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每個人都在談市場經濟，究竟什么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以市場價格為導向的經濟，以“看不見的手”來配置資源，似乎只要如此，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
但是事情有這么簡單嗎?其實這個理論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市場經濟假設所有參與市場的人都是理性的獨立參與者。
但是我們會發現，市場參與者的理性往往只是在短期內顯現出效果，而從長期結果來看卻是非理性的。短期內大家都是為了賺錢，所以理性選擇是精打細算，利潤足夠多才愿意去干。市場中一大幫短期理性的人在一起交易出來一個價格，形成了整個社會的風向標或者叫指南針，所有人都據此來配置資源。但是這些人從長期來看是理性的嗎?
我認為長期來看他們不可能是理性人。我們以前講過美國在殖民地時代的加勒比海模式，就是不搞其他產業，只是大量種植甘蔗制糖，因為當時的糖像黃金一樣值錢，而加勒比海島的自然條件非常適應種植甘蔗，所以哪怕砍掉所有的樹，把其他經濟模式全部排擠掉，只發展單一的甘蔗種植，也是非常合算的。
這種模式理性嗎?就短期而言，它是理性的，但就長期而言，過了幾十年、上百年之后，德國人發明了甜菜制糖，甘蔗不再是必須的了，結果加勒比海從英國殖民地中間最賺錢的“現金牛”，變成了整個美洲大陸最貧窮落后的地方。這不就是短期理性、長期非理性的具體表現嗎?
歷史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太多的國家，太多的王朝，都是由于追求短期利益，而導致長遠文明的毀滅，或者是帝國的衰落。歷史上所有以商業立國，追求利潤的國家和文明，沒有一個是長壽的。推羅、腓尼基、迦太基、希臘、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米蘭、漢薩同盟、弗蘭德等等，所有純粹以商業利潤立國的、短期理性的、符合純粹市場經濟的國家和文明，哪一個活到今天了?沒有。
你會發現，真正長壽的文明和國家，它的行為從短期來看很可能是非理性的。歷史就是這么奇怪。比如秦始皇修長城，短期來看一定是非理性的，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去修長城，其實不合算。比如在《漢武大帝》里，漢武帝和群臣討論秦始皇修長城到底合不合算，有一派人認為根本不合算，因為游牧民族隨便攻擊一點就能突破長城，一年進來一次，長城根本擋不住他們。但是另外一派就認為，假如沒有長城，游牧民族就可以天天來洗劫，所以萬里長城雖然耗費巨大，但卻絕對必要，因為在冷兵器時代，在中國內陸沒有馬場的情況之下，就沒有騎兵，也就沒有辦法跟游牧民族進行長期的對抗。漢朝跟匈奴打了上百年的戰爭，把財政給拖垮了，從長期來看效果未必比長城更好。
此外，隋煬帝修大運河，從短期來看一定是非理性的，太過勞民傷財。但是就長遠而言，就整個中國歷史而言，卻是高度理性的，因為大運河打通了中國南北方兩個經濟市場，連通形成了統一的中國大市場，使得中華民族能夠凝聚在一起，能夠對抗越來越多的外部干擾，包括氣候變化、外部侵略等等。只要中國內陸人口的文化認同占據了優勢，龐大的人口基數就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最有效防御，哪怕內地王朝被打敗了，但最終漢族文化也能把對方同化，靠的就是大運河帶來的中國經濟的徹底融合。這件事情的利益從短期來看不合算、不理性，但就長遠而言，就整個民族的歷史而言，卻非常的合算，非常的理性。
還有，埃及法老修金字塔，如果從經濟角度來看，一定是不理性的，花這么多人力物力和時間，只是為法老修個陵墓。但是我們要看為什么埃及文明能夠出現得非常早，而且持續了好幾千年，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民眾認為金字塔遠不只是一座陵墓，而是一個大家共同的信仰，是整個地區所有人共同的一個圖騰和標志。雖然花費不菲，但是卻能帶來大家對共同信仰的一種高度認同。
