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邏輯弊端叢生
當今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發展不充分和不均衡的問題，這一問題產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發展觀與發展道路存在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近代以來，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驅動力即資本的自我增殖，生產的目的不是獲得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為了實現商品的價值增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援引鄧寧《工聯和罷工》的觀點稱：“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弗蘭克、布羅代爾、沃勒斯坦等均認為，持續的永不休止的資本積累是現代世界體系區別于其他世界體系的基本特征。
從效果看，這種以資本逐利為中心、將發展目標與發展手段相互顛倒的發展觀，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促進生產力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事實表明，在資本謀求自我增殖的強大內驅力下，資本主義國家不斷進行技術創新，使人類社會在短短幾百年時間內進行了四次科技革命，由此極大推動了生產力發展。這使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短短幾百年內創造的社會財富，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社會財富的總和還要多。
然而，以資本增殖為目標的發展觀，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充滿不確定性。只有當資本收益與社會效益一致時，市場機制才能運作良好；如果二者不一致，便會出現資本利益損害社會整體利益的“市場失靈”問題。從19世紀開始，西方國家的經濟成功脫嵌于社會并反過來支配社會，社會體系被嵌入經濟體系之中。資本一旦從社會束縛中脫嵌，其貪婪逐利的一面便暴露無遺。
這一局限性在新冠疫情中體現得十分明顯。2020年新冠疫情在歐美國家大肆蔓延后，在“經濟優先”還是“人命優先”問題上，西方國家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體現出明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有學者指出，疫情危機來臨時，那種將個人視作人力資本的新自由主義觀點，促使政府將“低價值”人口視為可任意支配人口。政府在國家干預過程中，將那些被認為不值得“解救”的人群排除在國家支持之外。西方國家一貫自吹注重人權、弘揚人道主義，但這次抗疫斗爭徹底撕掉了這層溫情脈脈的面紗，暴露出其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底色。
資本積累驅動的經濟發展不僅導致發展目標異化，還造成社會生產關系失衡。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個“損不足以奉有余”的體系，資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謀求剩余價值，在沒有外力阻擋的情況下，資本積累過程只會無限延續、永不停歇，由此決定了資本主義的分配規律就是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也就是馬克思說的“資本主義絕對規律”）。德國學者海因茨在《資本主義黑皮書》中指出：“資本主義是一場殘酷的優勝劣汰游戲，其殘酷性體現在：每一個社會意義上乃至生理意義上的人都無法逃避這場游戲。而這場游戲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輸家多于贏家的結局。”
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研究發現，300余年來，發達國家的資本回報率保持在每年4%—5%，而GDP的增速為1%—2%，資本的回報率幾乎是經濟增長率的3倍，而雇傭工人工資的增速則更低。在100年的時間里，有資本的人財富翻了7番，是開始時財富的128倍，而整體經濟規模只增加了8倍。1%的人的財富總和超過了90%的人擁有的財富。根據樂施會的研究報告，2010年，世界上最富的388位富豪的財富總量，超過世界半數人口（約36億）的財富總和；2015年，世界最富的62位富豪擁有的財富超過世界一半人口的財富總和；2016年，比爾·蓋茨、巴菲特等全球前8大富豪的資產，相當于世界半數人口的財富總和。這種持續拉大的貧富差距，正如盧梭所說：“一個巨人與一個矮子在同一條道路上行走，他們每走一步都會使巨人拉大他與矮子之間的距離。”
以美國為例。近年來，美國貧富懸殊程度不斷加大。一是收入不平等加劇。1967年，美國最富的20%家庭收入占國民收入的43.8%，底層的20%家庭只占4%。2001年，美國最富的20%家庭收入份額增至50%，底層的20%家庭份額則減至3.5%。二是財富不平等加劇。1983年，美國最富的10%家庭擁有68.4%的財富，底層的60%家庭擁有6.1%的財富。2001年，美國最富的10%家庭財富份額升到71.5%，底層的60%家庭財富份額降到4.2%。三是機會不平等加劇。美國最富的10%家庭的子女成年后有40.7%的機會成為人口中最富的20%，而最貧窮的10%家庭的子女成年后有50.7%的機會成為最窮的20%。
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既導致嚴重的經濟問題，也帶來嚴重的政局動蕩。一方面，貧富懸殊會導致經濟的周期性危機。資本自我增殖的前提是賣掉商品，實現從使用價值到價值的轉換。然而，完成這“驚險的一跳”，需要有與生產能力相匹配的消費能力。但在貧富懸殊日趨加大的背景下，富人消費邊際效應遞減，普通百姓則因收入下降導致有效需求不足，由此產生以“生產相對過剩”為特征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另一方面，貧富懸殊不僅極大破壞社會生產力，還會從經濟危機轉化為政治危機。例如，1825年，歐洲經濟危機導致歐洲三大工人運動（法國里昂絲織工人起義、英國憲章運動、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和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導致法西斯上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占領華爾街”運動和“阿拉伯之春”運動。
