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邊不受待見的《古田軍號》，不賠錢那就怪了

　　兩邊不受待見的《古田軍號》，不賠錢那就怪了

　　為了給建國七十周年獻禮，著名導演(羅援少將語)陳力拍攝的一部“紅色主旋律”的電影《古田軍號》，于八月一日起開始在全國各地公開上映。然而令人尷尬的是，據著名的羅援少將在昆侖策網發布的《<古田軍號>觀后的“另類”思考》一文中所述：“這部有三千六百多個鏡頭、有八千多名官兵參與、歷時八個多月的后期制作而完成的紅色經典，只有百分之零點二的排片，有點院線無檔期，有的影院只有一個人觀影。這位觀眾是一位老共產黨員，他看著空蕩蕩的影院，不禁流出悲憤的眼淚，哀嘆‘先烈真不值得為這些人犧牲!’”

　　由于電影的票房低迷，于是陳力導演請托羅援少將邀請了《古田軍號》電影故事中的主人公朱德、陳毅和周恩來的后代以及一些革命元勛的后代來觀看《古田軍號》這部電影，從而提高電影的知名度以增加票房收入，從而減少些經濟損失。

　　不止如此，《古田軍號》這部號稱是紅色主旋律的電影，甚至都尷尬到了主創團隊捐出了自己這次拍片的全部片酬來邀請九零后青年免費觀看這部電影的程度。

　　由于上座率太低，甚至有的影院根本就不上映這部電影，看來拍攝《古田軍號》這部電影，注定是要賠錢了。

　　看過電影之后，羅援少將憤然了，于是提筆寫下了《<古田軍號>觀后的“另類”思考》一文。在文章中，羅援少將發出了這樣的質問：“我們總不能讓拍攝紅色主旋律的團隊拍一部賠一部吧!有些人辯解，沒有辦法，這是資本操作的結果，有些人說，這就是市場經濟。但我想問一問，‘資本’的背后是誰在操作?我又想問一問，市場的前面還有沒有‘社會主義’四個字?”

　　表面上看，羅援少將的“問一句”，很有道理。但是不要忘了，在當今的中國，在社會主義這四個字的前面，不是還有“特色”兩個字嗎。對于“特色”這兩個字，羅援少將能解釋解釋嗎?

　　《古田軍號》這部電影，我沒有看過。因此對電影的內容，不容置喙，更不敢妄加非議。因而只能對羅援少將的《<古田軍號>觀后的“另類”思考》一文，談點讀后感。

　　《古田軍號》這部電影盡管名曰“軍號”，但主要的內容，反映的主要應該是“古田會議”。對于“古田會議”的決定性意義和作用，羅援少將是這樣認識的：“古田會議是我軍建軍史上中的重大事件，它奠定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基石。”對于羅援少將的這一認識，我百分之百的贊同。

　　“古田會議決議案”，是毛主席的建軍思想首次以會議決議的形式，在紅四軍中得以確立。隨即由于得到了黨中央的認同，從而被迅速推廣到整個紅軍。對于為什么要開這樣的一個“古田會議”?羅援少將是這樣認為的：“這次會議又是我黨兩種建軍思想激烈斗爭的產物，說直白一點就是因為當時我軍的主要領導者毛澤東和朱德這兩位歷史巨人的分歧而引發的。當時一支人民的軍隊剛剛誕生，如何走一條新型的建軍道路，毛澤東和朱德都進行了艱苦的探索。”

　　“古田會議”前的朱毛之爭，是關于如何建軍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路線之爭。朱毛之爭，以毛主席獲勝宣告結束。其標志，就是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通過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案”。關于朱毛之爭這一點，羅援少將也認為是“如何走一條新型的建軍道路，毛澤東和朱德都進行了艱苦的探索。”然而當寫到關于爭論的具體內容時，羅援少將卻筆頭子一轉，這樣寫到：“朱、毛分歧的起因，是由柏露會議開始。當時，會議的議題就是‘井岡山守不守，留不留’的問題，毛澤東堅持固守井岡山，朱德認為紅軍應出遠道打游擊。實踐證明，朱德的主張更合理一些。后來，毛澤東也發現贛南、閩西的發展空間更大一些，就在贛南、閩西建立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

