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近代中國這樣一個人口最多、小生產者規模最大、現代化程度比印度還低、經歷了三千多年封建社會、封建勢力比發達國家要濃厚的這樣一個東方大國，締造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領導的、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人民軍隊，是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和整個人類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
在列寧為首的共產國際援助下，中國共產黨在和國民黨進行第一次合作期間，擁有了一定的武裝力量。但是，這支武裝力量仍舊是服從于國民黨資產階級的“國民革命軍”，而不是無產階級自己的革命軍隊。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但是其旗號依然是“國民革命軍”、組織架構還是國民黨軍隊的架構。這時，南昌起義的部隊沒有形成共產黨領導的獨特的軍隊組織架構，也還沒有探索出全新的人民軍隊建設指南。
親手締造了全新的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軍隊，真正首次解決了這一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和人類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的，真正開創了這一世界歷史上前無古人、迄今為止后無來者的豐功偉績的，無疑是毛主席。
一、三灣改編——“支部建在連上”，“黨指揮槍”制度下的軍隊無產階級化
秋收起義是第一次打出了“工農革命軍”旗號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起義。由于大城市敵我力量的懸殊以及我黨指揮武裝斗爭的實踐經驗嚴重不足，起義以失敗告終。起義失敗之后，毛主席決定將兵力轉移到敵人力量薄弱的鄉村地區。在行軍轉移的途中，部隊出現了一系列嚴重問題。于是，毛主席決定對軍隊進行“三灣改編”。
無論是在攻打長沙的時候，還是在行軍途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都難以在基層貫徹下去，違抗的違抗、消極執行的消極執行，黨在軍隊基層的領導根本建立不起來；在行軍途中，軍隊展現了打罵士兵等等濃厚的封建主義性質的舊軍閥作風，也展現了他們的逃跑主義傾向、悲觀主義情緒等等一系列小資產階級腐朽作風，這些都是無產階級思想武裝力度、政治訓練力度、無產階級先鋒隊領導力度不足的展現；而且，由于黨抓不到軍隊的基層，黨的決策往往脫離實際、脫離廣大戰士，難以做到黨密切聯系戰士、實事求是的制定路線方針政策。
綜上所述，建立黨對基層軍隊的領導、保障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基層的貫徹、加強黨對軍隊的思想政治武裝、建立黨和基層戰士的聯系，對毛主席和工農革命軍來說，就是當務之急。而真正做好這些的辦法，就是“支部建在連上”。所以，后來毛主席講：“黨代表制度，經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黨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井岡山的斗爭》）
三灣改編，毛主席實行“支部建在連上”的黨代表制度，推動了軍隊的無產階級革命化。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路線、方針、政策得以在軍隊基層有效貫徹，無產階級先鋒隊對于軍隊的領導力度得以強化，黨對軍隊也得以進行有效的政治訓練，有效的指導軍隊做群眾工作（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幫助群眾打土豪和建立政權）。通過“支部建在連上”，黨也得以密切聯系基層戰士、聯系基層實際情況了。
正如毛主席所說：“他（指黨代表——引者注。）要督促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訓練，指導民運工作，同時要擔任黨的支部書記。”（《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井岡山的斗爭》）黨委要對全軍進行政治訓練。同時，士兵委員會負責在黨的指導下實行軍隊的三大民主——政治民主、軍事民主、經濟民主。有了三大民主，可以有效的禁止長官打罵士兵，有利于戰士監督上級政治作風和經濟開支，也有利于保障戰士參與作戰經驗總結交流權利和軍隊指揮的建議權。
支部建在連上，士兵委員會，三大民主——這是中國軍隊建設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千古巨變；軍隊也要做群眾政治工作（幫助群眾建立政權、在群眾中發展黨組織和群眾團體）和經濟工作（發動群眾，打土豪、籌款子、變革土地制度），這更是人類軍隊建設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千古巨變。
毛主席的“支部建在連上”制度，是根據中國革命實際情況進行的重要創造。和我軍的軍政雙首長制不同，蘇軍的政工干部雖然在特定時期也被賦予重大權利，但總體上依附于軍事主官“一長”。毛主席則是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創造了以“支部建在連上”為重要特征的黨委領導下的雙首長制。“支部建在連上”為革命戰爭勝利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障。所以，毛主席明確說：“事實證明，哪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而連長在政治上卻不易有這樣大的作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井岡山的斗爭》）
三灣改編，是真正意義上建立中國無產階級性質革命軍隊的開端。從這時開始，華夏大地才有了一支和五千年以來其他一切剝削階級軍隊都不同的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軍隊。但是這還是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建設這一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二、針鋒相對——“黨指揮槍”和“槍指揮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建軍路線的斗爭
三灣改編只是開始從根本上改變了秋收起義剩余軍隊的組織和性質，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全面締造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中國革命軍隊，還是一個尚未徹底解決的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
