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立評價歷史人物的正確標準

　　1

樹立評價歷史人物的正確標準

　　不同階級評價歷史人物有不同的標準。剝削階級帶著本階級的私利和偏見，運用唯心史觀的研究方法，當然不可能找到評價歷史人物的正確標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樹立了評價歷史人物的正確標準。簡單地說，就是以對于社會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去評價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

　　這是一個科學的標準。它和任何形式的階級偏見劃清了界限。例如，封建史家總是帶著仇恨的心理去評價“犯上作亂”的農民起義領袖，把他們說成是天生的“壞人”、“妖人”，乃至是禍國殃民的“罪人”。趙爾巽等人撰《清史稿》，即污蔑洪秀全說：“秀全以匹夫倡革命，……中國危亡，實兆于此。”這顯然是對歷史的歪曲。從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過程看，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合乎中國人民謀求自立的愿望，是整個推翻三座大山斗爭的一個有力環節。這場運動對于歷史的作用是積極的，它的領袖洪秀全的歷史地位是必須肯定的。由此可見，立起了正確標準，一切歷史人物——包括剝削階級中的杰出人物，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

　　有了這樣一個標準，也才能和唯心史觀的研究方法劃清界限。以往的舊史家，評價歷史人物，總是過分看重個人的天賦、性格、意志、品質等等對于歷史人物活動以及這種活動結局的影響，這當然是不科學的。例如，司馬遷在《史記》中，描述商鞅行法于秦，終遭車裂的歷史過程時寫道：“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其實，商鞅一類法家人物“刻薄寡恩”，并非出于“天資”，而是那個時代的經濟關系、階級關系、政治關系的表現，是時代的產物，是階級的品格。只有基于此，才能合理解釋商鞅的被害，才能說明只有這種激烈的斗爭，才會帶來當時的偉大的社會變革。這樣，商鞅的歷史地位就可以講得比較清楚，因而評價得也比較穩妥、公正。

　　列寧說過：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毛澤東也說過：“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順應歷史發展，促進生產力進步，從而使整個歷史向前發展，這主要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階級的力量，但是，在這中間，杰出人物也將因此而發揮作用，并將因此而得到肯定評價。

　　2

關于歷史人物的翻案問題

　　樹立起評價歷史人物的正確標準，在具體評價歷史上的杰出人物時，就有一個對以往剝削階級給歷史人物所定舊案加以重新審定的問題，也有一個不斷改正我們給某些歷史人物所定錯案的問題，通常說，這就是為歷史人物翻案。

　　為歷史人物翻案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對于宣傳唯物史觀，批判唯心史觀起到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因而受到史學工作者的重視。

　　歷史人物的歷史面目被歪曲、歷史地位被顛倒，首先是由于剝削階級的偏見造成的。例如勞動人民的起義領袖，盡管他們在領導起義斗爭、推動社會發展方面作出過杰出的貢獻，但是，在剝削階級史家的筆下，都被歪曲得面目全非，都給定上了“殺人放火”、“犯上作亂”的錯案。這個案當然是要翻的。但是，剝削階級的偏見不僅影響著對于歷史上的勞動人民代表人物的評價，也影響著對于某些剝削階級代表人物的評價。例如秦始皇、曹操、武則天等這些在歷史上頗有作為的人物，就被某些封建史家作了根本顛倒的評價，這也應該按照唯物史觀，翻掉歷史的舊案。

　　還應看到，即使是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產生之后，由于種種原因，例如左傾思想的影響，對唯物史觀的掌握還很不熟練，某些歷史史實尚未揭開……這都會造成在評價歷史人物時發生根本性的錯誤，因而還需要重新研究，還有翻案文章要做。例如前幾年發表的一些史學論文，對某些農民起義領袖、封建官吏、以及黨史上的某些著名人物，都曾作過一些帶根本性的錯誤評價，現在，已經把這些錯案逐步翻過來了。所以，對于造成歷史人物評價上的錯案的原因，要具體分析。但是，不管屬于哪種情況，一經發現，就應推倒舊案，重新評價。歷史科學總是逐步發展的，為歷史人物翻案是其中的一項嚴肅、科學的研究工作。

　　要做好為歷史人物翻案的工作，根本在于堅持唯物史觀。只有堅持唯物史觀，才能識別錯案，敢于翻案，并能達到撥亂反正，立案準確的要求。在這方面，郭沫若為曹操翻案是有一定典型意義的。曹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他雖然鎮壓過黃巾起義，奪取過黃巾起義的果實，應該受到批評；但他掃除軍閥腐朽勢力的混戰，統一北方，勸農桑，設屯田，修水利，推廣先進生產工具，數年之間，改變了“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慘景，并倡導了文學藝術上的繁榮，這都是順應社會歷史發展要求的巨大貢獻。可是，在封建文人的筆下，曹操不過是一個“亂世之奸雄”。加上戲曲的渲染，曹操幾乎成了家喻戶曉的“壞蛋”。曹操之所以被詆毀，是以封建正統思想為依據的。這個舊案應該翻。毛澤東、魯迅都為曹操講過話。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專門為曹操寫了翻案文章。曹操在歷史上應享的地位不僅被恢復了，而且，掃除了以往在評價歷史人物時的正統思想，帶來很好的社會影響。