自我變革效果有限
生產資料私有制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發展觀的根源，因而廢除私有制也是解決這種發展觀異化的最根本舉措。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被視為不可動搖的金科玉律，由此決定了這些國家要想緩解自身矛盾，只能是“螺螄殼里做道場”，在有限范圍內進行自我調節。具體來說，主要有三種辦法：
第一種辦法是擴張空間，即通過不斷地尋求原料和市場空間，確保資本積累過程順利進行下去。這種空間擴張在早期主要表現為殖民擴張。19世紀后期，歐洲國家在完成工業化進程后，紛紛從自由資本主義轉向帝國主義。19世紀末，英國的資本家和政客都公開鼓吹帝國主義。1895年，英國金融大王羅得斯公開稱：“為了使聯合王國四千萬居民避免殘酷的內戰，我們這些殖民主義政治家應當占領新的領土，來安置過剩的人口，為工廠和礦山生產的商品找到新的銷售地區。我常常說，帝國就是吃飽肚子的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正是在謀求資本積累的驅動下，英國不斷進行海外殖民擴張，最終成為擁有龐大殖民地的世界第一大工業國。
但隨著時代向前發展，英法等歐洲列強建立的殖民帝國體系最終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通過間接控制的方式進行資本盤剝的新殖民主義，典型表現就是美國通過倡導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引誘其他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和所謂“結構調整”，最終將整個世界納入美國主導下的“美式全球化”。20世紀末蘇聯解體后，西方打著新自由主義旗號將原來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納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試圖通過空間擴張實現資本增殖。
從最終效果看，美式全球化的結果就是各國貧富差距持續拉大。據統計，從17世紀初到20世紀末，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均GDP差距不斷擴大。1600年，西歐為世界高收入等級，非洲為低收入等級，前者為后者的2.24倍；1870年為5.48倍；1913年為8.99倍。到1998年，北美洲人均GDP是非洲的19.11倍。從國民總收入（GNI）考慮，進入21世紀后，世界貧富多極分化呈加劇態勢，按匯率計算，1970年世界10個高收入國家人均GNI是10個低收入國家的45.37倍，而2015年為61.72倍。
第二種辦法是推動技術革命。在資本積累的利益驅動下，近現代人類社會至少爆發了四次技術革命。每次技術革命爆發，都促使生產力出現躍進式發展，而資本主義也在這種“創造性毀滅”中獲得新的生命力。技術進步可以促進生產力發展，但對解決貧富分化問題則效果有限。一般來說，技術進步帶來設備更新，必然會使資本有機構成中不變資本（購買機器設備）占比日趨增大，而可變資本（工人工資）占比越來越小，由此導致資本有機構成日趨提高。這一方面導致資本家利潤率持續下降，另一方面導致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程度日趨加劇，普通勞動者生存處境日趨惡化。列寧曾說：“機器的使用把勞動效率提高了許多倍；但是資本家把所有這些好處用來對付工人：他們利用機器需要的體力勞動較少這種情況，安排婦女和兒童來看管機器，付給他們更少的工資。他們利用機器需要工人極少這種情況，把大批工人趕出工廠，并利用這種失業現象來進一步奴役工人，延長工作日，剝奪工人夜里休息的時間，把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附屬品。機器所造成的和不斷擴大的失業現象現在使工人處于完全無以自衛的境地。”20世紀美國工人活動家布雷弗曼也認為：“技術的進步非但沒有改變無產階級的命運，反而成了限制無產階級的新枷鎖。”
20世紀30年代，美國爆發了一場持續時間久、波及范圍廣的經濟危機，導致大量人口失業。圖為1931年紐約失業男子排隊等候進入緊急失業救濟登記處的情形 視覺中國/供圖
技術進步導致機器日趨取代勞動者，由此造成失業人數增加。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后的幾十年中，其毀掉的人數比其所接納的人數多得多。1818年《科隆時報》指出：“一部蒸汽機往往造成1000人失業，這樣，蒸汽機的利潤便統統歸到工廠主手中，而不必分給所有的勞動者。機器的每項改進，都造成一批工人家庭吃不上面包。”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主要特點是用機器動力代替人的體力。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點是把操作機器設備的勞動力“合理化”或者近似于變成機器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首要特征就只能是使生產過程中的人類勞動力完全成為多余，通過受控制的自動化設備和信息血液系統，對他們進行“合理化”削減。據國際勞工組織預測，到2040年，機器人可以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將從目前的16%增加到42%，這意味著僅西方國家就會有約8600萬人失業。歷史一再表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的進步反而會加深人類苦難。
第三種辦法是通過國家干預和福利政策緩解市場失靈。為緩解階級矛盾，歐洲國家早在19世紀后期就開始推行福利政策。從效果看，這些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階級矛盾，但并未根本解決問題。
20世紀30年代，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西方國家開始推行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從“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經濟危機”的起點出發，重點加強“需求側”改革，通過加大基建力度，實現“充分就業”，刺激消費復蘇，進而帶動生產復蘇。“充分就業”是凱恩斯主義核心目標。根據凱恩斯主義，失業是社會總需求不足的產物，因此擴大社會總需求可以實現充分就業。總體來看，這種強調國家干預和福利開支的政策，曾幫助資本主義國家度過危機，并在戰后實現了持續20多年的經濟高增長狀態。
