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哈｜半個馬克思

　　拉馬錢德拉·古哈/文

　　王立秋/譯

　　原編者按

　　拉馬錢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 1958- )，是印度著名歷史學家、專欄作家。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從馬克思的經(jīng)典經(jīng)濟學著作《資本論》入手，借對此書“十分難讀”特點的感嘆和其“經(jīng)濟學”價值的質(zhì)疑，進而指出僅從經(jīng)濟學角度衡量馬克思諸著作的價值是片面的，“經(jīng)濟學家可以輕易吸收《資本論》帶來的沖擊，但早在構思這部作品之前，馬克思就已經(jīng)永遠地改變了‘其他’社會科學的地形了”。并由此告誡我們，在閱讀馬克思及其著作之時，我們不能僅把眼光局限在經(jīng)濟學領域，而是要全面結合社會科學背景，做出客觀、正確的判斷。

　　本文譯自“Half-Marx”, in Ramachandra Guha, The Last Liberal & Other Essays, Permanent Black, 2003, pp. 274-278。感謝譯者王立秋老師授權保馬原創(chuàng)首發(fā)。

　　《資本論》給我的感覺，和《古蘭經(jīng)》給我的感覺一樣。我知道它的歷史重要性，我也知道許多人——他們也不全是傻瓜——從中發(fā)現(xiàn)了萬古磐石，并一直受其啟發(fā)。可當我看它的時候，對我來說，它竟然能有這樣的效果這件事情又是如此地難以解釋。它那些枯燥無味的、過時的學術理論，作為材料，對它的目的來說，是如此地不合適……您能保證再把它讀一遍嗎，如果我再讀一遍的話?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致蕭伯納

　　1934年12月

　　在1868年，卡爾·馬克思出版《資本論》的時候，他認為自己在為經(jīng)濟學做(九年前)查爾斯·達爾文，通過出版《物種起源》，為生物學做過的事情。他的朋友恩格斯也這么認為，恩格斯寫了八篇書評來推他朋友的書，用了四門語言，和至少三個化名。然而，后來的歷史，卻殘酷地把《資本論》和《起源》分開了。在生物學家教材總是從達爾文開始、且經(jīng)常也以達爾文作結的同時，這位德國革命家身后在經(jīng)濟學中的地位，卻在保羅·薩繆爾森的評論中，得到了最好的表達：馬克思只是“后李嘉圖派里的一個小人物”。

　　這個評論——它藏在薩繆爾森的暢銷教材，《經(jīng)濟學》中間的某個地方——激怒了兩位瑞典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兩個人是如此地憤怒，以至于他們寫了一部兩卷本的“另類”教材，書名就叫《反薩繆爾森》。這部教材的出版商在很久之前就把沒賣出去的書溶成了紙漿，不過，有人告訴我，在新德里尼赫魯大學的宿舍里，這部著作還在以影印本的形式流通。

　　在尼赫魯大學，他們相信，《資本論》是經(jīng)濟史的開篇，當然也是經(jīng)濟史的終章，但人們還是傾向于同意薩繆爾森。馬克思的主要假設——勞動是一切價值的來源——是有問題的，他的主要預測——西方工人階級會越來越貧窮——也有問題。但除有問題外，《資本論》還很難讀。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當圣雄甘地還在阿迦汗宮實習的時候，他的一位信奉社會主義的同事說服他應該讀讀《資本論》。在看完關于商品和“商品拜物教”的第一章后，他愧疚地放棄了;四十年后、比甘地年輕五十歲的，在加爾各答上學的我，在按要求閱讀這本書的時候，也和他一樣，在讀完第一章后，就愧疚地放棄了。

　　只要看看那個著名的第一章——而不是整本書——的目錄，你就會更好地理解甘地遭遇的困難，和我遭遇的困難了。

　　第一章　商　品

　　1、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價值實體，價值量)

　　2、體現(xiàn)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

　　3、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

　　A、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

　　(1)價值表現(xiàn)的兩極：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

　　(2)相對價值形式

　　(a)相對價值形式的內(nèi)容

　　(b)相對價值形式的量的規(guī)定性

　　(3)等價形式

　　(4)簡單價值形式的總體

　　B、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

　　(1)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

　　(2)特殊等價形式

　　(3)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的缺點

　　C、一般價值形式

　　(1)價值形式的變化了的性質(zhì)