三灣改編之后，毛主席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南昌起義殘余部隊上井岡山，“朱毛會師”之后，南昌起義殘余部隊的嚴重非無產階級性質的作風在毛主席面前暴露了出來。面對軍隊資產階級性質的嚴重問題，毛主席指出：“紅軍既是從舊式軍隊變來的，便帶來了一切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的擁護者和一些反對這種思想、習慣、制度的人作斗爭，這是黨的領導權在四軍里至今還不能絕對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原因。”（《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林彪的信》）
我軍當時多數從大城市暴動的失敗環境中走來，逆境中個人領導會發揮重要作用，這也是個人和黨爭奪兵權的“自信”所在。所以，毛主席分析認為，這也是黨難以在軍隊確立絕對領導權、黨指揮槍制度難以在紅軍內有效貫徹的第二個原因。
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率領我軍出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這時，軍隊內部不服從無產階級先鋒隊領導、抵觸革命政治工作的單純軍事觀點，以及嚴重的封建主義軍閥作風和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流寇主義、主觀主義作風等等非無產階級性質的作風暴露無遺。軍隊的根本性質、宗旨、任務、原則，我軍這時還是認識不清的。對“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執行也是嚴重不力。為了根本上消除這些非無產階級因素，為了真正意義上締造一支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毛主席做了一系列不懈的斗爭。
這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根本不同的軍隊建設路線的斗爭。在毛主席給林彪的一封信中，就詳細講述了他關于建設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相關理論。
毛主席根據我軍實際情況，清晰的列出了我軍以下十四個問題“(一)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二)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三)小團體主義與反小團體主義，(四)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五)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問題，(六)地方武裝問題，(七)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問題，(八)對時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敗，(十)科學化、規律化問題，(十一)四軍軍事技術問題，(十二)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十三)分權主義與集權，(十四)其他腐敗思想”（《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林彪的信》），其中很多問題都是關系到軍隊的根本性質的。
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涉及到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的問題。軍事觀點和政治觀點、流寇思想和反流寇思想、紅軍軍紀，都涉及到軍隊的性質問題，也都涉及到軍隊的宗旨問題（究竟是執行無產階級革命任務的武裝集團、還是以單純的打仗為宗旨），也都涉及到軍隊任務問題（是單純打仗的土匪流寇，還是要做群眾工作、政治工作、幫群眾建立政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人民軍隊）。小團體主義和反小團體主義，涉及的問題則是——究竟是無產階級的軍隊、黨領導的軍隊，還是小團體的軍隊？對時局估量，涉及的問題則是——究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實事求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堅持階級分析法，還是堅持主觀主義、盲動主義，不用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武裝全軍？
毛主席從這幾個問題說起，深刻論述了關于反對槍指揮黨、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小團體主義、流寇思想的問題，并逐一詳細分析了產生問題的原因。同時，這一切問題之中，毛主席最關心的是實現黨指揮槍、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實現軍隊的無產階級化的問題。所以，毛主席講：“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這是四軍黨的主要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林彪的信》）
毛主席從不為個人爭兵權，只為無產階級、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爭兵權。面對要設“軍委”分散黨委領導權的問題的時候，毛主席做了堅決的抵制。同時，毛主席指出了加強黨委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在這種極其緊張的特殊情況下完全必要的：“行軍時多的游擊時代與駐軍時多的邊界割據時代又絕然不同，軍隊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給林彪的信》）
毛主席寫給林彪的這封信，為古田會議的召開、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軍隊的成熟、毛主席全新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理論的誕生打下了扎實的理論基礎。
三、古田軍號——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軍隊建設理論的誕生
建設人民軍隊，毛主席早已成竹在胸。但是，朱德、陳毅并不理解毛主席的建軍思想。毛主席要求黨對全軍實行絕對領導，朱德則提出不同意見。“他（朱德。——引者注。）認為，黨管理一切為最高原則，共產主義中實在找不出來。共產主義所提出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為他們的參謀部，經過無產階級組織的各種機關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毛澤東與林彪》：《從“七大”到“九大”》）
古田會議前，毛主席被剝奪兵權，遭到了極其嚴重的不公正待遇。之后，中央“九月來信”認可了毛主席的建軍路線，朱德率領的紅四軍由于不聽毛主席的正確意見遭到慘敗——毛主席回歸并整頓軍隊成了大勢所趨、軍心所向、眾望所歸。毛主席緊緊的把握住了這次機會，他出山整軍，親自主持起草了紅四軍九大決議，正式創立了全新的人民軍隊建設理論——毛澤東軍隊建設理論。