　　所有靠通過拔高周恩來和朱老總的手段來貶低、否定毛主席，通過制造歷史虛有主義來鼓吹歷史虛無主義的人，都屬于蠢貨，羅援少將同樣也不例外。雖然不是經常地上電視進行演講、參加辯論，就是著書、寫文章，其實羅援少將就是個軍人中的半吊子文人，文人中的半吊子軍人。除了擅長詭辯術之外，沒再看到羅援少將有什么專長。

　　羅援少將為了掩蓋朱德歷史上所犯的錯誤而拔高朱德，就把朱毛之爭，詭辯成了是“朱、毛分歧的起因，是由柏露會議開始。當時，會議的議題就是‘井岡山守不守，留不留’的問題，毛澤東堅持固守井岡山，朱德認為紅軍應出遠道打游擊。實踐證明，朱德的主張更合理一些。”

　　朱毛之爭的本質和具體內容，是關于如何建軍和創建革命根據地這樣的根本原則之爭。而“井岡山守不守，留不留”的問題，只是一個具體軍事行動的方向問題。用一個軍事行動的具體方向問題來替代建軍思想這樣的原則問題，你看羅援少將多么擅長偷換概念這樣的詭辯。由于是詭辯，所以難免心虛。因此羅援少將沒敢寫是朱德的主張是正確的，而只是寫為是“朱德的主張更合理一些。”

　　偷換概念、以偏概全、無中生有、胡攪蠻纏，是所有歷史虛無主義者唯一可使用也十分擅長的手段。關于朱毛之爭，羅援少將繼續這樣寫到：“朱、毛第二次爭論是在羅福嶂會議上，主要議題是圍繞‘集權與分兵’。為了‘集權’，毛澤東以前委的名義提出，朱德任書記的軍委(實為司令部)暫停辦公，軍委機關改編為政治部，毛澤東兼任政治部主任，實際上就使朱德失去了決策權。沒有了前委、軍委的相互掣肘，毛澤東指揮戰斗得心應手，打了下井岡山的第一個勝仗。”

　　“集權”與“分兵”，這本是兩個不對應的概念。“集權”對應的是“分權”，“分兵”對應的是“合兵”。“集權”，強調的是“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分兵，是指具體的作戰模式。“集權與分兵”，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朱毛二人即使圍繞這兩個問題發生了爭論，那也是兩種爭論。而當年的朱毛之爭，是建軍思想之爭，不是具體的軍事行動之爭。為了掩蓋朱德當年在建軍思想上與毛主席發生過原則性的爭論，羅援少將把它輕描淡寫成了是“分兵”這樣具體軍事行動上的爭論。

　　與“集權”相對應的矛盾，是“分權”，不是“分兵”。分兵誘敵、分頭設伏、多路包抄，更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我軍戰勝強敵的屢試不爽的戰術指導思想。羅福嶂會議上，朱、毛發生第二次爭論，只能是圍繞著“集權”還是“分權”的矛盾而發生的爭論。當時還存有極端民主化思想的朱德，曾經反對過毛主席提出的“一切權力歸前委”的這種“書記專政”和“家長制”主張。就是由于堅持搞極端民主化，因此在井岡山斗爭時期，主要就是由于朱德的原因，這才釀成了“八月失敗”。實踐證明，當年朱德反對毛主席不僅反對錯了，而且還更是給革命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對于這一歷史事實，不知電影《古田軍號》是如何展現的。反正羅援少將滿嘴的胡說八道，充斥著互聯網。羅援少將就是這樣一貫用詭辯和偷換概念的手法，來篡改歷史，來拔高朱德而貶低毛主席，從而大肆鼓吹歷史虛無主義。然而由于只會詭辯和胡說八道而缺乏歷史常識，特別是根本不懂歷史發展的邏輯，因此羅援少將在鼓吹歷史虛無主義的時候，常常是漏洞百出。當年紅四軍的軍委，是黨設在紅四軍中的領導機構，因此軍委的工作，與前委發生了重疊。紅四軍的軍委，根本不是紅四軍的軍事指揮機構司令部。羅援少將說毛主席撤銷了軍委是剝奪了朱德的決策權，這是對歷史的公然篡改。特別是由于對歷史的一知半解，一心想拔高朱德而貶低毛主席的羅援少將無意中卻露出了他的低能。“沒有了前委(毛主席)、軍委(軍委)的相互掣肘，毛澤東指揮戰斗得心應手，打了下井岡山的第一個勝仗。”你看，就是由于無知，羅援少將這不還無意中黑了朱老總一把。

