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系一路以來，充滿愛恨情仇，從“蜜月”到“交惡”，像極了小年輕談戀愛。
師蘇聯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我們開始向蘇聯學習，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切以蘇聯為師，蘇聯遙控中國革命，中共成了共產國際的一部分，凡事都要聽蘇聯的，實際上就是聽斯大林的。
中蘇關系中，也有過問題，主要與斯大林有關。有三件事:第一，兩次王明路線。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第三國際已經解散了，還下命令，說你們不與蔣介石講和、打內戰的話，中國民族有滅亡的危險。然而我們并沒有滅亡。第三，毛主席第一次去莫斯科時,斯大林、莫洛托夫、貝利亞就向我進攻。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線，使我們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當革命處在關鍵的時候，他不讓我們革命，反對我們革命。革命勝利后，他又不信任我們。他大吹自己，說什么中國的勝利是在他的理論指導下取得的。一定要徹底打破對他的迷信。
在師蘇聯的過程中，中國革命嚴重忽視了中國實際，只用馬克思主義普遍理論來指導中國革命，屢屢受挫，中國早期的領導者也是為蘇聯這個老師是惟聽，絲毫沒有獨立意識。
學蘇聯
學習蘇聯主要是兩方面，一是正確的經驗，一是錯誤的經驗。毛主席當年說，蘇聯的經驗要學。普遍真理要遵守，這要學習所有的經驗，正確的經驗要學,錯誤的經驗也要學。錯誤的經驗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學、教條主義。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學,有一部分辯證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學。你們叫做個人崇拜，是一個東西。斯大林很愛擺架子。
新中國成立之初，實行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后，在蘇聯的幫助下，我國經濟建設“以蘇為師”，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并成功實施“一五”計劃，為我國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化體系奠定了基礎。
1956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大在批評斯大林的錯誤的同時，又暴露了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中間的一些缺點和錯誤。經過慎重思考，毛主席提出要“以蘇為鑒”，獨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在學習蘇聯的過程中，也逐漸意識到蘇聯模式的問題，逐漸認識到中國自己經驗的重要。
我們要學習蘇聯，但首先要考慮我們自己的經驗，以我們自己的經驗為主。
批蘇聯
一批，不相信中國。“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只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你們一直不相信中國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國人被看做是第二個鐵托，是落后的民族。你們說歐洲人看不起俄國人，我看俄國人有的看不起中國人。“直到打朝鮮戰爭，蘇聯才開始相信中國，才有了中蘇的156項目。
二批，擺老資格。蘇聯擺老資格，把中國看做兒子，擺架子，很神氣。口頭上說什么兄弟黨，實際上是父子黨，貓鼠黨。
三批，講政治條件。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可以告訴赫魯曉夫同志，如果講條件，我們雙方都不必談。如果他同意，他就來，不同意，就不要來，沒有什么好談的，有半個小指頭的條件也不成。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還可以進行，決不會鬧翻。我們還是始終一致地支持蘇聯，我們可以在房子里吵架。保留分歧，政治上不要相互拆臺。
這點主要是針對當時蘇聯援助中國搞海軍核潛艇的條件就是在在中國搞海軍“合作社”，所有權各占百分之五十。
比如當時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同志給我打來一個電報，要求在中國海岸建設一個長波雷達觀測站，用來在太平洋指揮潛艇艦隊，需要的費用一億一千萬盧布，蘇聯負擔七千萬,中國負擔四千萬。
四批：“九評”大文章，批評蘇聯搞修正主義。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違背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再也不是那個同人類利益一致的蘇聯了。
主要的就是嚴重的階級斗爭問題，就是批評蘇聯走資本主義道路，修正主義上臺到中國防修反修問題的提出和深遠思考：
