席教導人民——就該自己站起來捍衛自己當家作主的權力,并在實踐中鍛煉出自己的骨干力量,鍛煉自己捍衛自己當家作主權利的本領。
毛主席指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階級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七冊):《對陳正人關于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和批注》)正如毛主席所說,由于官僚主義者階級利用自身職務掌握了一部分生產資料的支配權、管理權,又吸了工人階級的血,就是實實在在的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相互聯系、相互保護的話,群眾如果沒有權力揭發他們的話,就無法捍衛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無法對這部分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所以,主席非常重視 “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7年,七十四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以,主席認為,“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決定著防修反修探索的命運。只有最真實、最管用的全過程的無產階級民主,才能實現對先鋒隊內部變質分子的無產階級專政。
毛主席看得很清楚:單純自上而下的在上層清洗一兩個小集團或一兩個“機會主義分子”,是治標不治本的,是無法較為全面的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突破官僚主義者階級之間的“官官相護”的。受到過官僚主義者階級欺壓的群眾更清楚誰壓迫了自己、誰欺負了自己。所以,周總理也講:“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要靠自己。一切革命者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勤務員,先當群眾的學生,后當群眾的先生。要堅決反對包辦代替,做官當老爺,站在群眾頭上瞎指揮。”(《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打擊欺下瞞上的變質分子,與其交給不知情的上級或者同為官僚主義者的上級,不如交給汪洋大海一樣的、變質分子根本無法收買的群眾。不管你是干部還是群眾,誰對了就聽誰的,群眾對了就要聽群眾的。
依靠群眾,并不等于忽視先鋒隊的作用。主席講:“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主席并不是不要先鋒隊,他的設想是在群眾斗爭中鍛煉出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先鋒隊!
當群眾在斗爭中鍛煉出了一些骨干力量,主席也把握著尺度,決定實現大聯合、三結合,建立新的領導機構——委員會。于是,1968年9月,“全國除臺灣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8年,七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并迅速制止了探索過程中出現的派斗等問題。
我們不得不說,主席看的是比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治家都要遠的。僅僅自上而下的清洗幾個所謂的“機會主義分子”,是治標不治本的,不符合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實際情況,這種方法沒啥值得吹的。上邊即使干凈了,單純的自上而下也無法預防中層和基層修正主義、官僚主義者的欺下瞞上和官官相護,無法充分實現無產階級當家作主。而且,上邊出了問題,群眾不鍛煉出自覺捍衛自己當家作主的意識和能力,誰解決問題呢?所以主席講:“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7年,七十四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不僅可以凈化上層,也可以凈化中層和基層;這樣,群眾也可以在大風大浪中鍛煉出自己捍衛自己當家做主的能力,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打下比較扎實的群眾基礎。
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誰真正做到這些了?唯有毛主席做到了!就憑這一點,稱毛主席為最有遠見的政治家,毫不為過!在探索過程中由于舊習慣勢力的阻撓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些我們絲毫不回避。但是這些不是我們全盤否定毛主席關于全過程無產階級民主的理論和實踐的理由。正如李慎明老師所說:“在中國共產黨的歷代領袖中,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十分敏銳地借鑒蘇聯黨靜悄悄地改變顏色的深刻教訓,是最為重視解決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問題的第一人。他及時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如何確保黨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并努力艱辛實踐。至于在艱難探索如何實現黨永不變質這一根本性的戰略思想中所出現的失誤甚至錯誤,我們亦必須實事求是加以重視,并切實改正。但決不能由此否定毛澤東關于黨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本身。”(李慎明:《關于正確評價毛澤東方法論研究——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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