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主席的言行與文章來看，至少有兩種人深得他的推崇與看重。
一種是吃苦耐勞、不計名利的老實人。
比如說張思德，15歲參加紅軍，22歲入黨，在部隊最高頭銜做過班長，后來為了給老百姓減輕負擔，延安根據地實施“精兵簡政”政策，他又做回戰士。最后在執行燒炭任務時，窯洞突然塌方，危難之際，他奮力把戰友推出窯外，自己卻被埋在坍塌的洞內，犧牲時年僅29歲。
這樣一位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普通戰士，卻因吃苦耐勞、不計個名利、一切從人民利益的需要出發、踏踏實實干一行愛一行的品行，感動了毛澤東。在專門為他舉行的追悼會上，毛澤東發表了流傳后世的著名演講《為人民服務》：“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還有陳永貴，1953年開始在太行山一個貧窮的小山村大寨村，帶領村民開山鑿坡，修造梯田，硬是靠扁擔、鋤頭、鐵錘這種最基本的勞動工具，治溝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儲水，苦干了十年，糧食畝產從不到200斤，增至700多斤。
毛澤東1964年獲悉情況后，高興地說：“窮山溝里出好文章”，“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它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此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大寨精神”在全國宣揚。
陳永貴的可貴之處不止于此，在浮夸風盛行時，大寨上報糧食畝產474斤，在全省排名并不靠前。省委希望“重新核實”一下產量，意思就是虛報一點，陳永貴說：“我們產量474斤不能變，寧可不上天安門，我們也不去增加產量。”
毛時代樹立的典型，經得起時代的考驗。陳永貴1975年升任國務院副總理后，他的妻子和孩子仍在大寨掙工分，并拒絕當地政府的好意，沒有給妻兒轉城市戶口。
毛澤東的好惡，還可以從他給徐特立的賀壽信中領略一二。
“你是懂得很多而時刻以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來只有‘半桶水’，卻偏要‘淌得很’。
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說的與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們心之某一角落，卻不免藏著一些腌腌臜臜的東西。
你是任何時候都是同群眾在一塊的，而在有些人卻似乎以脫離群眾為快樂。
你是處處表現自己就是服從黨的與革命的紀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卻似乎認為紀律只是束縛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內。
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卻是出風頭第一，休息第一，與自己第一。
你總是揀難事做，從來也不躲避責任，而在有些人則只愿意揀輕松事做，遇到擔當責任的關頭就躲避了。
所有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繼續地學習你的，也愿意全黨同志學習你。當你六十歲生日的時候寫這封信祝賀你，愿你健康，愿你長壽，愿你成為一切革命黨人與全體人民的模范。”
毛澤東欣賞的另一類人，就是“敢于反潮流”的人，相當于現在所說的創新型人才。就是不迷信權威、不受條條框框束縛、敢于挑戰不合理的習俗與制度、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人。
一貫毫不留情批判并擊中封建舊文化痛點的魯迅，就是毛澤東最推崇的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他不止一次稱贊魯迅對舊文化、舊勢力的批判與決裂，并將“政治遠見、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總結為“魯迅精神”，要求共產黨人學習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態度與立場。
他對魯迅的贊美，甚至提到“民族英雄”的高度，認為他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在文化戰線上沖鋒陷陣：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澤東對于魯迅的贊美，與他在建國后屢次支持“小人物”“以下犯上”(如支持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與藍翎，向紅學權威俞平伯“開火”;親自寫“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支持“以下犯上”的大學生們，表達對中央工作組將一萬多師生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不滿)是一脈相承的：他總是站在代表全民族大多數的、為堅持真理而反潮流的人一邊。
這也是為何他1957年告訴準備去人民日報擔任總編輯的吳冷西，要想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就要準備做到“五不怕”: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
毛澤東深知，實事求是、堅持真理，有時候是要頂住壓力反潮流而行的，是有風險的。而能夠承擔這樣的風險的人，是稀缺的，也是需要支持與大力倡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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