　　和一貫“拉大旗作虎皮”的金一南一樣，羅援少將也拉出了朱毛之爭這段歷史的親歷者郭化若將軍來為其站臺：“據時任紅四軍二縱參謀長的郭化若將軍后來在給我們軍事科學院戰史部上黨史課時介紹，當時毛和朱吵得很厲害，甚至連宿營打前站號房子，都要爭論到底是司令部要占大一點的房子，還是政治部要占大一點房子?對外發布公告是以司令部的名義還是要扣上政治部的印章都爭論不休。

　　吵到最后，朱問毛，‘黨管一切，難道我拉屎撒尿你也要管嗎?’毛講，‘對，拉屎撒尿我也要管。’表明雙方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朱毛之爭爭什么?朱、毛關于建軍思想和原則的爭論，羅援少將不敢寫出來，而是非常巧妙地用“甚至”這個詞，就把“古田會議”前的朱毛二人關于建軍思想的原則性爭論，貶低成了是誰占大一點的房子從而工作和生活條件會更好一點的這樣沒有任何對錯的低俗的利益之爭。

　　“古田會議”前朱毛之爭的具體內容，主要的都記載在“古田會議決議案”中。盡管沒有明確表明，“古田會議”前朱德所主張的建軍思想是什么。但“古田會議決議案”中所記載的八項內容，是毛主席的建軍思想，那么朱德的建軍思想，只能是其反面。歷史早已證明了，朱德的建軍思想不僅沒有對我軍的建設帶來多少有益之處，反而還曾經給革命事業造成過重大的損失。

　　朱老總和毛主席，是締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位歷史巨人。“古田會議”前的朱毛之爭，是關于如何建軍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原則之爭，而決不可能是什么誰占大一點的房子從而工作和生活會更好一點這樣的利益之爭。朱老總和毛主席這兩位具有高度革命自覺的歷史巨人即使為建軍思想和原則發生了爭論，那也只能是圍繞上述問題而展開的爭論，而也決不可能是“難道我拉屎撒尿你也要管嗎”這樣的潑婦吵架。為了通過貶低黨的領袖來貶低中國共產黨，羅援少將真是不惜筆墨。

　　為了革命的勝利，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在原則問題上據理力爭，體現出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豪氣。把毛主席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每一個真正革命者都應該具有的革命豪氣，淺薄庸俗、甚至是卑鄙陰險地認識和解釋為是官場上粗俗的“霸道”或“霸氣”，是對毛主席的卑鄙污蔑，是歷史虛無主義的繼續。不止如此，羅援少將還從《古田軍號》這部電影中，為毛主席為什么會犯“晚年錯誤”(感謝羅援少將筆下留情、口中積德，把毛主席的“晚年錯誤”寫作是“失誤”)，找到了歷史的依據。