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毛主席清晰的規定了軍隊的性質、宗旨、原則、任務，系統的總結和批判了紅軍黨內的一切錯誤思想，并深刻分析了這些思想的產生原因、社會階級基礎，并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古田會議不僅標志著毛澤東建軍理論的誕生，更標志著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無產階級性質的革命軍隊正式誕生。
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強調：“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正式規定了紅軍的性質。紅軍只是執行無產階級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要服從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領導。我們要黨指揮槍，不要槍指揮黨。所以，“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于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這種思想如果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的道路一樣。”（《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毛主席在古田會議決議強調：“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這就規定了紅軍的宗旨——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政治服務，為廣大勞動群眾服務。做不到這些，背叛這個宗旨，那么紅軍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建黨、建軍、建國的宗旨，是毛主席的重要創新。
毛主席在古田會議決議強調：“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這里清晰規定了紅軍的任務。紅軍不僅是打仗的武裝力量，還擔負著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建立革命政權、建立革命武裝、變革土地制度的任務。軍隊不僅是戰斗隊，還要“做群眾工作”、“打土豪，籌款子”，這是毛主席重要的軍隊建設理論創新。
毛主席特別強調了堅持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毛主席不僅堅持實行軍隊內部的三大民主，實行官兵一致，而且“發動地方黨對紅軍黨的批評和群眾政權機關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的黨和紅軍的官兵”，“編制紅軍法規，明白地規定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系統和政治工作系統的關系，紅軍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通過廣泛的進行地方黨、群眾機關對紅軍黨的批評，糾正軍隊的不足之處，以及明確規定紅軍任務、軍民關系，強化“軍民一致”原則的實行。
毛主席所寫的古田會議決議，不僅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任務、原則，而且根據中國軍隊建設特殊實際情況，嚴厲批判了軍閥主義、封建主義性質的單純軍事觀點，糾正了根本背離紅軍性質、宗旨、任務、原則的錯誤思想，嚴厲批判了小資產階級性質的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流寇主義、個人主義、盲動主義
毛主席講：“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他不僅揭露了這些錯誤思想的小資產階級本質，并批判了黨對軍隊的政治建設不足之處，提出了黨指揮槍制度下的一系列解決辦法。
毛主席通過黨指揮槍的制度，加強黨的組織領導，以嚴格的無產階級革命軍事紀律嚴厲打擊一系列小資產階級錯誤行為；通過黨指揮槍的制度，加強黨的政治領導，使軍隊嚴格貫徹革命的政治任務、做好群眾工作、服務好人民群眾；通過黨對軍隊正確的思想領導，抓好黨對軍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強黨對軍隊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教育，糾正軍隊中主觀主義、盲動主義、流寇主義等等錯誤思想。
通過一系列艱辛曲折的斗爭，毛主席終于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在當時世界最多、農民小生產者規模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一個國家都大、現代化程度比印度還要低、經歷了三千多年封建社會、封建勢力比帝國主義國家濃厚得多的這樣一個東方大國締造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領導的、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人民軍隊這一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和人類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這是毛主席締造的前無古人、迄今為止后無來者的豐功偉績！
正是有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治建軍思想武裝，正是因為這支軍隊是一支執行無產階級性質的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正是因為這支軍隊不同于人類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的軍隊，這支軍隊創造了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迄今為止解放人口數量最多、消滅敵人數量最多是軍事奇跡，取得了人類歷史上和敵人差距最懸殊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爭的勝利，戰勝了擁有超過當時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數量常備軍、擁有世界上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大規模資金和技術、裝備援助的軍事勢力極其強大的國民黨，得以戰勝了裝備實力遠遠強于我軍的美帝國主義為核心的“聯合國軍”，得以取得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輝煌的軍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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