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無產階級革命，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實現社會主義，說到底同樣是為了“利益”。不同的只是“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頁）那種以為談利益庸俗，共產黨人只講理想不談利益的說法，顯然是一種誤解。實際上,理想和利益并非完全對立，理想體現的也是利益，高尚的理想反映的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謀求私利也可以成為理想，不過那只是庸俗的理想，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所以，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人們是不是在謀利，而在于為什么人謀利，是為少數人謀利，還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總是相對不足，供人類消費的物質資料也總是處于稀缺狀態。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擁有私有財產的只會是少數人，而為絕大多數則處于食不果腹的貧困之中。
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針對有人說共產黨的“消滅私有制”就是“要消滅個人掙得的、自己勞動得來的財產”時，嚴正聲明說：“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我們決不打算消滅這種供直接生命再生產用的勞動產品的個人占有”，從而把“個人掙得的、自己勞動得來的財產”，“供直接生命再生產用的勞動產品”排除在需要剝奪的“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之外。（參見《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266頁）
馬克思還這樣說，“……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頁）”
恩格斯也說：“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是“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又個人之間占有，作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同上，第437-438頁）
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說法，筆者以為，對于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的愿望并非自己擁有多少私有財產，而是對“供直接生命再生產”所需物質資料的滿足。至于為少數人所謀之利益，則無非是要增加自己擁有的超過個人“供直接生命再生產”所需物質資料價值的私有財產。既然如此，為絕大多數人所謀之利益，只應該稱為“個人利益”，為少數有產者所謀之利益則須稱為“私人利益”。
“個人利益”和“私人利益”，從語義學上說，兩者可說是近義詞，甚至是同義詞，但從政治經濟學方面考慮，它們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分屬根本不同的話語體系。簡言之，“私人”首先是“個人”，但“個人”未必是“私人”，“個人”有了私產，才能成為“私人”；“個人利益”表達的是無產者的愿望，“私人利益”反映的是有產者的訴求，兩者絕不能混為一談。所以，為大多數人謀利就是為廣大的沒有私產人民群眾的謀利，也就是為普通勞動者謀利，而為少數人謀利就只能是為擁有私有財產的人謀利，為剝削者謀利。
要保證大多數人中的每一個人都能獲得“供直接生命再生產”所需要的物質資料，就必須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因為只有“在協作和對土地及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才能建立“個人所有制”，勞動者的“個人利益”也才能得到滿足。
所以，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就應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二是建立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其中，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絕大多數人“個人利益”得以實現必要條件，屬于勞動者的整體利益，也是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所在，沒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的建立，絕大多數人的“個人利益”將失去堅實的基礎和可靠的保證。而建立“個人所有制”，則是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和眼前利益所在，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基本任務和最終落腳點，也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具體體現?？梢哉f，沒有為勞動者“個人利益”的滿足作出應有的努力，所謂“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就會成為一句欺世盜名的空話，套話。
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是我們國家一以貫之的方針。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一方面大搞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為社會主義制度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可靠的安全保證，另一方面通過興辦大量的國有（集體）企業，滿足人民群眾充分就業的需要，使其基本生活有了可靠的保障。同時，還逐步建立起雖然水平不高，但覆蓋面較為廣泛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例如幾乎免費的醫療，收費極低的教育，福利性的住房等等?？梢哉f，國家對人民群眾的利益，不管是勞動者的個人利益，還是勞動群眾的整體利益，該考慮的都考慮到了，只是由于當時我們國家經濟還不發達，物質財富還不豐富，為人民群眾提供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水平還比較低而已。但是我們的國家一直致力于為人民群眾謀利益這一點，是不容否定的，也否定不了！