　　《古田軍號》這部電影盡管是一部紅色主旋律的電影，但在羅援少將看來，也并非盡善盡美。其原因，就是“周恩來口述的中央‘九月來信’對古田會議的成功召開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而影片對周恩來的作用只是一筆帶過。”其實，中央的“九月來信”對于“古田會議”來說，就是“年三十晚上死頭驢，有它過年，沒它也過年”。沒有中央的“九月來信”，古田會議不僅也是要開的，而且一定也能開得很成功。促使古田會議成功召開的關鍵因素，是朱德和劉安恭率領紅四軍“冒進東江”遭到了慘敗。

　　在紅四軍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主席以一票之差，落選了前委書記。為了不導致紅四軍的分裂，毛主席主動提出離開紅四軍到閩西特委去指導工作。在得到陳毅、朱德等人的允許后，毛主席帶著蔡協民、譚震林、曾志、吳仲蓮、江華與賀子珍六人，前往閩西特委。據張鼎丞的女兒張延忠在《正確認識長征與毛主席》一文中介紹：“許多人都認為，‘一九二九年七月毛澤東是被迫離開了紅軍’。從年譜上可以看出，毛澤東不是被迫的，而是有備而去。是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正是由于是有備而去，因此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工作在毛主席的指導下，呈現出了一片如火如荼的景色。為此在一九二九年秋天，毛主席興奮地填下了《清平樂·蔣桂戰爭》一詞：“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而此時的朱德，卻正帶領“冒進東江”慘敗后的紅四軍，踟躕在粵北的崇山峻嶺間。

　　毛主席離開了紅四軍之后，朱德和劉安恭、陳毅等幾個思想認識比較一致的人開始執掌紅四軍。為了充分表現一下自己，朱德和劉安恭、陳毅等決計向閩中出擊。而此時第二縱隊的縱隊長胡少海和譚震林、鄧毅剛等人由于受紅四軍前委應閩西特委幫助組建地方紅軍這一請求的委派，于七月初被派到了地方上工作，因此胡少海所遺的第二縱隊縱隊長一職，也改由劉安恭兼任。

　　在制定出了作戰計劃之后，由陳毅以探望毛主席病情的機會，告知了毛澤東。毛主席在得知了陳毅和朱德等制定的分兵出擊閩中的作戰計劃后，當即表示堅決反對，并且與陳毅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但是毛主席的反對，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七月底，由于陳毅奉命到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而也要離開紅四軍，于是紅四軍前委又決定由朱德代理前委書記。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紅四軍前委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召開了會議，決定兵分兩路。朱德親率紅四軍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這三個主力縱隊和軍部出擊閩中，而由閩西當地戰士所組成的第四縱隊則留在閩西分散游擊。八月三日，紅四軍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個主力縱隊在朱德的率領下從龍巖白沙鎮出發，開始了向閩中的出擊。然而就是在進軍的途中，林彪所率領的第一縱隊卻借口汀江漲水無法涉渡為由，脫離了全軍而返回了閩西。無奈之下，朱德和劉安恭等只得率領第二和第三兩個縱隊繼續向閩中出擊。在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苦戰之后，雖然曾一度攻克了寧洋、漳平兩座縣城，但損失卻遠遠地大于斬獲，故而得不償失。特別是大田縣石牌之戰的失利，促使紅四軍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閩西的龍巖。然而盡管在率軍出擊閩中的作戰中遭受到了嚴重的挫折，但是朱德和劉安恭等卻由于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仍然還是高估自己的軍事指揮能力，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個分兵進擊廣東省東江地區的作戰計劃，并立即率領大隊紅軍進入了廣東的東江地區。但是同出擊閩中一樣，朱德的這次分兵進擊東江的行動不僅同樣遭遇到了圍繞著梅縣進行幾次作戰的嚴重失敗，而且就連于當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縱隊縱隊長的劉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戰斗中犧牲了。紅四軍更是由進擊東江前的六千多人，銳減到此時的四千人左右，朱德自己統計的結果是損失兵力三分之一。進擊東江的失敗，是紅四軍“八月失敗”之后的又一次嚴重損失。由于在出擊閩中和“冒進東江”中連吃敗仗、實力大減、銳氣受挫，于是導致紅四軍中議論又起，軍心渙散，許多人甚至提出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尤其是一縱隊的縱隊長林彪，竟接連三次寫信給前委以與黨代表熊壽祺不合為由，提出辭職。一時間，紅四軍陷入到了嚴重的危機之中。

