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百年后,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經常是對的
斯拉沃熱·齊澤克/文
王立秋/譯
編者按
在商品拜物教、犬儒主義等元素泛濫的當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意義和價值似乎不再那么重要,這種看法“似乎”是正確的,但其卻忽略了形式外衣背后的本質。事實上,相較于過去的一百多年,在“后現代”的今天,馬克思主義理論反而變得愈加“珍貴”,它們的科學性正在大眾“不再‘真的信仰’”的世界觀里更加彰顯。馬克思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正在于此:真實的文本預見性。
本文譯自“200 years later, we can say that Marx was very often right—but in a much more literal way than he intended”, 原載Independent(https://www.independent.co.uk/voices/karl-marx-200-years-uk-politics-elections-working-class-slavoj-zizek-a8335931.html)。感謝譯者王立秋老師授權保馬原創首發。
全文前半部分與齊澤克的《末日將至——只是并非以我們想象的方式》(本公眾號首發該譯文)有相同之處。為方便大家,特附鏈接如下:齊澤克|生日將至,末日將臨……
我們不再“真的信仰”宗教,但在我們之中,比以往更多的人,卻因為“文化”,而遵從宗教的儀式了。馬克思的文本預見到了在這種對文化的執念,和認同的破碎。
有一個關于埃里溫電臺的可口的蘇聯老笑話是這樣說的:一名聽眾問:“拉賓諾維奇抽獎抽到了一輛新車,是真的嗎?”電臺主持人回答說:“原則上是的,是真的,不過不是一輛新車而是一輛舊自行車,而且他沒抽到車,而是有人把車從他那里偷走了。”
在今天,對馬克思的遺產來說,不也一樣嗎?讓我們來問埃里溫電臺:“在今天,馬克思的理論還有意義嗎?”我們可以猜測它的回答:原則上是的,他精彩地描述了直到一個半世紀多后的今天才發展到頂點的資本主義動力機制的狂舞,不過……杰拉爾德·A.科亨列舉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概念的四個特征:(1)它構成了社會的多數;(2)它生產了社會的財富;(3)它由社會的被剝削的成員構成;和(4)它的成員,是社會中的窮人。當這四個特征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它們便生成了另外兩個特征:(5)工人階級在革命中一無所失;和(6)它能且會參與社會的革命變革。
頭四個特征中,沒有一個適用于今天的工人階級了,這也就是為什么,特征(5)和特征(6)也不成立了。哪怕這些特征中的一些,依然應用于今天的社會的一部分人群,它們也不再統一在一個單一的行動者身上了:社會中的窮人不再是工人了,等等。
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版的扉頁
但讓我們進一步挖掘這個相關性和適當性的問題。今天,不僅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對資本主義動力機制的概述依然完全(與時代)相關,而且,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聲稱,直到今天,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出現,馬克思的洞見才變得(與時代)完全相關了。
無論如何,勝利的時刻也是失敗的時刻。在克服了外部的障礙之后,新的威脅來自內部。換言之,馬克思不是簡單地錯了,他經常是正確的——且比他自己想的更準確。
比如說,馬克思本來是無法想象,瓦解所有具體的認同的資本主義動力機制,本身也會轉化為族群認同。今天,對“少數”和“邊緣人”的頌揚,是主流的多數立場——抱怨“政治正確”之恐怖的另類右派,也通過把自己呈現為一個瀕危的少數,試圖從另一面來鏡映各種(少數)運動,而利用了這點。
接著,還有“商品拜物教”的例子。想想那個經典的笑話吧,一個相信自己是一粒種子的人被帶到一所精神病院,在那里,醫生們竭盡所能,最終讓他相信他不是一粒種子而是一個人。在他被治好(相信自己不是一粒種子而是人)、并獲準離開醫院的時候,他立刻顫抖著回來了。門外有一只雞,他怕被雞吃掉。
“親愛的伙計”,他的醫生說,“你明明知道,你不是一粒種子,而是一個人。”
“我當然知道”,病人答道,“可雞知道嗎?”
那么,怎樣把這個笑話,應用到商品拜物教這個概念上呢?注意,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關于商品拜物教的那個小節的開頭是這樣寫的:“最初一看,商品好象是一種很簡單很平凡的東西。對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卻是一種很古怪的東西,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馬恩著作中譯版譯文,下不贅述)
商品拜物教(即我們的那種相信商品是有魔法的、被賦予了某種內在的形而上學力量的物體的信念)不在于我們的心智——就我們(錯誤地)感知現實的方式而言——而在于我們的社會現實本身。我們可能是知道真相的,但我們卻像我們不知道真相一樣行動——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我們像笑話里的雞一樣行動。
已經對愛因斯坦的“上帝不擲骰子”(“別告訴上帝該做什么!”)給出正確回答的尼爾斯·玻爾,也為拜物者是如何否認信仰的提供了完美的例子。在看到他門上的馬蹄鐵的時候,一位驚奇的來訪者評論說,他不知道玻爾會相信馬蹄鐵會給人帶來好運這樣迷信的想法。玻爾厲聲說:“我也不信;我安它是因為有人告訴我,不管你信不信,它都有用!”
在我們犬儒的時代,意識形態就是這樣起作用的:我們不必相信它。沒人會真的把民主或正義當回事,我們都清楚地知道它們的腐敗,但我們還是會實踐它們——換言之,我們還是會展示我們對它們的信念——因為我們假設,就算我們不信,它們也有用。
當亞歷山大(Alexander III)去看他之時,
狄奧根尼讓亞歷山大讓開,不要擋住自己的陽光。
關于宗教,我們也不再“真的信仰”了,我們只是把(一些)宗教的儀式和風俗當作對我們所屬的社群的“生活方式”的尊重的一部分來遵從(比如說,不信仰的猶太人“出于尊重傳統”而遵從飲食戒律)。
“我不是真的信仰它,它只是我的文化的一部分”看起來是我們時代特有的、錯位的信仰的主流模式。“文化”是這樣一個名詞,它指的是我們在不是真正信仰、不是很嚴肅的情況下實踐的一切。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把基要主義的/原教旨主義的信仰者斥為“野蠻人”或“原始人”,認為他們反文化,認為他們是文化的威脅——他們竟敢把他們的信仰當回事。我們所在的這個犬儒的時代,對馬克思來說并不奇怪。
因此,馬克思的理論也不是簡單地活著:馬克思是一個持續在我們身邊出沒的幽靈——使他保持活力的唯一方式,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那些在今天,比在他的時代更真實的洞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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