“經過這一系列的變動，蘇聯特權階層控制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毛主席此時看到，蘇共高級干部蛻化變質為特權階層，將會是蘇聯社會主義結束的根本。事實證明就是如此。這些特權階層人走到國家的領導崗位，其首先考慮的是個人、家庭、子孫后代和小集團的利益，這樣國家就慢慢變質了。
蘇共黨內的特權階層其實就是于自身，來自黨內干部隊伍。他們只考慮個人和小團體的利益，追求享樂，不重視理論修養，逐漸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最終成了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的原動力。
1991年，莫斯科上萬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來的黨政干部。正是這些所謂的“共產黨人”革了蘇共的命。美國經濟學家大衛?科茲認為“蘇聯體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統治精英對個人利益的追逐”，蘇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禮上致富的政黨。
所以，毛主席開始重視高級干部的蛻化變質問題，開始關注干部子女的教育問題，開始思考無產階級接班人的問題。
鑒蘇聯
這個問題從建國初，毛主席提出的“兩個務必”，“莫學李自成”就已經在思考直到蘇聯出現問題，真正引發了毛主席對紅色江山變質的深切擔憂。
建國之初毛主席擔憂什么？是變質。打天下坐天下，迷戀聲色犬馬、吃喝玩樂，沒有革命斗志了。李自成奪了天下后，領導層迅速腐化變質，僅42天就被趕出北京，共產黨絕不能當李自成。上世紀50年代，殺劉青山和張子善、嚴厲處理紀凱夫案、三反五反、肅反、整風等，就是解決變質問題。毛主席對各級干部管得很嚴，也有高級領導干部不老實，毛主席說你再這樣干，我就開除你的黨籍！那就啥也沒有了。那時100%的公有制，瓜分國家和人民不容易，無非是多吃多占多搞個女人，或者不老實做其他出格的事。有人造謠說毛主席如何，如果毛主席自己腐化敢管別人嗎？毛主席以身作則自己正，才敢去收拾那些大小官員，才能帶出一個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清廉時代。
毛澤東時代的領導干部隊伍，是人類歷史上最清廉、最為人民服務的，當然不是說都有那種自覺性，但少部分人想貪腐他不敢。為什么不敢？因為毛主席清廉，中央領導集體帶頭清廉，誰敢貪腐不是找死嗎？那時候你到勞動工地上去看，干部一樣卷著褲腿、穿著補丁衣服，跟大家同吃同住同勞動，從毛主席到基層縣社隊領導都這樣，不參加勞動，脫離群眾，你就不用當干部了，也不用犯其他錯誤。
毛主席后期的擔心是變色，就是紅色變成黑色，社會主義國家變成官僚貪腐資本和買辦的國家。他先是從蘇聯的變化得出這個教訓，不要以為赫魯曉夫只是做秘密報告反斯大林，同時給他的干部高薪漲工資，給了他們許多特權，大家都感恩戴德，攏住了一大批人。當這樣一個特權階層形成之后，蘇聯的變色就開始了。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培養了一批完全喪失信仰、靈魂變質的黨員領導干部，上世紀80年代大量進入上層，形成戈爾巴喬夫叛徒集團，把蘇聯徹底葬送了。蘇共解散、蘇聯解體，是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下的命令，不是美國，也不是其他敵人。上世紀60年代，毛主席發動公開論戰，九評蘇共修正主義教育全黨，然后開始一系列的斗爭，就是要整一整黨的思想和組織，盡最大努力避免革命事業付之東流。
蘇東劇變后，一些老革命家感嘆，過去毛主席敲警鐘，我們老覺得是在嚇唬我們，現在看來毛主席比我們看得遠多了，早看了50年。
中蘇關系從“蜜月”到“交惡”背后是前后“兩個蘇聯”，前面的蘇聯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后面的蘇聯是資產階級的政黨。
中蘇關系從“蜜月”到“交惡”背后是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始終如一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
“蜜月”是因為無產階級政黨為人類共同利益而奮斗。“交惡”是毛主席始終站在世界人民利益立場，而蘇聯卻背道而馳，分道揚鑣，是毛主席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勇氣捍衛社會主義的激烈斗爭。
中國內部也罷，中蘇關系也罷，始終都是圍繞這個核心問題，更是毛主席的深切擔憂：
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為什么人的問題，為自己還是為大家，為少數人還是為絕大多數人，舉馬克思主義旗幟、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只讓少數人發家致富、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政治分歧的核心和焦點問題，抓住這個才能抓住本質。
這既是中蘇關系的經驗教訓，也是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更是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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