以上這些情況，也許已被一些人有意無意地遺忘了。不過，國家統計局不久以前曾連續多年公布了非私營單位（主要是國有企業）和私營單位在崗人員的工資收入情況，大概還沒有被人忘記。以2010年為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37147元，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20759元，非私營單位是私營單位的1.8倍，非私營單位（主要是國有單位）的人均工資明顯高于私營單位。
原因何在？一些專家學者喜歡用結構性原因來解釋，說什么私營企業中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基數比較大，利潤又比較低，所以平均工資水平就會比較低，非私營企業都是經營效益比較好的大企業，數量少，質量又比較，所以平均工資水平就相對比較高，并且增長相對穩定。
這一解釋明顯缺乏說服力。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可以說與不同行業的利潤水平有關。同一行業的不同規模企業的收入差距，也可以歸結于結構性原因。但是，現在幾乎是所有行業都出現非私營單位（主要是國有企業）的人均工資高于私營單位的情況，帶有明顯的系統性特征，再用不同行業的利潤高低，來解釋不同性質單位的人均工資的高低這就說不通了。
事實上，職工工資的高低并不取決于企業利潤，而利潤的多少在某種程度上則與工資的高低相關。簡要地說，企業利潤=營業收入–（固定資產折舊+原材料消耗+工資）。這就是說，在企業的營業收入、固定資產折舊、原材料消耗已經確定的情況下，員工工資高了，利潤就會減少，而員工工資低了，利潤就會增加。國有企業改革中實行“工效掛鉤”，把本來是反相關的工資和利潤這兩個因素，人為地以正相關的方式把它們聯系起來，根據企業的效益情況，對企業的工資總額進行調控。這是為了調動國有企業提高經濟效益的激勵手段，也是防止國有企業工資增長過快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實行“工效掛鉤”后，效益的多少確實會對工資增減有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對工資的多少并不具有決定意義，也絕不表示企業員工的工資的多少是由企業利潤的大小來決定。非私營單位因為利潤高工資才高、私營單位因為利潤低工資才低，企業員工工資的高低取決于企業利潤高低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除了賬面上的工資這一塊，國有（集體）的企事業單位單位員工的勞動保護和企業福利等，一般也好于私營單位，勞動者可以得到更多的實惠。這是公認的社會現象。所以，即便國有（集體）的企事業單位的名義工資不如私營單位，也更容易招收和留住普通員工，其原因就在于此。
國有企業員工的工資福利能夠高于私有企業的員工工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國有企業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通常會把維護職工的“個人利益”放在突出的位置，而私有企業則上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私人老板關注的重點是企業利潤的最大化，這才是他自己的“私人利益”所在，而不是企業員工的工資收入，不是企業員工的“個人利益”。在國有企業，不管是普通員工，還是高層經營管理人員，大家都是勞動者，同時又是國有產權主體中的成員，不存在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而在私有企業中普通員工與企業的產權沒有絲毫關系，他們只是勞動力的提供者，是生產要素，是被管理的對象，其任務就是為私人所有者創造利潤（剩余價值）。所以，非公企業的勞動者的工資低于公有（國有）企業勞動者的根本原因，是資本的私人所有者對勞動者的剝削，用利潤的高低來解釋公有（國有）企業員工工資高于私有企業的原因是站不住腳的。
事實充分說明，公有制是勞動者“根本利益”所在，只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勞動者的“個人利益”才能得到更好更充分的保證。建立公有制、興辦國有企業的目的就是要為勞動群眾謀利益，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推導出來的結果，也是一條被實踐充分證明的真理！要高度重視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根本利益，同時也必須關注人民群眾的眼前利益、切身利益。普通群眾正是通過對眼前利益和切身利益的感受，意識到整體利益對個體利益的基礎性意義和保證性作用的，從而自覺地支持公有制、維護公有制的。因此，無視人民群眾的眼前利益和切身利益，是官僚主義、教條主義的，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公有制、對社會主義的信任、向往和追求，不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應有的態度，必須堅決反對。而不關注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只談眼前利益和切身利益，屬于小恩小惠、小仁小義，是機會主義的，不是短視就是偽善。以眼前利益和切身利益為誘餌，蠱惑人們放棄對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的關注和追求，其用心則是可疑的，必須警惕之。既關注群眾的眼前的和切身的個人利益，又重視群眾的長遠的和根本性的整體利益，這才是真正的為人民群眾謀利益！
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極不平衡，私有經濟的存在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發展空間。但是毋庸諱言，受“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一度時期私有經濟的發展在我國受到極大的限制，“私有觀念”也受到嚴厲的批判。有時候“個人利益”甚至被等同于“私人利益”，而列于批判之中。這不僅影響到普通群眾“個人利益”的滿足，更是抑制了一些人對正當的“私人利益”的適度追求，從而令整個社會經濟發展顯得活力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號召，實際上就是給“私人利益”正名，“私人利益”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和重視，甚至被一些人奉為金科玉律而倍加推崇?，F在，不管是有錢的沒錢的，有產的無產的一律被視為“私人”，統統被變成了“私人”。嚴格地說來，必須靠勞動吃飯的人是算不得“私人”的，他們孑然一身，沒有超出生命再生產所需要的財產，唯有讓渡自己的勞動力才能謀生。正如亞當•斯密所說，“一個窮人所有的世襲財產，就是他的體力和技巧。”（轉自李惠斌《企業勞動產權理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頁）這樣，沒有任何真正的私人財產，需要通過讓渡自己的勞動力來換取生活資料養家糊口的勞動者，也就成了沒有私產的 “私人”了，而“勞動力”也實際上也就成為沒有“私產”的勞動者的“私人財產”。至于那些小有私產的所謂“中產階層”，更是妥妥的“私人”了。
