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新冠病毒疫情持續了一年多，現在還大規模反彈且烈度加劇，國外專家和一些政府首腦說新冠病毒永遠不會消失，提出“與病毒共存”,完全寄希望于接種疫苗，形成“群體免疫”與病毒共存。近來南京疫情跨省傳播，7月29日凌晨，張文宏醫生在微博發文《南京疫情促使全國經受壓力測試，為未來疫情防控提供更多思考》，也提出“世界要學會與這個病毒共存”，與中國民眾希望免于病毒之害相悖，受到網民批判，引起了國內外一些人的反批判。美國之音找了兩個“華人專家”來，說“張文宏醫生‘與病毒長期共存’這個觀點，間接否定了中國政府自武漢封城以來，這種‘清零’和嚴防死守的抗疫政策，變相地宣告了中國抗疫的失敗……請大家想想，既然未來要長期共存，何必當初封城、封小區？搞得人心惶惶、雞飛狗跳？反正早晚都會感染。其實張文宏醫生說的是專家之言，依據‘病毒變異’和‘疫苗只能減輕癥狀、無法完全防護’這個現狀，給出的防疫方案：第一是封堵無效；第二是疫苗可以減輕癥狀，降低死亡率，這樣兩個問題。中國官方輿論一直把抗疫視為政治任務，無所不用其極去執行和完成……”，指責中國防疫反人道；BBC說“中國抗疫專家張文紅因撐‘與病毒共存’遭攻擊風頭浪尖上敢言專家”國內張文宏的支持者說反對“與病毒共存”是“沒文化的人，就越會用自己狹隘的惡意，去揣測別人”，號召“保衛張文宏”，叫喊“上海最應該站出來保衛他”，說“張文宏若被打倒，中國離文革就不遠了”……
盡管張文宏的支持者主張“科學的問題要交給科學家來解決”，反對“政治化甚至意識形態化”，但看他們的反批判，有句話是在講“科學”嗎？否，完全在進行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斗爭。
高強《“與病毒共存”可行嗎？》講人類與病毒是“有你無我、你死我活”的關系，完全正確。醫生就是幫助病人殺死病毒，絕不會、也不能讓病毒與人“和諧共處”。高強是原衛生部部長，顯然不是“沒文化的人”，支持“與病毒共存”者反對《“與病毒共存”可行嗎？》，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說反對高強者是“沒文化的人”，則如何？但我們不會把嚴肅的科學爭論與嚴酷的政治斗爭引向吵架，而要堅持擺事實講道理，實際戰勝病毒。
2020年4月11日又發表《不要喪失已經占得的先機》，2020年4月7日網傳原新華社國際部財經新聞采編室副主任明金維，對環球時報4月6日社評的評論——《環球時報這篇社評透露很多權威判斷，信息量非常大》提出10條意見的第七條說：“疫情可能會出現多輪，第一輪中國占優，但在歐美國家以高病死率為代價，通過殘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行人群淘汰后，在第二輪中可能占據優勢。中國面臨的情況恰恰相反。”顯然，這種自然的“通過殘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行人群淘汰”的“群體免疫論”，這種“與病毒供存”，是對人類自覺戰勝否定，是對科學的否定。同時，“疫苗只能減輕癥狀、無法完全防護”的“與病毒共存”，也是對國外通過全民接種疫苗，形成“群體免疫”的“與病毒共存”的否定。
有人作《鐘南山的悲劇，正在張文宏身上重演》文指反“與病毒共存”者是“沒文化的人”。我看，是作者不知道防疫是公共衛生，按美國城鄉衛生行政人員委員會對公共衛生定義，公共衛生是通過評價、政策發展和保障措施來預防疾病、延長人壽命和促進人的身心健康的一門科學和藝術。事實上，公共衛生是需要全社會民眾共同參與的，不像治病，完全由專業的醫生處方。
去年鐘南山院士提出“假如各國都能動員起來，可以期待6月份控制住疫情的”、“病毒首先出現在中國”兩個判斷，我們看到，新冠新冠病毒疫情一直延續到現在，在接種疫苗后繼續傳播，甚至愈演愈烈，現在生物學家驚呼“這個新冠病毒是最流氓的病毒，顛覆了我們對已知病毒的所有認知。”我們看到，美國等國正是抓住“病毒首先出現在中國”，圍攻中國。說明專家對新冠病毒還沒有實際了解，缺乏政治觀點。病毒的起源和快速變異等許多問題，對于專家，現在也還是個未知領域。所謂“專家”的“專業知識不可避免地有局限性。”（劉金華《談談防疫的幾個問題》）
