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共同的社會生產中，國民經濟要實行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有計劃按比例”并不等于傳統的行政指令性的計劃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革除傳統計劃經濟的弊病，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也不能丟掉公有制為主體下有計劃按比例的經濟發展要求和規律。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尤其不能忘記這一點。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在鄧小平同志“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都可以用”的南方談話精神下制定的。當時，關于改革目標的問題，有三種提法：(1)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2)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三種提法中，我們黨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對于其中沒有包含“有計劃”三個字，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有解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能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問題。”[1]
黨的十四大之所以在改革目標的表述上沒有用“有計劃”三個字，這與當時傳統計劃經濟的影響還相當嚴重，而市場經濟的概念尚未深入人心的情況有關；為了提高市場在人們心中的地位，推動市場經濟概念為社會公眾所接受，才沒有加上“有計劃”三個字，但加上了“社會主義”這極有分量的定語，而“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樣，黨的十四大改革目標的精神就很完整了。我當時參加中央文件起草工作，感到黨中央這樣做用心良苦，非常正確。
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我國已實行30余年，計劃經濟離我們漸行漸遠。由于歷史原因，我們過去過于相信傳統的計劃經濟；時過境遷，一些同志從迷信計劃變成迷信市場，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說我們不再需要計劃了。在經濟工作的某些領域中，國家計劃對宏觀經濟的指導作用有所減弱有些地方的規劃缺少約束性、問責性的指標任務；有些地方規劃與中央規劃脫節，片面追求GDP的高增長，規劃失去了導向的意義。所有這些，都影響到宏觀經濟管理的實效，造成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許多失衡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重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計劃性”，很有必要。黨的十七大重新提出“發揮國家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就是針對我國經濟實踐中計劃工作削弱和思想意識中計劃觀念淡化的狀況而提出的。我們不僅要在實踐中切實貫徹黨的十七大這一重要方針，而且要在理論宣傳工作中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有健全的宏觀調控體制，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1985年在“巴山輪”國際宏觀經濟管理問題討論會上，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建議我國建立宏觀調控下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法國經濟學家阿爾約伯特說法國就實行這種體制。所以，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并非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獨具的特色，而是資本主義國家也有的。
那么，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怎樣區別于資本主義國家呢?除了基本經濟制度的區別外，就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計劃性，還有國家計劃的指導。少數市場經濟國家，如日本、韓國、法國，都曾設有企劃廳之類的機構，編有零星的預測性計劃。英美等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只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手段，沒有采取計劃手段來調控經濟。但我們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大國，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宏觀調控中運用計劃手段，指導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所在。
宏觀調控有幾項手段，最重要的是計劃、財政、貨幣三者，黨的十四大報告特別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這里沒有說到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不是說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不重要，而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是由國家宏觀計劃來導向的。所以，國家計劃與宏觀調控不可分，是宏觀調控的主心骨。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也可以稱為國家宏觀計劃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地方。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本文原載劉國光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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