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中國成立以來27年特別是1959年以后，毛主席領導我們進行的經濟建設面臨著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困難，而且取得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速發展成就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這一人口最多、小生產者規模最大、工人階級基礎遠遠薄弱于歐洲國家、封建阻力遠遠大于歐洲國家、現代化程度低于歐洲國家甚至印度這樣的亞洲國家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要知道，我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底子比印度還薄弱。如李捷所說：“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完成時，中國工業發展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有35.5%。蘇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前的1928年，這兩個比重已經分別達到45.2%和39.5%。1952年，中國許多重要工業產品的人均產量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落后于印度。如鋼產量,美國為538.3公斤，印度為4公斤，中國為2.37公斤;發電量，美國為2949度，印度為10.9度，中國為2.76度。”（《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歷史貢獻》：《三、順利實現大規模工業化建設良好開局》）
“一五計劃”取得了輝煌成就，但是“一五計劃”只是初步改變中國落后面貌，并沒有徹底改變中國當時一窮二白的現實。所以，1958年，毛主席講：“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8年，六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一五計劃”以后，毛主席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所面臨的困難依然是空前巨大的。特別是1959年蘇聯撤資之后，新中國受著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全面的封鎖包圍，面臨著極端緊張的國際環境。1959年以后的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面臨的阻力、壓力、困難程度，無疑是大于“一五計劃”時期的。這是“難上加難”。
上述內容可見，新中國經濟建設面臨的困難程度，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李慎明老師說：“新中國經濟建設是前無古人的宏偉而又十分艱巨的事業，是要徹底掀翻人類幾千年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礎。”（李慎明：《正確認識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的艱辛探索和偉大成就》），是完全正確的。
面對世界經濟建設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困難條件，毛主席仍然領導中國人民，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的現代化建設速度，實現了中國獨立而又完整的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締造了世界經濟建設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跡。正如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所說，“幾個‘后發工業化大國’中，德國1880——1914年每10年的平均工業總產值的增長速度不過是33%。，日本1874——1929年不過是43%，蘇維埃俄國1928——1958年不過是54%，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竟然達到了64%，這如果不是毛澤東的驚人壯舉和偉大成就那又是什么?”（[美]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身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超過了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現代化建設的速度，而且面臨的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困難的客觀條件。就憑這一點，稱毛主席為人類歷史上最會領導經濟建設的政治領袖，毫不為過！
（2）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困難條件下使中國擁有了主要工業生產能力的“二五計劃”以來國民經濟調整的成就不可忽視
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現代化建設的27年所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是我們在整體肯定這27年偉大成就同時，不要像當下很多自媒體以及學術文章一樣過分強調“一五計劃”的成就、過度淡化1958年——1976年的輝煌成就。恰恰相反——由于1959年以來十七年新中國經濟建設面臨的困難、阻力更加巨大，卻也取得了超高速發展的輝煌成就，其偉大程度甚至可以說是大于可以大量購買蘇聯設備的“一五計劃”時期。不顧新中國在“一五計劃”以后進行經濟建設的客觀條件特別是國際環境遠遠比“一五計劃”時期更困難，就貶低之后的三個五年計劃的偉大作用，是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必須承認，新中國大部分的工業生產能力，實際都是在“大躍進”時期開始具備的。“據統計，從新中國建立到1964年，重工業各主要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躍進’期間開工的。這三年新增的煉鋼能力占從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新增煉鋼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紡錠占25.9%。”（《黨史博采》：《新中國是怎樣實施前四個五年計劃的?》）這一成就，無疑已經超越了“一五計劃”。因為“一五計劃”時期，我們還沒有具備這些主要的工業生產能力。正如楊松林老師所說：“那你看看鋼鐵板塊的來歷:寶鋼、邯鋼、濟鋼、杭鋼安鋼、南鋼、酒鋼、三鋼、鵬博士一、華菱鋼鐵等，都是大躍進時期新開工項目;武鋼、首鋼、包鋼、太鋼、廣鋼、柳鋼、大冶特鋼等都是大躍進新建或進行重大改造的。”（邋遢道人：《關于中國共產黨四個三十年的對話》）
1958年，雖然當時我們自己也犯過頭腦發熱的錯誤，但是我們的領袖毛主席最早冷靜下來、最早糾正這些錯誤。在糾“左”的過程中，我們面臨的是空前惡化的國際環境和持續三年的史無前例的嚴重自然災害。外部環境惡化，就是蘇聯的撤資和逼債——這使我們必須更加擴大對本國農業資金的積累以支援國內工業并還外債。當時，“周恩來說:蘇聯撤退專家，影響了我們各方面的工作，想拿這個來壓我們，這怎么能壓得成呢?談到對外貿易問題時，周恩來說:我們欠蘇聯的主要是糧、油、肉、蛋四種農產品。外貿方面現在欠它十六億多盧布，加上到期應還的貸款七億盧布，明年需要還賬二十三億盧布。會上群情激憤，大家表示勒緊褲帶也要還債。有人說，要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有人說，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說:爭取明年還清這個賬。周恩來說:總之一句話，明年是不是能還光了，最好還光。”（《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0年，六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三年困難時期，自然災害更是極其嚴重。但是，我們依然克服了嚴重的天災。所以，“彭真主持慶祝大會并講話，指出:我國經濟情況一年比一年好，今年已經出現了國民經濟開始全面好轉的局面，連續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帶給我們的困難，已經被偉大的中國人民戰勝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3年，七十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面臨如此嚴重惡化的客觀國際條件和自然災害，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仍然取得了那樣巨大的工業化建設成就，這難道不值得我們這些后輩高度認可和感激嗎？當時我們面臨的困難比當年的蘇聯更大。