　　為歷史人物翻案，要實事求是，不是為一切歷史人物翻案，不能帶上主觀隨意性，不能故意標新立異、故作驚人之筆。許多歷史人物的評價，是分寸問題、解釋問題，大家雖然意見并不一致，但沒有翻案可言。例如對洪秀全、楊秀清，雖然目前大家的看法有較大距離，但并沒有在評價問題上有根本錯誤而需要糾正，因而不存在翻案問題。再如李世民、朱元璋等封建帝王，在歷史上的作為一般都是肯定的，但如何分析和估計這些作為，尚有不同意見，這需要討論，不過也不是翻案問題。所以，為歷史人物翻案，不能隨意套到一切歷史人物的評價上去。有的同志，不是從唯物史觀出發，而是故意標新立異，隨意為歷史人物翻案，這是值得商討的。例如，最近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為左宗棠和洋務派人物、維新派人物等所作的翻案文章，就值得分析。左宗棠是有案可翻的。左宗棠在中華民族遭受外國侵略者欺侮的時刻，懷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敢于抵御外侮，力主自強圖存，是為中華民族的正義斗爭立下功績的。僅只看到他曾鎮壓農民起義，而將其完全列入歷史罪人行列，是一個錯案，應該重新評價。至于洋務派人物，情況是很復雜的。有的目的在于要解決“心腹之患”，有的目的在于“制西人以自強”，有的面對外國侵略表現了一定的愛國精神，有的以后走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道路。由于情況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但是，想為洋務派中的李鴻章、曾國藩等人翻案，就很值得商榷。他們勾結外國侵略者鎮壓農民起義，在洋務運動中實行投降賣國路線，對于中國近代社會歷史發展起了很大的阻礙作用，如果為他們翻案，美化這些人，那就是對歷史的顛倒，違背了實事求是的精神。說到維新改良派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過去對于他們在維新變法中的歷史地位，一般都是基本肯定的，雖有批評，主要是講歷史的階級的局限。現在，有的同志認為，由于左傾思想影響，在強調革命斗爭的同時，貶斥了改良派，不夠妥當。這可以研究，力求評價更科學。但這里并無翻案問題，因為，把康梁等人作用過高夸大也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在考慮為歷史人物翻案時，還有一個正確對待反面歷史人物的問題。某些反面歷史人物，在歷史上也曾有過一定的積極作用，過去評價時缺乏具體分析而全盤否定，是不科學的。現在應該重新評價，克服片面的不科學的地方，如實反映歷史人物的全貌。但這不是翻案，因為作為反面人物這個基本面是無案可翻的。例如近現代史上的胡適，過去對他一概否定，有失之片面之處，他的唯心主義世界觀當然是反科學的，但他在提倡白話文等方面的一些成績是應予肯定的，重評胡適，要講這些成績。但這不是翻案，因為根據胡適一生的言行，概括地把他看作是現代史上反面人物這個基本點沒有錯。再如韋昌輝，他對太平天國運動所起的破壞作用是無法更改的。當時，不僅洪秀全等太平天國領導人稱其為“叛爺”，斥之為“臭蟲”，就連地主階級文人都說他對楊秀清“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并記述了他從參加太平軍前到參加太平軍后的奸詐為人。對于這種人，在寫太平天國史時，亦應如實反映他在前期的積極活動，給以適當肯定，但這里同樣不存在翻案問題，因為評定韋昌輝為反面人物這個基本點也沒有錯。有的同志對歷史人物缺乏具體分析，沒有充分根據就搬用“功大于過”的公式為一些有過無功或過大于功的歷史人物翻案，看來是不夠鄭重的。

　　為歷史人物翻案有強烈的政治性，有明顯的社會影響，對此，史學工作者應該特別注意。我們為勞動人民領袖、為對歷史作出貢獻的人物翻案，效果都是很好的，伸張了歷史正義，鼓舞了人民斗志，宣傳了歷史前進的規律性。可是，站在錯誤立場上，為反面人物翻案，其效果就完全不同了。例如，抗日戰爭時期，既有人為宋代投降派秦檜翻案，又有人為鴉片戰爭中的投降派琦善翻案。蔣廷敝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中，公然認為琦善簽訂賣國的《穿鼻條約》“是下了一番知彼知己的工夫”，比“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斗”的林則徐好。這種為實際無案可翻的歷史罪人翻案，說穿了，就是為所謂“曲線救國”的賣國路線制造“歷史根據”，社會效果當然是極壞的。不過，它告訴我們，為歷史人物翻案是與現實政治緊密聯系著的，我們必須持慎重態度。今天，我們已經為許多著名的蒙受了不白之冤的歷史人物翻了案，發揚光大了祖國歷史上的光明面，使我們得到了更多的歷史借鑒。今后，隨著歷史人物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更多的優秀歷史人物還將在翻案中恢復其真正的歷史地位。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