反對“與病毒共存”，反映了民眾的要求，也是科學的任務，絕不能斥之為“無知”。相反，作為醫生和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的張文宏在病毒傷害了兩億人的健康，奪去了幾百萬人的生命，破壞了人類的正常生活和世界經濟，現在還在弄得人類不得安寧的時候，不是想法抗疫，而是附和“世界上大多數病毒學家都認可這是一個常駐病毒，世界要學會與這個病毒共存”論調，提出防疫是“最終達到與病毒的和諧共處”，則是反科學的，忘卻了醫生的職責，是摔鍋。要人類“學會”容忍新冠病毒對人類的肆虐，這哪是科學，哪里有人類“智慧”，網民的批判是正確的，確實是投降。
王慧發表《“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不矛盾——為張文宏說句公道話》，說批判張文宏的人是“泛政治化甚至意識形態化的解讀，甚至亂扣帽子，這是要不得的，是對眼下抗疫大局有害的。大洋彼岸的美國就是因無度的疫情爭論，泛政治化的揣測，造成了社會撕裂而吃了大虧。”舉起了中國政府反對美國病毒溯源“政治化”大旗。但這是兩碼事。美國硬說病毒來自中國，所以是病毒溯源“政治化”，不真的對病毒要進行科學溯源，根治新冠病毒。
我們反對美國病毒溯源“政治化”，強調病毒溯源應當持科學態度，要調查分析，以求“動態清零”；但是不能否認防疫有政治。世界上許多事情，比如生產、自然科學等等，是人與自然的斗爭，但在階級社會里，又常常表現為某種形式的政治斗爭。防疫不僅是醫生和病人共同對疾病的斗爭，它作為公共衛生，就必然要表現為政府治理行為，群眾的社會運動，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作用。所以，我去年3月15日的《再說抗疫復產為人民》說“鐘南山是病毒專家，他從病毒活動規律，認為6月氣溫高了，病毒就不活躍了。我認為‘對冠狀病毒，在沒有藥醫的情況下，就是簡單的隔離。這對于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的國家，在中國、朝鮮，做這工作，都比較資本主義國家容易。’‘大概勞動節前可告勝利。’”但是歐美國家“制度不同，隔離不可能像中國、朝鮮嚴格；由于前一階段有失防范，受感染的人很多，現在集中爆發，難以應收盡收，收進來醫療力量也嚴重不夠，這兩個問題要盡快解決。解決不好，不僅死人多，6月份全世界也恐難控制住疫情。”4月3日我又發文《依靠民眾做好自己的事》說：“現在防疫戰場在歐美。制度不同，隔離不可能像中國嚴格。但在制度方面中國幫不了忙，不能像美國那樣推銷美國民主。”
2020年3月4日世衛組織訪華專家組組長答記者說：“中國的抗疫方式是可以復制的，但需要速度、資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氣。”世衛組織訪華專家組組長都看到了中國抗疫有政治優勢，中國卻有人反對，恐怕不能說這些人比世衛組織訪華專家更“專業”，顯然這種反對是出于一種政治和意識形態。
張文宏說：“我講的第一句話是什么？‘共產黨員先上’，大家相信了這句話……正是因為‘共產黨員先上’這句話受到了老百姓的認可，所以之后，當我說‘上海人摒牢’，以及‘早餐要不要吃粥’等話題時，大家才愿意聽我的。”請問，“共產黨員先上”是不是去年抗疫勝利的政治因素？由此“大家才愿意聽我的”，是因為是專家之言，還是“泛政治化”？
我在2020年4月25日發表《穩生產要體現社會主義特色》指出：
“全世界抗疫穩經濟有兩條道路，一是中國道路，靠社會的力量，組織民眾防疫，扼制住疫情，復工復產。我們看到，這已經取得抗疫的決定性勝利，生產也有了起色。一條是美國道路，重經濟，輕人命，‘為防疫而讓美國經濟停擺不劃算’，‘國家經濟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結果是，人死的最多，經濟也支撐不下去。”