當人們都認為社會就是建立在“私人”的基礎之上，人人都是“私人”，個個都有“私人利益”時，一系列以“私人”的假定為基礎出臺的改革措施相繼出臺，什么企業私有化，勞動合同化，以及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住房商品化等等。這些改革措施，一方面極大地調動“私人”（包括已經是“私人”，以及有可能成為真正的“私人”的個人）投資經濟活動，謀取更多“私人利益”的積極性，于是乎相當一部分人成了過上小康生活的“中產”人士，更有大批新生的“老板”們空前活躍，個個也因此賺得是盆盈缽滿。
但是，在另一方面，這些改革措施也給社會上絕大多數實際上并不是“私人”的勞動者帶來極大的生存困難。為了養家活口，勞動者不得不以勞動力私人所有者的身份出現在勞務市場上，活躍在各類企業中，等待雇主的惠顧和老板的賞賜，并且只能按照低于勞動力實際價值的勞動力的價格掙得工資報酬，以糊口度日。此外，上學、看病、住房、養老等等本當屬于“個人利益”范疇的事項，也統統成了私人的事情。當勞動者所能獲得的工資報酬，往往會低于勞動者“供直接生命再生產”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和享樂資料的價值時，上不起學、買
不起房、看不起病、養不起老，成了普通勞動者的揮不去心中之痛，
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
“私人利益”是一把“雙刃劍”，通過“私人利益”的激勵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當“私人利益”得不到節制，就會泛濫成災。謀求“私人利益”者，為了獲得投資收益的“最大化”，必然會想方設法榨取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從而使得被剝削的勞動者勞動力產權的“私人利益”受到侵占，令勞動者陷入貧困之中。同時，對“私人利益”的推崇和追求，必然會導致社會上奢靡之氣蔓延，腐敗現象的叢生，行賄受賄，貪贓枉法，巧取豪奪等丑陋現象累見不鮮，甚至官位、權力、色相等等也能變成一些謀取私利的資本?？梢圆豢蜌獾卣f，當今社會上一切丑惡現象的產生無不與推崇“私人利益”有關。
所以，我們不應該置人們的“個人利益”于不顧，而把對“私人利益”的刺激視為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生產、發展經濟積極性的唯一的“靈丹妙藥”。我們必須清楚，憑藉“私人利益”的刺激來發展經濟，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短期效應，但同時也會激化諸多政治經濟矛盾，產生一些難以解決的社會危機。只有堅持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滿足所有勞動者對“個人利益”的需要，才能夠團結最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為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我們不應當不重視“私人利益”的積極作用，但更要關注的是廣大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只講“個人利益”不認可“私人利益”不行，
只談“私人利益”不講“個人利益”也不行，把“私人利益”捧上了天更不行。
總而言之，“個人利益”是勞動者維護直接生命再生產的需要，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理念，體現的是無產的勞動者的訴求；“私人利益”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觀念，反映的是私人所有者追求社會財富的欲望。如果說人與人之間對“直接生命再生產”的需要相差不大，因而“個人利益”不會有太大的差距。那么，基于私人財產決定的“私人利益”，則會因為私人之間財產多少的懸殊而產生相當大的差距。這大概也就是人們總是指責計劃經濟時代的搞“平均主義”，而又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兩極分化”又極度不滿的一個認識上的原因吧！
我們現在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說它首先是社會主義的，然后才是市場經濟的。所以，我們應當是在保證人民群眾“個人利益”的前提下，允許甚至鼓勵一些人對“私人利益”的適當追求。而在人們對“私人利益”已經充分關注，“私人”投資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已經調動起來的情況下的，則應當不忘初心，努力滿足人民群眾對“個人利益”的需要，把為絕人民群眾謀利益的宗旨真正落到實處。
實事求是說，就現在普通群眾的生活水平而言，我們國家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有人因此質疑我們建立公有制，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目的。筆者以為，散布這種言論，如果不是無知的話，那就只能視為別有用心了。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在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礎之上搞革命的，“一窮二白”曾經是舊中國的真實寫照。新中國成立以后，不僅需要保障人民群眾基本生活，還要大搞經濟建設，積極開展科學技術研究，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保衛國家和平，打下堅實物質基礎。正是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經過數十年的艱苦奮斗，我們的國家才會有如今的成就，如今的生活，如今的小康社會。貧窮，不是建立公有制，搞社會主義的結果，而是建立公有制、搞社會主義的原因；貧窮，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存在標志，而是社會主義的致力改變的狀況；只有堅持公有制，堅決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才能徹底挖掉“窮根”、栽上“富苗”，實現共同富裕！不過，要擺脫整個國家的貧窮狀況并非輕而易舉之事，而是需要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積累，需要幾代人，甚至更多代人不懈努力才能達到的目標，用國家一時還難以完全擺脫貧窮，滿足所有人對“個人利益”的需要來指責公有制、指責社會主義，是別有用心的，也許可以迷惑人于一時，但終究不能騙人以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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