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欲望是無限的，缺乏監督的欲望會異化。
儒家提倡的自省，是有道理的，但單靠自省不符對立統一法則，所以大多數變為虛偽、高高在上、依附權力欺壓百姓。
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都有一個共同點：為了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逐漸被異化。權力可以異化，資本可以異化，知識可以異化，異化后就會扭曲和殘忍。
達到了極致就有農民起義，然后重新分配產生資料，產生新的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古代地主同時是權力和資本精英。循環反復，后人稱“歷史周期律”。
“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
底層階級：“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所以毛主席提出要接受人民監督。
所以要實行人民民主專政。
晚年那場要深入靈魂的批判實驗，是批判冒頭的特權精英，是預防出現資本精英，是對高高在上的知識精英進行思想改造。
毛主席當年的反儒，主要是反對異化后的儒學——等級尊卑和缺乏斗爭性。
什么不如意的事都“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這和現在強調說的“強者從不抱怨大環境”一樣，是有道理，但過了就是逆來順受。
我們時刻應該對這保持著警惕：用小道理顛覆大道理，用現象掩蓋本質。
“黑五類”重返舞臺，一邊對底層如野獸般張牙舞爪，一邊又裝得如謙謙君子推動雞湯文化發展。比如現在網絡上動不動就說某網紅的說辭“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還是那句話，是有道理，但警惕輿論現象化，忽視人們出現焦慮、迷茫、苦難的本質，鼓勵人們逆來順受。
被欺負的一方不應該靠妥協求安穩，底層越逆來順受，就越會被剝削。
所以古代統治階級說的盜匪、刁民和流氓，毛主席卻說——“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莊屩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鉞。”
1975年，既毛主席逝世前一年，他深知自己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所以他以強硬的態度讓“罷工自由”寫進法律。
這個決策毛主席提了20年！
可惜他逝世后，這個決策很快又沒了。
于是工人出現了工人下崗。
于是農民單干沒多久進城變成了工人，加班嚴重化化，沒五險一金，討薪困難。
可工人和農民都見不到這條決策了。
我國的《憲法》第一條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從集體到各自拼搏后，力量逐漸原子化。
所以后知后覺還是將就著。
從這我們也很明顯地看出，毛主席的思想實在深邃，他遠比我們看得遠。
貳
毛主席的偉大還在于他永遠代表底層的利益發聲和斗爭，而且還勝利了。
毛主席作為最高領袖，他不但不害怕底層反抗壓迫，還鼓勵底層反抗壓迫，并且給底層詳細地寫了如何反抗壓迫的教程。
因為毛主席代表的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他哪里會怕出現反抗壓迫和造反？
毛主席還對受苦底層說：“造反有理。”
這是多偉大的胸襟和思想呀！
1951年，他發起批判《武訓傳》，就是因為其內容——“不是以階級斗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封建統治者，而是象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向反動的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么人，向這些敵人投降并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贊的地方。”
武訓行乞辦學，表面看起來很有善舉，但這種是用小仁政破壞大仁政。
改變苦難的過程，不能像武訓一樣“靠乞討去改變”，也不能靠“變成剝削者去改變”。
妄圖利用敵人的游戲規則消滅敵人，最后卻為敵人培養了更多的有生力量。為了塑造一個封建社會道德語境下的一個“圣人武訓”形象，刻意忽略了其背后剝削的經濟基礎、階級成分、階級立場，甚至反過來歪曲現實對其美化，最終使得電影的故事情節與主題脫離實際。
遺憾的是很多精英們對此劇贊不絕口。
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習慣了，從舊中國走過來的知識分子，他們最艱難最痛苦的就是在新中國必須接受深入骨髓的思想改造。
舊知識分子的心態：我是國家精英，國家要想搞建設就有求于我，新政權必然善待優待我（而且還要裝一副清高的樣子）。
當時很多舊知識分子還在待價而沽，沒有絲毫自我革命的想法。
然而你卻要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簡直是“氣煞我也”，有機會我要狠狠地出一口氣。
所以后來他們對偉人的批判何其狠。
1975年再發起批判《水滸傳》，原因類似。毛主席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
毛主席不斷地告訴我們：可以暫時失敗，但決不能投降。即使出現談判，那也是斗爭的藝術，絕不應是妥協的藝術。
其實他晚年也不斷向底層反映一個信息：帝國主義不想立地成佛，不會放下屠刀；買辦們不想做君子，好財取之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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