中國這些年有一種“去政治”思潮。經濟去政治，思想去政治，不知道共產黨是干什么的，怎么體現“黨領導一切”。“去政治”實質是要中國去共產黨的領導。“去政治”是一種非黨思想，它正在腐蝕共產黨人，使共產黨去無產階級本性，忘掉初心使命。
張文宏《南京疫情促使全國經受壓力測試，為未來疫情防控提供更多思考》文的=開場白：“近期南京疫情跨省傳播，成為輸入性疫情引發國內傳播的新模式。在嚴格管控疫情和加速疫苗接種的今天發生多省疫情擴散引發公眾對于未來的巨大不安，這份不安其實來自對于未來巨大不確定性的不安。”就不是一個專家應當說的話，全是政治語言。我們知道，習近平去年早已提出“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可見輸入性疫情并非“新模式”，講“新模式”，是不是與黨的防疫方針不一致？再說，近期疫情根本不是“在嚴格管控疫情”下發生的，而是一些部門放松了管控產生的事故。張文宏這樣講，是為失責人員開脫。他由此得出“未來巨大不確定性”結論，顯然不是立足于科學根據和專業知識，而是對新冠病毒的無知與無能為力，如網民批判的，是投降主義的意識形態（觀點）
我們還看到，沉默了一段時間的方方現在又出來說：“今年的感染人數全國加起來還不及去年武漢一天多，何況幾乎沒有死人。我倒是覺得防衛有點過當。唉，防衛過當也比去年的隱瞞不報要好點。”“防衛過當”“去年的隱瞞不報”，這樣概括中國政府的整個防疫，與美國防疫中的反華政治，配合得非常默契。
本文“送瘟神”借用毛澤東兩首詩的標題。我把毛澤東的這兩首詩及其前言、后記全文抄錄于下，請大家——包括張文宏——聯系現在實際讀一讀，看這兩首詩對歷史上不同社會的不同防疫道路及其不同結果的概括對不對。
“讀6月30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毛澤東還為這兩首詩專門寫了一段《后記》：“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余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十二省、市滅疫大有希望。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于近來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就血吸蟲所毀滅我們的生命而言，遠強于過去打過我們的任何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一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蟲。除開歷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現在尚有一千萬人患疫，一萬萬人受疫的威脅。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華佗們在早幾年大多數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勁漸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黨抓起來了，群眾大規模發動起來了。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舊中國，“華佗無奈小蟲何！……一樣悲歡逐逝波。”而在“”的新中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毛澤東在說明呢？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授、副院長汪建新說：“作者寫‘送瘟神’，并沒有具體寫打針、吃藥以及消滅血吸蟲的過程，而是將其放到全國人民改天換地的偉大實踐中去，從而使詩作具有更深廣的思想意義。”這就是，人民群眾在共產黨的組織領導下，就能改天換地，幾千年“一樣悲歡逐逝波”瘟君，在共產黨領導人民下，將“紙船明燭照天燒”，從人間消失。
