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關于毛主席反感個人崇拜的史料梳理
1966年，毛主席對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做了修改，“把文中‘毛主席的這四篇著作(指紀要中提到的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chǎn)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夠我們無產(chǎn)階級用幾百年的了’，改為‘毛主席的這四篇著作，夠我們無產(chǎn)階級用上一個長時期了’。刪去稱《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最高峰’、‘解放軍是主席親手締造的’‘高高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等語句”（《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66年，毛主席審閱周恩來等報送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關于的決定》和《中國共產(chǎn)黨章程(草案)》，毛主席“將文中的‘毛主席’一律改為“毛澤東同‘毛主席的指示’改為‘毛澤東同志的建議’” “刪去‘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句;刪去毛澤東‘天才地、創(chuàng)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wèi)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句中‘天才地、創(chuàng)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在‘黨的基層組織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中的‘毛澤東思想’前加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66年，毛主席在談到編輯《毛選》第五卷、第六卷時說：“我也沒有寫什么，不如第四卷。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樣提，也不要講頂峰。”（《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66年，毛主席閱新華社的電訊稿，批示:“以后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66年，毛主席閱陶鑄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報告說：“中宣部召集首都各報負責人，傳達討論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關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語言的指示。”（《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67年12月29日，毛主席審閱姚文元送審的兩報一刊社論稿，批示:“去掉了幾個浮夸的形容詞，請你們酌定。”“去掉的形容詞包括‘當代最高水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句中的‘最高水平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7年，七十四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68年1月6日，主席審閱姚文元送審的新聞稿和社論稿，批示:“在兩件中各去掉了幾句不大妥當?shù)脑挕?/strong>”“在新聞稿中，刪去‘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在社論稿中，刪去‘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8年，七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上述內(nèi)容可見，毛主席本人是非常反感個人崇拜的。但是如今來看，毛主席的一句話，難道不比一萬句的黨八股、學院風強一萬倍嗎？作為主席的學生仔，我也要堅持堅持我的觀點。主席即使自己不承認一句頂一萬句，但是在我看來，主席一句，比某些大人物一萬句的枯燥乏味、言之無物的空話套話強得多。
（2）毛主席對“個人崇拜”也采取一分為二的態(tài)度
主席對個人崇拜也不是一棒子打死，作為最徹底的堅持辯證法的偉大導師，主席對個人崇拜的看法也是“一分為二”。例如，主席對斯諾講：“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tǒng)、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那個時候的黨權(quán)、宣傳工作的權(quán)、各個省的黨權(quán)，各個地方的權(quán)，比如北京市委的權(quán)，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現(xiàn)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xiàn)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70年，七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可見，毛主席在探索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zhì)的過程中，由于面臨世界社會主義發(fā)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阻力，面臨內(nèi)部存在了三千多年的、遠遠多于歐美地區(qū)的封建主義“官本位”習慣（群眾不敢反抗壓迫、人民不敢當家作主、“官大一級壓死人”）勢力，為了做最困難準備，實事求是地尊重了群眾的斗爭熱情，決定做群眾的后盾、全力支持群眾“借鐘馗打鬼”。
在封建殘余遠遠濃厚于歐美的中國，讓群眾沖破三千多年的“封建官本位“思想、敢于在沒被逼到絕境的時候受到了欺壓就積極地反抗壓迫、敢于充分地自己起來自覺捍衛(wèi)自己當家作主的權(quán)利、破除舊習慣腐蝕下的極端嚴重的“心理障礙”，這是整個人類歷史都前所未有的難題！殺牛非殺雞，焉能不用牛刀？！如果不這樣做，群眾想：“絕對支持我們前所未有的熱情的力量，不是最堅實的后盾，也會鼓勵錯、支持錯，那么如果這次支持我們這樣做就是一個錯誤的話該怎么辦？反正我們本來就怕‘當官的’，那還是不行動了吧！（這樣，人民群眾由于沒有最堅實的后盾，他們前所未有的熱情就取消了，進而繼續(xù)被官官相護的變質(zhì)勢力壓迫了。）”如果變質(zhì)分子再加以宣傳說：“你們懂什么？反正支持你們的力量所堅持的也不對、也有錯。那么你們就各盡其職去吧，別管我！你是領導還是我是領導？數(shù)千年一直是當官的管不當官的！你算老幾？”群眾前所未有的敢于自覺捍衛(wèi)自己當家做主權(quán)利是熱情還沒充分鼓起來就被打下去，陣地最終丟失——這才是最危險的！