蘇聯在犯了嚴重“左”傾錯誤的“一五計劃”時期，面臨的外部環境卻比較有利于他們的工業化建設。1929年11月3日，《真理報》發表《大轉變的一年》，指出“使我們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集團)膽顫心驚的五年計劃最高方案實際上變成了五年計劃的最低方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0頁。）；在1930年6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大上，斯大林代表蘇共中央所作的工作報告提出了“生鐵產量從五年計劃的一千萬噸提高到一千七百萬噸，汽車產量從十萬輛提高到二十萬輛，拖拉機從五萬五千臺提高到十七萬臺，聯合收割機從未列入五年計劃提高到四萬臺，有色金屬工業和農機制造業的產量也提高了一倍多。”（《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00-301。）的高指標。后來，1932年1月底至2月初,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會議不得不承認“1931年的年度計劃在質量指標和數量指標方面都沒有完成。”（《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第4分冊，第278頁。）的事實。蘇聯犯了嚴重“左”傾錯誤的時候，他們面臨的外部環境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嚴重的經濟危機（所以西方急需出口過剩的工業設備以緩解嚴重的生產相對過剩帶來的經濟危機），這給了蘇聯比較有利的購買西方先進工業設備發展本國工業的條件，“1931年蘇聯的購買總額占世界機器設備出口總額的1/3左右,1932年上升到1/2左右。1926-1931年,蘇聯的進口額約增加了5倍,其中,重工業設備進口額增加了 11倍,而在進口額中，90%左右是機器設備的進口。”（[蘇]K.彼得羅相《蘇維埃工業化方法》1952年版，第 77 頁。）
同樣是國內面臨現代化建設的曲折，我們中國遇到的國際環境是什么？是蘇聯撤資和逼債，是兩大帝國主義對我們共同的封鎖包圍！如此困難的條件下，毛主席領導我們不僅度過了困難時期，而且在國民經濟調整恢復的1965年“農業生產總值增長8.3%，完成計劃產值的107.2%，是新中國成立后增長最快的年份。工業產值增長26.4%，完成計劃產值的117.6%。”（《黨史博采》：《新中國是怎樣實施前四個五年計劃的?》）。
（3）正式建成了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新中國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和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期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偉大成就
毛主席執政的最后十年，并不是“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是經濟超高速發展。“三五”和“四五”計劃期間，我國外部環境雖然相對于“二五”計劃有所改善，但是面臨的困難也是大于“一五計劃”時期的。即使我們有過引進國外設備的四三方案，但是引進的規模也是有限的，并無法和“一五計劃”時期購買的“156工程”相比。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我們建成了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奠基。
1966年，經濟增長還是極其高速的。“由于有上半年增長的基礎，全年國內生產總值仍比上年增長10.7%，工業總產值增長20.9%，農業總產值增長8.6%。”（《黨史博采》：《新中國是怎樣實施前四個五年計劃的?》）1968年，隨著全國革委會的組建，社會秩序實際上已經走向了穩定。于是，“1969年以后，隨著國內局勢稍趨安定，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來等領導人抓住時機，加強了對經濟的計劃管理。使’三五’后兩年生產先后出現了23.8%和25.7%的超高速增長。”（《黨史博采》：《新中國是怎樣實施前四個五年計劃的?》）
筆者對《黨史博采》的這篇文章能引用權威數據證明1969年和1970年的高速發展非常贊同，但是筆者對這篇文章沒有提到毛主席對于經濟高速發展的決定性領導作用，是極其不贊同的。沒有毛主席的支持、沒有毛主席的批準，周總理等人能“抓住時機，加強對經濟工作的計劃管理”嗎？“三五”計劃時期，毛主席是極其重視生產發展的。1969年7月23日，毛主席親自批示發出的中央布告強調：“逃跑流竄者，實行追捕，歸案法辦。不許侵犯部隊的武器裝備和其他物資。利用國家的工廠和物資私造武器的行為，都是嚴重的犯罪，必須依法論處。逮捕法辦破壞交通和搶劫物資的極少數壞頭頭、搶劫國家財產的主犯、殺人放火的現行犯罪分子。自布告公布之日起，凡離開生產和工作崗位的群眾，逾期一月不歸者停發工資;如繼續頑抗，長期不回，視情況給予紀律處分，直至開除。凡分裂革命大聯合、破壞革命‘三結合’的行動，另立的山頭，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認。”（《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9年，七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三五計劃”取得輝煌成就，離不開毛主席的領導。
“四五計劃”時期，毛主席領導我國人民乘勝追擊，實現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成功建立。正如李捷所說：“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這艱難的十年中，我國排除各種干擾，還是在繼續進行工業建設。最顯著的就是1970年我國發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1975年又成功發射了第一顆返回式衛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的建設，也是在70年代開始的……所以，到70年代中期，我國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已經初步建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獨立的工業化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解決了整個工業基礎的問題，解決了我們制造業從無到有的問題。”（《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歷史貢獻》：《結束語、毛澤東在新中國發展中的歷史地位》）從此，一個擁有全產業鏈的、擁有獨立而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新中國誕生了！
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全產業鏈的國家。這一點，美國、歐洲、日本都沒有做到。擁有完整的重工業體系但是由于過度強調發展重工業而輕工業和農業相對薄弱、產業結構相對不合理的前蘇聯，也沒有做到。中國為什么有全球唯一的全產業鏈、有全球最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毛主席的高瞻遠矚、正確領導——特別是毛主席在“一五計劃”之后的三個五年計劃中以不同于蘇聯的、適合中國自己國情的路線方針進行的正確領導。讀了這些內容，我們不喊一句“毛主席萬歲”，是不是對他老人家太不公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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