這種高度認同會帶來社會“交易成本”的普遍下降，有利于更大范圍地開展協作。基督教世界不僅修建了大量的教堂，而且把最好的東西都捐給了教堂，為什么?因為基督教世界要通過修教堂來建立一個共同的信仰，而共同信仰可以降低平均交易成本，共同的精神追求會使整個社會有凝聚力。每個人在修建大教堂的過程中，實際上都在往“信賴賬戶”里存儲信用信用資本，大家相信這套信仰是不可戰勝的，是全天下最好的。
正是有由于有了這種信仰的加持，才有了后來所謂的西方列強崛起。向全球擴張，征服這么多國家和地區，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們認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比你們的信仰要崇高。這個價值就源于上千年來對大教堂的不斷投入，雖然從短期來看絕對是非理性的，但長期卻是非常理性的，因為他們通過軍事手段征服了這么多地區之后，就能夠建立霸權，使全世界的價格形成對它更有利的態勢，比如打破了東亞的和平貿易模式，建立起了壟斷式貿易。
荷蘭、英國、美國，都從中獲得了巨額的壟斷利潤。從長遠來看這不是非常合算的買賣嗎?英帝國這些基督教文明，雖然不是最長壽的，但至少要比那些商業共和國強大得多，持久得多。換句話說，所謂短期理性的純粹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他們所建立的國家是不可能長盛不衰的，短期可以極度繁榮，但是一旦衰落就再難翻身。
我覺得中國不能走那條路，而應該走能夠長遠的發展道路。比如我們現在發展高鐵，某種意義上它就具備一種精神上的效應。大家想想看，中國在短短十年之間，高鐵里程從0躍升至3萬公里，占世界高鐵總里程的2/3，技術上也很先進，成本還很低，這帶來什么效果?交通運輸方便了只是一個方面。
更重要的是讓中國人內心充滿自豪感。外國人到中國坐高鐵都會驚叫一聲，因為跟他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有個視頻在海外流傳得很廣，內容是一個人把一枚硬幣立起來放在高鐵上，而一路下來居然沒有倒，這引發了全世界的驚嘆。這種驚嘆會給每個在中國生活的人一種強烈的心理暗示，就是我們“很牛”。
這種“很牛”的感覺其實就是在向信賴賬戶充值。尤其當大家對比中外高鐵差異的時候，這種感覺會更明顯。你會發現外國的鐵路怎么這么慢，即使有高鐵，但也不如中國方便，路網密度更小，發車頻度更低，準時性也不如中國，美國更是連高鐵都沒有。這時你就會覺得中國高鐵確實比其他國家先進。
這時就會讓所有人產生一種圖騰一般的效果，能夠增加全社會的信賴賬戶額度。特別是跟經濟停滯的臺灣、混亂的香港、民眾上街鬧事的歐洲進行對比，你會增加未來對于全世界經濟動蕩、政治動蕩的一個巨大的抵抗力，這帶來的社會價值無可估量。像前蘇聯那樣，所有人都認為西方非常的好，那么只要出現動蕩，就會演變成一個摧毀整個社會結構的動蕩，可能使經濟一蹶不振30年。但是在中國，會出現前蘇聯那種情況嗎?非常難。包括高鐵在內，中國老百姓抵御這種政治動蕩的免疫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不管別有用心的人搞多少小動作，忽悠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老百姓心里自然會有懷疑：憑什么呀?
經濟學家尤其是西方經濟學家從純粹市場經濟理論推導出一堆錯誤的結論，而中國的經濟學家卻沒有認真反思這個問題。從歷史和現實中，我們可以發現這套理論內部的邏輯結構是有嚴重問題的，這是短期理性和長期非理性之間的必然矛盾所導致的。
短期來看非常理性的行為，有可能從長期來看是在把你一步一步推向失敗。
反過來說，短期的非理性行為，卻有可能提升社會資本，提高整個中國社會的協同力，從長期的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實際上是能帶來更多更大好處的理性行為。
因此我們不能困于一時一地，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以大歷史的眼光來分析思考，如此才有可能得出更加正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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