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禁中，指皇宮深院，宮廷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禁中語，是指皇帝未公開的言論。本文討論：古代中國，漏泄禁中語為什么會成為一個問題呢？古代為君需做到去想去意，不見好惡及意愿，為臣者便無謀取私利的契機。而漏泄禁中語，則是通過觀察君王無意中的言行，將君王的意愿表露在外。作者以朱元璋和劉基的對談出發，詳細介紹了歷史上漏泄禁中語的不同情形及相關人員的下場處境。他認為，故意制造內幕消息的人，是拿雞毛當令箭，只逞得了一時；對于聞者，則應抱有分析態度，對傳言謹慎對待，才能全身避禍。本文轉自“修遠基金會”公眾號，原載朱永嘉論史作品《讀史求是》，原題為《漫談中國古代的漏泄禁中語》，經作者授權發布。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讀者參考。
韓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主道》，講的便是為君之道。他強調王者要“虛靜以待”，“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之正”。要做到虛靜，王者必須去想去意，即沒有自己固定的想法和意愿。所以韓非子強調“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
君王的意欲表露于外，為臣者便能因而謀取私利，君王便不可能看清楚為臣者的真實情況及其本意，故不能讓為臣者得知君主所思所欲。反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于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于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于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如此的話，主動權在君王之手。漏泄禁中語者，無非是通過觀察君王無意中的言行，向相關人員表述君王眼前之好惡和意愿，為臣者可以借此以達到某種目的。
顧炎武《日知錄》卷九宦官條云，天順八年（公元一四六四年）十一月，六科給事中王徽等的諫言，便講到宦官“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其勢。人望日歸，威權日重。而內官之禍起矣。”
反之，從另一個側面講，君王有所好，為臣者也能將它引向另一極端。《韓非子·二柄》云：“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王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君見好則群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姿矣。故子之托于賢以奪其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群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實際上為君者不見其好，不見其情，匿其端的本質是不授人以柄，使自己保持主動的位置，那么周圍人的本來面目才能現其真相，為自己贏得主動權。
故為君者，讓人捉摸不透不是壞事，是好事。神奇也就神在捉摸不透上。惟其捉摸不透，才能做到集思廣益，多謀善斷，才能出奇制勝。在政治斗爭中、軍事斗爭中都是如此。掩其情，匿其端并非不作為，而是在謹慎、耐心、多思的基礎上做出正確的判斷，等待適當的時機，該出手時就出手。這是東方思維的特點，與西方不同。在中國不懂這一點則難以立足。從為君的角度講是如此，從為臣的角度講也是如此。
《明史·劉基傳》記錄了朱元璋與劉基的一段對話：
初太祖以事責李善長，基言：“善長勛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后憲、廣洋、惟庸皆敗。
先分析這一段話，朱元璋與劉基討論丞相人選，提出這個議題，反映出洪武初朱元璋對李善長不滿，所以在考慮丞相的繼承人選時要找劉基商量。談話的時間是在洪武二、三年間，那時劉基與李善長的矛盾已公開化了，故朱元璋會講李善長欲害劉。洪武四年，李善長便以疾致仕，但李善長在淮西集團的人脈關系仍在，朱元璋想讓劉基為相，劉是浙江人，故自知力不勝任，拒絕了朱元璋的邀請。后討論了三個人選，楊憲、汪廣洋、胡惟庸，這三個人都被劉基一一否定了。
楊憲“有相才無相器”，器，指器度，言人之度量。李善長的長處是“調和諸將”，楊憲雖有能力但沒有這樣的器度。講到汪廣洋，劉基則認為汪廣洋更比楊憲狹隘。楊憲與汪廣洋二人是李善長為相時的左右丞，所以李善長退休后，由楊憲掌事。汪廣洋被楊憲排斥在外，楊憲被誅后，汪廣洋被召回，洪武十年拜右丞相。汪廣洋自知人際關系上不如胡惟庸，僅受人擺布而已。結果在洪武十二年末，朱元璋責汪廣洋朋欺，貶其廣南，舟次太平，因其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罪而賜敕誅之。在那樣的條件下，想做老好人，不得罪人，也活不下去。
而對胡惟庸，劉基的評語是“懼其僨轅”，那就是沖決朱元璋的控制。這句話傳到胡惟庸處，那二人之間還能不成為死結嗎？后來，此事不幸為劉基所言中，故在洪武十三年爆發胡惟庸案，也是勢所必然。當時朱元璋在選擇丞相候選人時，確實是兩難。胡惟庸是李善長一手提拔，李善長的侄兒李佑是胡惟庸的女婿，故胡惟庸在相府的人脈關系深遠。用胡惟庸，實際上是又一個李善長，比李善長更讓朱元璋放心不下。
胡惟庸是在汪廣洋之后，洪武六年拜右丞相，至七月間為左丞相，以汪廣洋為其副。到了洪武十二年，朱元璋與胡惟庸便鬧翻了。胡惟庸拜相時，劉基便大戚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明史·劉基傳》）實際上劉基傷心的是當年與朱元璋討論丞相人選時，說過對胡惟庸不利的話。洪武七年劉基便憂憤疾作，害怕胡惟庸害他。史傳稱：“基在京病時，惟庸以醫來，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節首惟庸逆謀，并謂其毒基致死云。”