　　“出擊閩中”失利而返回到閩西之后，時任前委代書記的朱德為了解決問題，統一思想認識。于九月下旬在上杭主持召開了紅四軍的第八次黨的代表大會，想借此整頓部隊，加強建設，以利于工作和戰斗。

　　在“八大”召開的期間，由于紅四軍的廣大指戰員已經從實踐中認識到毛主席所堅持的政治原則的至關重要，紅四軍的工作也的的確確離不開毛主席，確立政治上的領導中心也更是離不開毛主席。因此在會議期間，有許多基層黨支部提議請毛主席回來重新主持前委工作。對于這些提議，朱德當即表示了同意和支持，于是大會決定由郭化若和彭祜起草一封請毛主席回來復職和出席“八大”會議的信。在接到了“八大”會議的來信之后，毛主席沒有趕來參加會議，卻回了一封致“八大”會議的信。在信中，毛主席明確表示：紅四軍黨內是非問題不解決，不打倒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不能隨便回來。再者由于身體不好，就不前去參加“八大”了。毛主席在致紅四軍“八大”會議的信中所提到的“陳毅主義”以及陳毅在朱德與毛主席爭論中所站的立場和所采取的做法，就是“陳毅主義”這一名稱的由來和“陳毅主義”的來龍去脈。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由于事先已經得知紅四軍將進擊廣東的東江地區，于是陳毅攜帶著由他代中央起草的給紅四軍前委的“九月來信”，從上海經香港來到了廣東。在梅縣的松源，陳毅找到了紅四軍前委機關。

　　剛到前委機關之后，朱德就向陳毅出示了毛主席寫給“八大”會議的那封要堅決打倒“陳毅主義”的信。然而此時的陳毅已經不是“七大”前的陳毅了，經過兩個多月的回顧和深入思考，陳毅早就充分地認識到了自己的調和主義的錯誤和毛主席的正確，因而襟懷坦白的陳毅在還不知道有“陳毅主義”這個名稱的時候，就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調和主義的危害并決定要堅決糾正自己的錯誤。尤其是紅四軍這次進擊東江的失利，更加證明了毛主席的高瞻遠矚和雄才大略，也更加堅定了陳毅要堅決糾正自己錯誤的決心。所以陳毅在看到了毛主席的這封要打倒“陳毅主義”的信后，不僅沒有絲毫的吃驚和不滿，反而心悅誠服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評并在還沒有見到毛主席的情況下，首先就向朱德和紅四軍的其他領導同志態度十分誠懇地承認和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并表示要與大家、尤其是要與毛主席一道來堅決打倒“陳毅主義”。

　　在到達前委機關駐地的當天夜里和其后接連幾次召開的前委會上，在向同志們傳達“九月來信”精神的同時，陳毅不僅都態度十分誠懇地承認和檢討了自己的錯誤，而且還更是向同志們提出了“我們都要把毛澤東請回來，我向他承認錯誤”的這樣建議。特別是在到達前委機關駐地的當天，陳毅就馬上派人把中央的“九月來信”和他所寫的檢討自己錯誤的信，送給遠在閩西的毛主席。陳毅的坦蕩胸懷，受到了大多數同志的敬佩，他的請回毛主席的建議，更是得到了大多數同志的贊同和支持。盡管此時朱德的處境異常的尷尬，但也為陳毅高度自覺的黨性和開闊的心胸所感染，于是也十分誠懇地表示：“過去的那些我收回，我們請他(毛澤東)回來”。在做出了這樣的表示之后，朱德和陳毅又聯名寫信給毛主席，正式表達了他們的悔意。尤其是陳毅，更是在信中這樣表示到：“我倆之間的爭論已得到正確的解決。七次大會我犯了錯誤，八次大會的插曲更是錯誤的。見信請即歸隊，我們派人來接”。