先最大限度地讓群眾有自覺捍衛(wèi)自己當家做主權(quán)利的熱情，從沒有這樣的行動熱情到有了這樣的熱情行動，這是“1”；之后，在群眾已經(jīng)行動起來的情況下，再想辦法引導群眾獲得更正確認識，則是“1”之后的“0”。
所以主席說：“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chǎn)黨的鐘馗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只有這樣，才能抵制住前所未有的巨大阻力，才能充分支持黨和群眾進行全社會性的反壓迫、反腐朽力量的斗爭實踐，才能最大限度的打擊極其強大的舊習慣勢力，才能最大限度地調(diào)動群眾反壓迫的捍衛(wèi)自己當家作主權(quán)力的熱情。這是對壓迫勢力、腐朽勢力做最大打擊的革命鐵拳！殺牛，就應該用牛刀，不能用雞刀！
（3）根據(jù)實際情況引導群眾向更高階段進步
在尊重群眾斗爭熱情同時，毛主席也沒有放棄對認識問題加以糾正。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講話雖然只字未提無產(chǎn)階級的大規(guī)模民主實踐和群眾運動，雖然僅僅是談了預防政權(quán)變質(zhì)和支持毛主席所講的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但是他對毛主席的評價和當時群眾對毛主席的高度評價是一樣的。毛主席精準看出這些評價存在認識問題。于是，毛主席決定尊重群眾斗爭熱情同時對林彪進行思想糾正。
1966年7月11日下午、12日上午，毛主席“在武昌東湖客舍同周恩來、王任重談話，并給他們看了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信。(王任重1966年7月13日日記記載: “11日總理來，下午到主席處談了三個小時，12日上午9時又到主席處談了二個小時。主席寫給江青的一封信，不贊成過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贊成最高最活、當代頂峰的說法（實際上林彪答應修改的這個講話比布哈林曾經(jīng)在《真理報》公開發(fā)表的修正主義文章要干凈的多。毛主席眼光敏銳，所以極其精準的看出了其中的認識問題。——引者注。），這是強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強加于人。”)周恩來建議找林彪談談，毛澤東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來到大連同林彪談話，轉(zhuǎn)達了毛澤東這封信中的意見。林彪表示接受，答應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講話。”（《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組織上，主席遵守共產(chǎn)黨人一脈相承的民主集中制紀律，既然中央多數(shù)通過要發(fā)的講話，就批準下發(fā)；行動上，主席堅持遵守黨的紀律和群眾的熱情同時糾正林彪的認識問題。這是毛主席天衣無縫的安排！
這里要說明的是，毛主席探索防修防變的實踐，不是簡簡單單的在中央核心層內(nèi)部解決一個或幾個機會主義者那么簡單。對瞿李王的斗爭、對高饒的斗爭、對小農(nóng)路線的斗爭，毛主席分別采取了反對教條主義又反對經(jīng)驗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又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又反對“左”傾“一平二調(diào)”就解決了。這種方法，主席多次運用，再熟悉不過。但是，如果把這種方法套用在防修反修實踐之中，是治標不治本的。上邊干凈了，下邊還有吸血鬼之間的官官相護，群眾照樣難以充分實現(xiàn)當家作主。全社會性的實踐探索，需要最大限度地沖破前所未有的三千多年封建主義官本位阻力、前所未有地調(diào)動群眾敢于自己解放自己的熱情。
毛主席的這一思路和馬列是一致的。列寧說：“在1870年9月9日的那個著名的國際通告中，馬克思警告法國無產(chǎn)階級不要舉行不適時的起義（因當時群眾對形勢的唯心的估量。——引者注。），但當起義還是發(fā)生了的時候（1871 年），馬克思卻十分喜悅歡迎群眾‘沖天’的革命首創(chuàng)精神（也就是前所未有的法國人民群眾自覺反抗壓迫的熱情。——引者注。）（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列寧：《卡爾.馬克思》）
當群眾已經(jīng)充分調(diào)動起了自覺捍衛(wèi)自己當家作主權(quán)力、打破變質(zhì)干部之間“官官相護”的熱情（這是“1”，是“從無到有”），真的充分的自覺起來并有了一定成績之后，主席也對群眾做了科學、及時的引導（這是“1”后面的“0”）。所以，毛主席閱準備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印發(fā)的六月二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的時候，看到 “對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之后，毛主席明確提出：“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干部對于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當群眾敢于主動起來為了捍衛(wèi)自己當家作主權(quán)力而斗爭了，主席就開始逐漸引導群眾用更是實事求是的辦法來捍衛(wèi)自己當家作主的權(quán)利了。這也可見當時主席對斗爭環(huán)節(jié)有很精準的把握。
這里也可見毛主席掌握著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群眾起來之前，毛主席對他們的過火熱情表示尊重和支持；群眾起來之后，毛主席決定減少“鐘馗”的作用、糾正群眾的認識問題，向群眾表達自己的態(tài)度，告訴他們不能把自己的每句話做行動準則，告訴他們只能遵循正確的領導，必須抵制錯誤的領導。毛主席很精準的強調(diào)，群眾的這一認識問題如果不糾正，就會產(chǎn)生對他自己的盲目服從。這是這一認識問題帶來的唯一消極影響。所以，毛主席在群眾已經(jīng)有了一定的空前自覺捍衛(wèi)自己當家做主權(quán)利的熱情之后，就第一時間引導群眾克服這一認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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