這是一個懸案，無法驗證。但這也證明朱元璋與劉基的對話是外傳了，盡管胡惟庸否認劉基被毒死這件事，但也不能說完全是空穴來風，因為有歷史的宿怨在。從這一點上講，君臣之間的對話，如果涉及第三者的話，其間利害關系相當之大，議論他人是非確會招致飛來橫禍。他們對君王無可奈何，對進言的臣下卻可以趁機下毒手。從劉基與朱元璋的對話及相關談話人員后來的結局看，可謂高處不勝寒。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君臣之間都難于溝通，一次普通的閑聊談心，其引起的后果往往都是人們難以想象的。
南宋初人洪邁的《容齋隨筆》中有兩篇涉及到禁中言的問題，如《隨筆》卷二有《漏泄禁中語》條，講到這么兩件事。一是漢元帝時，京房向張博泄漏禁中言，張博因此而棄市；二是王章與漢成帝在宮廷議論王鳳之罪，王音聞之，告王鳳，元后為垂涕而不御食，王章便因此而死于獄中。為什么如此呢？《韓非子·王道》：“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之所以神，則在于他常常出人意表，唯其神而靈，才能服眾。
泄漏禁中語，如果涉及權力結構上的根本性利益沖突，那就關系到相關方面的生死存亡，所有宮廷密謀，歷來都是先下手為強，故這直接關系到帝王自身的安危。為了防微杜漸，一旦發現泄漏禁中語，輕者會被帝王所疏遠，重者將遭滅頂之禍。
《五筆》卷七的《張蘊古〈大寶箴〉》中，張蘊古應該是直諫敢言的大臣，他之所以得罪唐太宗李世民，倒不是因為《大寶箴》的直言極諫，而是因為李好德一案。好德之言涉妖妄，蘊古言其風疾，風疾，是謂其神經有些不正常，不能作數。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對好德密報其旨，并與好德在獄中博戲，為御史所劾奏。可見張蘊古身為法官，泄漏禁中宥赦的密語給當事的案犯，并與相關案犯一起博戲，從而導致唐太宗發怒。洪邁為張蘊古抱不平，稱其“無罪受戮”。唐太宗在殺了張蘊古之后，心中不勝懊惱，追悔莫及，下決心對死囚的決審，從一日覆奏改為二日五覆奏，表示對死刑要慎而又慎。
上述兩條對洪邁而言，亦是有感而發，因為他自己也碰到過這樣的事。乾道三年（西元一一六七年），洪邁與其兄洪適都受到孝宗的寵信和重用。當時龍大淵、曾覿由于早年曾在孝宗潛邸也深受重用，二人與洪邁相善，他們私下告知洪邁將遷西掖。洪邁見參知政事陳俊卿，講了這一小道消息，陳俊卿為此與孝宗言：“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其密伺圣意而播之于外，以竊弄陛下威福之權也。”孝宗說：“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為卿逐之。”于是黜龍大淵與曾覿二人。朱熹在《陳俊卿行狀》中稱其曾劾奏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人主左右，罷斥之。故洪邁與其兄洪適在乾道五年（西元一一六九年）便退歸鄉里。可見洪邁在隨筆中所作札記《漏泄禁中語》與《張蘊古〈大寶箴〉》這二條亦系有感而發，既是為自己，亦是為京房、王章、張蘊古三人抱不平的。
同樣是泄漏禁中語，若西漢夏侯勝出道漢宣帝語，宣帝是當面責之，夏侯勝說：“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于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宣帝也就不加任何處分了。故這類事還得看所言之是非，所牽涉面之大小及君王的肚量而異。
從根本上講，一方面王者無私言，大丈夫應該光明磊落，政事還是公開透明的好，讓政事見陽光，可以避免和減少許多悲劇，也能讓政治步上正常軌道，不再為少數人所壟斷；另一方面，王者是人，他也有私生活，也有隨口聊天說笑話的時候，可不能句句當真，如果句句當真，人就難以開口說話了。
有一句老話，叫作“王者無戲言”，《呂氏春秋·重言》講了一個故事：“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如果真要嚴格實施王者無戲言，那王者就無法開口說話了。
對于禁中的種種傳言，廣義地講，也就是各種小道消息，從聞者的角度講，無論是什么傳言，必須抱分析的態度，要因人、因事、因時、因地、因勢而異，謹慎對待，這樣才能全身避禍，并有利于公共事業的發展。當然，對于有一些人拿雞毛當令箭，不問是非地借此隨便整人，那就又另當別論了；對于有的人故意制造內幕新聞，借以為個人謀利，那就同樣另當別論了。總之，為人還是直道而行的好，想靠小道消息、內幕新聞辦事的人，只能得逞于一時，最終還是難免一敗涂地的。千百年來的歷史經驗證明了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上面說的那些都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拿到現在來說，如果政府信息的公開透明制度化規范化了，那么小道消息的市場也就會大大縮小了。打一個不十分恰當的比方，證券市場在小道消息滿天飛，許多人都靠追逐小道消息來謀利的時候，往往是這個市場很不正常的時候，如果信息發布規范化了，那么投機客興風作浪的空間便大大壓縮了。
對股民來說，不能靠小道消息來判斷市場行情的變化，而是要根據市場宏觀面、公司基本面來判斷公司，根據技術趨勢來決定進出，這樣做也可以免受小道消息的干擾而上當受騙，這樣市場才會健康和繁榮。否則大起大落，大多數人受損，少數投機客獲利，這就不是一個正規和健康的證券市場了。對于小道消息的傳布者，也得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要看他的出發點，要看有沒有造成嚴重后果，對其處置應該因人因時因事而異，不能一刀切，不能借此傷害無辜者。這個有關小道消息的道理，切換到其他方面，道理也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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