　　面對陳毅和朱德的這種誠懇地認識，毛主席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達長汀，與四天前才從東江地區返回到這里的陳毅、朱德和紅四軍匯合到一起。此時由于陳毅已經自己帶頭打倒了“陳毅主義”，所以毛主席與陳毅。朱德三人不僅盡釋前嫌，而且還更是馬上就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討論下一階段的工作和紅四軍中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尤其是為了開好這次大會，毛主席和朱德、陳毅等前委主要領導人殫精竭慮，做了周密的準備工作。

　　由于陳毅自己帶頭打倒了“陳毅主義”，從而不僅為毛主席重返紅四軍前委工作掃清了障礙，而且更為“古田會議”的召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毛主席重返紅四軍前委工作之后，立即和陳毅共同著手紅四軍中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召開的籌備工作。經過一番周密的籌備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紅四軍中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的古田村召開了。在黨史和軍史上，紅四軍中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被稱為是“古田會議”。

　　在“古田會議”上，陳毅主持了大會并首先作了三個重要報告，一是向代表們傳達了中央的“九月來信”，二是做了關于反對槍斃逃兵的講話，三是傳達了中央關于反對陳獨秀與托洛茨基取消派的決定。

　　“古田會議”選舉產生了由毛主席、朱德、陳毅、林彪、伍中豪、羅榮桓、譚震林、李任予、黃益善、田桂祥和宋裕和等十一位正式委員和楊岳斌、熊壽祺和李長壽等三位候補委員所組成的中共紅四軍新的前敵委員會，毛主席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十二月二十九日，古田會議在通過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案》之后，圓滿結束。

　　“古田會議”的作用最為重要，歷史影響最為深遠的內容，并不是毛主席重新當選為了前委書記，而是通過了毛主席起草的由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兵問題，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系問題等八個部分所構成的《古田會議決議案》。尤為重要的是，《古田會議決議案》還更是首次明確地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稕Q議》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除了打仗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之外，還更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稕Q議》要求在部隊中進行建軍宗旨教育，劃清紅軍和舊軍隊的界限，肅清一切舊式軍隊的影響。它批判了不重視根據地建設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眾工作的錯誤傾向,指明了紅軍建設的方向,使紅軍建設的理論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之上?？隙它h對紅軍的領導原則?！稕Q議案》指出，在紅軍中健全黨的各級組織，建立黨的領導中樞;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少數服從多數，一切重大工作，在黨內討論做出決議后，再引導群眾去執行。此外，《決議》還更是堅決批判了極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組織觀點等錯誤傾向。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發展歷史上，甚至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史上，“古田會議”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歷史作用，都具有非常偉大的歷史意義。“古田會議”總結了紅四軍自創立以來多次失敗的教訓，第一次以黨的會議的形式高度認同了毛主席在“三灣改編”中首創的“黨指揮槍”這一原則，從而不僅解決了如何建設無產階級的新型人民軍隊的根本問題，而且還更是確保了人民軍隊如何才能永遠牢牢地掌握在黨的手中。然而盡管這些原則都是毛主席制定的，可是這些原則卻都是通過“古田會議”來貫徹的。所以，如果不是陳毅第一個站出來并帶頭打倒了“陳毅主義”，那么很可能將不會有“古田會議”的順利召開。因此陳毅帶頭打倒了“陳毅主義”的做法，對人民軍隊的建設、甚至是對黨的建設，都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并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盡管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雖然中國工農紅軍是一支新型的無產階級人民軍隊，但是黨內和軍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卻始終難以徹底根除。其中的原因，雖然受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這方面影響的原因是主要的，但其中也有黨內的許多同志由于小資產階級的虛榮心強烈而不肯真正改正自己的錯誤這方面的因素。盡管《古田會議決議》確立了如何克服黨內和軍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原則，然而若想真正克服黨內和軍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還必須要像陳毅自己打倒了“陳毅主義”那樣，要嚴于解剖自己，要敢于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陳毅堅決打倒了“陳毅主義”的做法，為如何徹底鏟除黨內和軍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尤其是為如何克服小資產階級的虛榮心，做出了最好的表率。這種最為實際的以身作則，既體現出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也反映出了陳毅元帥個人的豪放性格。也只有“心底無私天地寬”的陳毅元帥，才能真正做到這樣。陳毅用自己帶頭打倒了“陳毅主義”做法，在黨和人民軍隊建設的歷程上，樹起了一座巍峨的豐碑。而光明磊落、胸懷坦蕩、心底無私、性格豪放的陳毅，也正是通過自己帶頭打到了“陳毅主義”的這種做法，不僅純潔了自己的思想，而且也更是提高了自己認識問題的能力，更加認識到了毛主席的英明偉大。因而在后來才能對項英直截了當地說出，“你不相信潤之，只能說明你沒水平”這樣發自肺腑的話。