8月18日晚，張文宏再發微博。冰川思想庫特約研究員張明揚發文《張文宏時隔20天再發聲，這次“報平安”是什么意思？》說：“發布僅一小時就獲得了了4萬轉發，30多萬次點贊，這可能也創下了張文宏微博的最快轉發速度了。這就是所謂人心所向吧。”說“疫情爆發這一年多來，正是張文宏兼具勇氣、專業和平實的持續發聲，激勵我們走到了今天。無論張文宏的真實醫學貢獻有多少，但他的發聲本身就構成了一種真實的力量，在風雨如晦中撫慰了無數人的心靈。我愿意相信相信的力量。”張明揚沒有講科學，而是講“人心”，輿論，“相信的力量”。
張明揚轉抄了張文宏的話并感言：“‘有人問我，你最希望的抗疫場景是怎樣的，我的回答是上班下班，抗疫在正常有序進行，就像沒有疫情發生一樣。因為一切都納入了正常化軌道’，我想，面對張醫生這樣溫暖得體的話，無論是‘清零派’，還是‘長期共存派’，或許會稍稍放下分歧，重新將疫情，而不是對方，視作最大的敵人。”最后說“我天真地希望，‘保衛張文宏’能就此畫上句號。張文宏與他的發聲權，不應成為一個需要公眾保衛的存在。”
張明揚們錯了。批判“與病毒共存”，不是針對某些國家或某幾個人，而是防疫的科學方法之爭。張文宏有發表“與病毒共存”意見的權利，沒有人剝奪他的發言權，但是，也要允許他人要批判“與病毒共存”，允許爭論。什么“為脆弱的科學話語尋求一方安身之地”？難道爭論不是弄清楚問題，明辨是非的科學方法？
什么是科學？不能說專家的話就是“科學”，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成功抗疫防疫的經驗就不科學。
什么是“民心所向”，難道“與病毒供存”是民心所向，而戰勝病毒，即使暫時不能完全消滅冠狀病毒疫情，也要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實現“動態清零”，讓人民安居樂業，健康生活，不是民心所向。
有網友看到關于張文宏講了一句“我們國家采取的抗疫策略是目前最適合我們自己的策略”，就認為他“改口”了，沒有注意張文宏只是說這是“我們自己的策略”，并沒有否定“與病毒供存”是普遍規律；沒有注意張文宏說“有人問我，你最希望的抗疫場景是怎樣的，我的回答是上班下班，抗疫在正常有序進行，就像沒有疫情發生一樣。因為一切都納入了正常化軌道”的意思，就是人與病毒可以共存，相安無事，和諧共處。
2020年1月28日，我發表《抓防疫，穩生產》指出：“這是在非常時期進行生產，需要考慮一些非常措施，防止病毒在集中的人群中傳播。這是可以做到的。”決不能“就像沒有疫情發生一樣。”
接著在2020年2月4日的《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第三次強調‘這是在非常時期進行生產’”，提出“現在，如黨中央指出的：給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出了一道思考題：必須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在重大考驗面前，演奏一部激昂奮進的鋼琴協奏曲。疫情防控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引領曲調、凝聚力量的那架鋼琴，而其他重要工作，則正是與之協調共進的整個樂隊。”
2020年4月3日，我在《依靠民眾做好自己的事》說：“關于防疫復產，此前我提出‘抓防疫穩生產’，在防疫中穩生產，現在疫情扼制住了，根治冠狀病毒，消除疫情的危害，矛盾轉化了，要‘抓生產固防疫’，寓防疫于生產中。職能部門‘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防疫常規化就行，不宜再作為全社會首要問題。中國不應該再爆發二次疫情，已經有了痛苦的經驗之后，如果爆發了二次疫情，那真是不可救藥，但不是新冠病毒，而是官僚主義。”
