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英國哲學家懷特黑Whitehead所說的，后世的中西兩方的哲人、思想家，都是像孫悟空一樣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只能對他們二人的思想理念做些修修補補的事，再無重大的突破。
所以，如果要研究了解中西文明及其異同，不妨從研究孔、蘇二人的思想理念入手，不啻是一條捷徑。
要研究了解二人，不能不知道他們的出身家世。孔子的遠祖是宋國沒落的貴族，殷王室的后裔，所以身上流著貴族的血液。但由于衰敗，而落入社會底層，不得不自食其力。孔子說，自己少能鄙事，就是青少年時期干些粗活糊口。而蘇子本就是來自社會底層，父親是個泥瓦匠，母親是個接生婆，一個道道地地的老百姓。所以，二人都深知民間疾苦，很接地氣，不是高懸在社會上層、脫離現實的既得利益者。
再從個人外表相貌來看，我們的夫子則是山東人的偉岸身材，身高八尺，肩寬腰圓，國字臉，儀表堂堂。作為一個貴族的后裔，孔子事事依禮而行，衣冠整齊，舉止端莊，于人一種道貌岸然的君子形象。
而蘇子正好相反，長相極丑，臉型扁闊，眼睛突出，鼻子朝天，嘴巴奇大無比，嘴唇特厚，肚皮大的出奇，上輕下重，個頭矮小，是個五短的怪人。蘇子與學生談論美學觀時，學生不禁問他，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尊容，他坦然不無自嘲地回答說，實用的才是美的。
這是外表儀容，在行事作風方面，蘇子超凡脫俗，倜儻灑脫，無拘無束；儀容不整，蓬頭垢面，不修邊幅，甚至老是光著腳在街上行走，與人辯論，而且幾乎不洗澡，活像一個流浪漢、乞丐，予人一種安貧樂道、無拘無束的哲人形象。
雖然兩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就是都平易近人，談笑風生，幽默風趣，虛懷若谷，恭儉謙讓，一派宗師風范。 蘇子幽默風趣的一個例子，就是他的妻子燦蒂柏（Xanthippe），脾氣火爆，每當燦蒂柏大發雷霆的時候，這位大哲學家總是默默的抗議，使潑悍的妻子常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據說有一次，在蘇氏仍作無言的抗議時，他的妻子氣悶不過，在盛怒之下，將一桶水潑澆在丈夫的頭上，而蘇子只是微笑著說：“我知道在陣雷之后，一定會有疾雨的”，自我解嘲一番。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當聽到丈夫要處死刑，前去探監訣別時，在監獄里嚎啕痛哭，淚流滿面。然而，這位哲人仍然很輕鬆的對他的弟子們說：“你們勸她回家吧！我一生最怕見女人流眼淚了。” 燦蒂柏一直哭著說：“蘇格拉底，你是冤枉的呀！你不能無罪而死啊！”卻想不到他回答說：“我無罪而死，死得很光明磊落啊！難道要我有罪而死嗎？”
當他面臨死亡的一剎那，他的弟子們都痛哭失聲，他卻仍然是妙語如珠，視死如歸，看破生死。有一位弟子勸他在臨死前換下那件破舊的長袍，他堅持不肯，同時說：“我生前即穿著這件破舊的衣服，難道穿著它，死后不能見上帝嗎？”
他臨死前留給世人最后的一句話，是對克雷多（Crito）說的：“克雷多，我還欠阿克勤比斯（Asclepius）一只雄雞，請別忘記還給他。”因為他要清清白白地離開塵世，沒有一絲遺憾。
蘇子不僅殉道而死，還是殉法而死。在雅典，被判死刑的人，如果有機會逃出國外，就不予追究；也可以出錢贖罪。有的弟子勸他藉機逃走；有的弟子和朋友愿意代他贖罪，都被他拒絕了。為了維護真理和正義，他表示不能這樣做，潛逃和贖罪等於向邪惡屈服。臨刑前說：“服從國法，是市民的義務”。于是這位七十高齡的大哲學家，為殉道殉法而死，從而在弟子們的一片嗚咽聲中與世長辭了，為后世樹立了高大的殉道殉法的典范。孔子雖說朝聞道夕死可也，但奉行中庸之道的夫子，可能也不贊成這樣的死法。
再就傳道授業解惑而言，兩人的方式完全不同。蘇子不收弟子，
不收學費，不論身份貴賤，年齡，開門授學，來者不拒。而且沒有固定授業時代地方，街道、商場、市集，隨處皆可開講，是個名副其實的人民老師。大弟子柏拉圖，出身貴族，自愿要做蘇子的學生，兩人并無正式的師生名分。孔子則不然，孔子收學費，有正式的師徒名分，正式的學堂，學生多達3000人，成才的72人。
就孔蘇二人的思想而言，思路和出發點完全不同。蓋人有兩面性，即個人和眾人；西方側重于個人，蘇子從人的“自我意識”，喚醒人的“反思”出發，孔子則從眾人的“群體意識”，呼喚人際之間的“仁愛”之心出發；質言之，一個是從人的內心的思想核心理性思維，去求得對普遍概念的認識，一個從人的外在的行為方式，躬行“仁”與“禮”；一個追求心靈的真善美，一個實行“仁”與“禮”的完美結合。
兩人最大、最根本的不同點還是在對宗教、鬼神的看法，孔子基本上是個無神論者，不相信神，不知生焉知死，不相信有死后的世界，孔子主張祖宗崇拜，但祖宗是人，死了的人，但不是神。這種無神論的人生觀，在孔子之后的數千年來成為中國人習而不察、視為當然的人生觀，成了中國人的民族性。
而蘇子卻是個有神論者，深信死后的世界，甚至相信有前生。當然，這不僅僅只是兩人個人的信仰問題，而是中西、中希兩個文明的投射。蓋中國自周初以后，就否定了商朝人殘酷人祭的神道文明，進入了周公孔子倡導的人道主義文明，人文主義文明。孔子提出仁的核心思想，就是最好的佐證。
而蘇子卻反映了希臘和西方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神道思辨思想。希臘的神話多姿多彩，荷馬史詩就是一部希臘的神話史，印證希臘人對神信仰的專誠。