然而，隨著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陷入經濟滯脹，新自由主義應運而生。相比于更多考慮勞動者利益的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明顯站在大資本立場，其基本主張（如私有化、市場化、去管制化、削減福利開支等）本質上都是為資本發展壯大服務的“劫貧濟富”政策。為鼓勵資產階級投資，政府并未增加大公司稅收，反而為其減稅。1969—1980年，美國公司稅率實際下降14%，個人所得稅卻不斷攀升。據統計，在美國，大公司收入稅占聯邦政府稅務率的比例在1960年為23.2%，1970年為17%，1980年為12.5%，1984年進一步削減到7.8%。相反，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稅的比例在1960年為15.9%，1970年為23%，1980年為30.5%，1984年則增加到36.8%。2000—2012年，美國公司利潤增長了3倍，同期工人薪金增長30%，而工資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了4%。
給公司減稅并沒有帶來預期中的經濟高速增長。1980—1983年，美國給大公司削減稅率，同期私人資本投資卻下降9%。1948—1973年美國GDP年均增長率為4.0%，而1979—2007年GDP年均增長率僅為3.0%，甚至未超過1973—1979年管制資本主義遭遇結構性危機時期的數據。1990—2000年，新自由主義時期GDP最高增長率也僅為3.4%，遠低于整個管制資本主義時期平均4.0%的增長率。究其原因，失業增長和社會支出削減，使企業產品失去了足夠的社會需求。而有效需求不足，反過來抑制了企業擴大生產的信心和動力。
社會主義提供了全新選擇
發展道路選擇看似是經濟問題，實際是“為了誰，服務誰”的政治問題。人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多數民眾的安危冷暖，直接關系可持續發展問題。資本主義制度最大缺陷是“以資本為中心”實現現代化，是“少數人的現代化”。私有制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最終目的是資本增殖，而不是滿足廣大民眾的物質和精神需求。正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這種“少數人的現代化”導致貧富分化加劇，由此產生周期性經濟危機，導致階級矛盾激化，乃至政權垮臺。
對身處全球產業鏈下游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照搬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勢必重蹈西方覆轍，且癥狀只會更加嚴重。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本質上是一種“中心—外圍”結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實際是剝削與被剝削關系。在這一前提下，發展中國家沿襲發達國家老路，只能“有增長無發展”，永遠難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越是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越不能走西方的老路。
相比之下，社會主義道路是在對資本主義揚棄基礎上產生的，是為了實現“多數人的現代化”。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勞動人民是社會財富的真正創造者。后發國家要想實現經濟趕超，不能依靠殖民擴張，必須“求諸于內”，依靠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和智慧創造。實踐表明，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更具實現經濟趕超的內在優勢。中國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后，在短短幾十年間就從落后的農業國，轉變成工業體系完備、擁有“兩彈一星”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和最終目標是“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不僅創造社會價值，同時也充分享受勞動成果。社會主義生產的主要目的就是滿足勞動者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資本的無限增殖。要想實現“共同富裕”，不僅要在“二次分配”中更多照顧群眾利益，而且要從變革生產關系入手，加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讓勞動人民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成為勞動成果的享受者。西周末年春秋初年，晉文侯問政于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與其在消費品領域分發“糖果”（熟），不如公平分配生產資料（土地）。民眾擁有土地就能實現富裕，反之，則會導致貧困。當戰爭來臨時，全國百姓不用下達命令就會主動參戰，因為國家的災難就是人民的災難。當然，舅犯所謂的“分地”，與我們所說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存在著本質差異，但他部分揭示出公平分配生產資料的重要性。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可以憑借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無償竊取勞動者的成果，由此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這也是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經常性失衡的重要根源。相比之下，公有制經濟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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