2020年4月11日又發表《不要喪失已經占得的先機》，批判2020年4月7日網傳原新華社國際部財經新聞采編室副主任明金維對環球時報4月6日社評的評論——《環球時報這篇社評透露很多權威判斷，信息量非常大》提出的10條：“首先‘明十條’的第一條：‘疫情和防控都將常態化”，是完全錯誤的。發不發生冠狀病毒或其他瘟疫，防疫都必須常態化，但是，疫情絕不能常態化。如果‘常態化’，那真會活不下去。”防疫常態化，絕不是“就像沒有疫情發生一樣。”
2020年4月21日又發表《大考中的思考》針對鐘南山提出的“明年是阻擊戰”寫道：“人民戰爭、總體戰，遭遇戰、阻擊戰，全面概括了中國防疫斗爭的模式、過程。我2月10日發文說“‘冠狀肺炎突然襲來，來勢兇猛，倉促迎戰，首先是要阻斷傳播渠道’，指的是中國防疫，已經從1月23日之前的遭遇戰，轉入之后的阻擊戰。遭遇戰打得不好，阻擊戰打贏了。至于明年，我認為，應是常規防疫，再來被動的阻擊戰，就說明我們沒有吸取教訓。’”
中國早在去年就進入常規防疫，中國防疫現在是世界最優，但是，一方面由于管理者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一方面由于一些民眾麻痹了，對新冠病毒失去警惕性，如張文宏說的那樣：“就像沒有疫情發生一樣”，產生了南京等地出現了病毒擴散，被迫進行抗疫阻擊戰，雖然由于有了去年以來的抗疫經驗，很快控制住了，但還是影響了許多人的健康、生活和工作，產生不應有的損失。這是深刻的教訓。
也許，若干年后，人可以與病毒共處，但是，現在不能。無論如何，只要新冠病毒在，就不能“像沒有疫情發生一樣”，放松警惕性，像去年1月那樣，向國外一樣，影響全國人民的生活生產。也不能緊張過度，耗費不必要的過大的人力物力。防疫必須常規化。常規化就需要有規可循。建議國務院衛生防疫部門組織專家，總結過去防疫的經驗教訓，聽取民眾意見，制定防疫條例，規范防疫工作。我認為，在這次阻擊戰之后，防疫應當常規化，防疫重點首先在流動人口，特別是境外進入中國的人。另一個重點是人群集中的生產部門，確保生產正常進行，這方面應當有嚴謹的細則。
加強新冠病毒溯源的科學考察研究工作。“溯源”有兩方面，現在大家爭吵的病毒是來自中國、美國或其他哪個國家，這方面是政治問題，由政府部門去查，阻止恐怖主義國家進行生物戰。查明新冠病毒來自哪里，生存條件，如何演化為現在嚴重毒害人類的病毒，比如說，病毒專家說新冠病毒的宿主是蝙蝠等其他幾種野生動物，但是沒有搞清楚為什么新冠病毒可以與蝙蝠共生，它們共生的機理是什么？還有為什么蝙蝠聚居地周圍的人沒有發生疫情？或者是沒有發現疫情（“與病毒共存”論者，應當考察研究說明這個事實的內在原因）？造成2003年廣州“非典”的薩斯病毒和現在的新冠病毒是什么和怎么演化而來，它們如何獲得傳染人的機能？為什么薩斯病毒后來消滅或消失了，未再危害人類？而新冠病毒能長年存在，不斷變異，真的不能消滅嗎？需要搞清楚它們的生存條件和變異機理……我不是專家學者，講不出內行話，但我提出的這個溯源，是科學工作，是專家學者下功夫的地方。
我不能斷定現在危害人類的新冠病毒何時能夠消滅？但是，自然界、社會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凡是歷史上產生的，也必然在歷史發展中消失。提出“清零”的防疫方針，不僅符合自然辯證法，更是促進積極的對新冠病毒進行科學研究的方針，可以幫助人類戰勝新冠病毒；而現在提出“與病毒共存”，不僅缺乏科學根據，不符合事物發展規律，會對科學研究起消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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