受到這種神話氛圍的熏陶，蘇子自然是個有神論者，不但沒有背叛雅典人信神的傳統，而且把神置于至高無上的位置。他活著是為執行神的使命，神諭，并且相信死后將赴神的世界。但他信仰的神，是理性的神，不是雅典傳統的神話的國神。因此，他被誣告為不信雅典的國神而被處以死刑。此后，蘇子的神道宗教觀，成為西方人的宗教觀，而與中國的人教觀，形成鮮明的對比。
總結而言，蘇子是西方智慧的代表，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創者。前蘇格拉底時代的希臘哲學，目光聚焦于物質世界的構造和法則，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質。蘇子說，這種研究固然有其意義，但對于哲學家來說，該有比樹木、石頭和星辰更有價值的問題。這是些什麼問題？是心靈問題，是人生人事的問題，是道德問題，是知識問題。這些問題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片刻也不能分離的。
蘇子就這樣開創了人生哲學的新領域。他常引用德爾斐廟（Temple of Delphi）所鐫的一句名言「知己（Know thyself）」來告誡世人。 蘇子說，幸福即至善（The highest good），以理性的智慧（Wisdom）統攝諸德，以“知即德說”（Knowledge is virtue）為倫理理論的主旨。他認為明智之人，能明是非，別善惡，在平時的行為實踐中，就知道為善去惡。因為故意作惡，可使他本身感覺不快。凡人的作惡，皆由於愚昧無知，所以智慧為唯一之德，愚昧是唯一之惡。這就是蘇格拉底著名的“知德合一”說，他把知識和道德二者，視為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
特別值得一提是，蘇子獨特的教學法，詰問法，又稱蘇格拉底法（The socratic method）、蘇格拉底反詰法（Socratic irony）。蘇子認為，知識原存於人的心靈內，不過人因受欲念或其他錯誤的觀念所蔽，而沒有發現罷了。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像“助產士”一樣，以謙和的態度提問，詰難對話，誘導別人思索、回答，然后從對方的回答中導引出其他相關的問題，逐層深入，剝繭抽絲，幫助對話者清除這些障礙。由于不斷的詰詢，使對話者逐漸了解自己的無知，發現自己的錯誤，直至最后使對話者承認他的無知和矛盾，直到認清問題的本質，從而使對話者大徹大悟，得到知識，揭示真理。
孔子是一個博學的行為藝術的回答者和教誨者。蘇子在個體的意識中對普遍概念的確證中，從“思”、從“大”開始陶鑄自我；孔子則在強調群體意識中，在“齊之以禮”的躬行中，從“始于足下”做起來，表現出自我。
簡言之，蘇子側重于啟示人的理性，教人如何思考，孔子側重于揭示人的仁性，告戒人如何踐行，因此《論語》中與弟子的對話，都是子曰如何如何，變成上下尊卑之間的訓話。
遺憾的是，這竟然成了中國教育的一種習慣方式。雖然到了近代，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下，有所匡正糾偏，但難以根除。這與蘇子站在平等的地位，亦師亦友地平等對談，實成鮮明的對比。
孔蘇二子都熱衷于政治，他們的一生都在談論哲學、道德和政治問題中度過。孔子是一個倫理政治的提倡者，在《論語•為政》中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他認為治理國家應當以道德來感化人民，只有這樣人民才會前來歸附，好象滿天星斗都環繞北斗運行一樣。同時治理國家的人本身也必須是一些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論語•子路》中說，“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當年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說為政之道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要遵守一定的法度，按照一定的禮節行事。在家里作兒子的應當為父親盡孝，在社稷作臣子的應當為國君盡忠。如果人人都能夠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各安其所，各司其職，凡事不逾規矩，那么國家就能長治久安，百姓們就可以安居樂業。
在個人生活方面，蘇、孔二子，都主張清心寡欲，安貧樂道。蘇子說“能夠一無所求才是象神仙一樣，所需求的愈少也就會愈接近神仙”。孔子也曾對他的學生講，“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孔子所以盛贊他的大弟子顏回的儉樸，而蘇子猶有過之，不但儉樸，而且簡直是到了苦行的地步。君不見他在參加波提戴亞戰役時，甚至在寒冷的冬天，赤著腳在冰上行走，令他的戰友刮目相看。這一經驗是倡導和平主義者的孔子，未曾經歷過的，孔子從未當過兵，打過仗，孔子承認，自己不知農事、兵事。
綜上所論，有關這兩位中西文明鼻祖的思想言行舉止，不禁令千百年來中西文明的后人，興起高山仰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遐思！誠如朱熹所說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黑夜！”，這句話也同樣適用于蘇子，“天不生蘇子，萬古如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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