　　“古田會議”是偉大的，可電影《古田軍號》的上座率卻低得出奇。對《古田軍號》這部電影上座率低的原因，羅援少將認為是教育的問題，因為“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們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最大的失誤是不是教育問題，還有待于歷史的總結。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教育肯定是出現了問題。這個問題主要的還不是教育的方式和理念出現了問題，而是教育的內容和目的出現了問題。

　　在毛澤東的時代，大災之年仍然要為國家做無私奉獻的大寨人，是中國人民學習的榜樣。改革開放后，二十年不僅不向國家交售一粒糧，反而還要吃國家返銷糧的極度自私自利的小崗人，成了全社會頂禮膜拜的典范;在毛澤東的時代，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是培養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改革開放后，教育的目的是要造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這樣的教育，能不出問題。這樣的社會，能不出問題。

　　一心為公的大寨，是一心為人民的毛主席晚年親自豎立起來的典型。晚年犯了“嚴重錯誤(失誤，羅援少將語)”的毛主席親自豎立起來的典型，當然也就因為跟著犯有嚴重“錯誤”而被否定了。既然大寨人的大公無私是“錯誤”的，那么小崗人的極度自私自利，當然也就是“正確”的了。

　　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究竟是應該弘揚大公無私，還是應該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紅色文化遭到排斥，黃色文化必然泛濫。大公無私的行為被否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思想必然盛行。真話不許或不敢說，那就只能說假話。羅援少將，你在《<古田軍號>觀后的“另類”思考》一文中，說了多少真話，說了多少假話。

　　紅色文化被排斥，黃色文化泛濫。大公無私的行為被否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思想盛行。真話不許或不敢說而只能說假話，這對一個民族，一個 國家，是非常危險的。盡管是個半吊子，但羅援少將不只是在國內，即使在國際上，影響力也是蠻大的。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身為毛主席親手締造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一員的羅援少將，敢不敢也“問一問”，上述的問題，是如何造成的?是誰造成的?希望羅援少將今后不管是在電視上演講辯論，還是在書房里著書寫文章，都要說真話，免得把自己弄成個不上不下的半吊子。

　　“古田會議”是我軍、甚至是我黨走向成熟的開始，是我軍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出發地，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成功的奠基地。因此那些先富起來的人聽到《古田軍號》聲，就會嚇得瑟瑟發抖，生怕再來一次“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因此已經先富起來的這些人，是不會去聽(看)《古田軍號》的。而改革開放后又窮了下去的那些下崗失業工人，也不可能去聽(看)目前還只會引起他們傷心、甚至是悲憤的《古田軍號》。這種兩邊都不受待見的電影，不賠錢那就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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