　　(2)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的發(fā)展關系

　　(3)從一般價值形式到貨幣形式的過渡

　　D、貨幣形式

　　4、商品的拜物教性質(zhì)及其秘密

　　這個目錄取自一個早期的英文本1：我不能想象，它原文是怎么寫的。盡管如此，《資本論》還是被列入了人人文庫(Everyman’s Library)，（我猜）這是一個基于文學之外的考慮的決定。被請來給這本書寫導讀的，是牛津大學的經(jīng)濟學家G.D.H.科爾(G.D.H. Cole)，A.J.P.泰勒曾這樣寫過他——“在我認識的人里，他最接近圣人。”好大學教師科爾不得不在違背你只能介紹你能或應該推薦的書的原則的情況下，盡可能體面地做一番掙扎。他承認“《資本論》不是一本好讀的書;可以說，只有極少數(shù)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會通讀它。”他還承認“對秉持著除盲目接受以外的任何精神來閱讀馬克思的現(xiàn)代讀者來說，[開頭的]這幾章特別地難以理解。”他承認，價值的勞動理論全錯了，但他認為，這不是馬克思，而是馬克思的前人的鍋：因為“注意到這點是重要的：價值理論中沒有一個想法，是馬克思發(fā)明的，馬克思本人也不會認為其中有什么東西，是他自己對經(jīng)濟科學做出的原創(chuàng)性的貢獻。馬克思只是從古典經(jīng)濟學家那里接過這個價值概念……”

　　《資本論》肯定不是一本給大眾讀的書，正如它在蘇聯(lián)的接受情況所見證的那樣，在那里，書的交換價值，在文學黑市中，得到了精確的衡量。一位西方蘇聯(lián)學家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訪問莫斯科的時候發(fā)現(xiàn)，你可以用十七卷勃列日涅夫換十卷列寧，用十卷列寧你才能換到《資本論》第一卷的未刪節(jié)本(這是馬克思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著作);用《資本論》——一些人認為，它是圣經(jīng)之后最有影響力的一本書——如果你愿意的話，你可以換到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諾獎受獎演說。

　　II

　　卡爾·馬克思受的是哲學家的訓練，干的是社會、政治問題評論家的活，并以自學成才的經(jīng)濟學家的身份，結束了他的一生。馬克思本人相信，他的職業(yè)道路，反映了經(jīng)濟學在智識工作，以及在那之外，在一般而言的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讀資本論》這本一度被學院路和尼赫魯大學的左翼大量引用的書中，法國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嚴肅地宣布，在1855年或1856年左右，馬克思思想中發(fā)生了一次“認識論的斷裂”。在斷裂前，馬克思一直是為人類苦難而感到痛苦的，心在流血的理想主義者；在那之后，馬克思變成了立場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他給資本主義下的診斷有著冷酷的臨床的和革命的科學的印記。曾是教師的阿爾都塞，實際上只給馬克思打了五十分，他給馬克思智識生活的前半部分打了零分，而給后半部分打了滿分。

　　我給馬克思打的總分也是五十分，但我打的零分和一百分的地方和阿爾都塞不一樣。在阿爾都塞和東歐的命令經(jīng)濟幾乎于同時死去之后，再一次地，我們又可以安全地研究(和贊美)早期的，可以說“前科學派的”馬克思的那些雄辯而力量無限的作品了。比如說，我想到了1843年到1844年的《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謙遜地把它留給“老鼠的牙齒來批判”;這部手稿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才被發(fā)掘和出版出來，在手稿中，馬克思對現(xiàn)代社會是如何使人異化，使人疏離彼此和自然進行了動人而充滿感情的分析。我還想到了《共產(chǎn)黨宣言》，一部結合了(用埃德蒙·威爾遜的話來說)“馬克思的簡潔和銳利，和恩格斯的坦率與人性，用可怕的活力，把一個普遍的歷史理論，一個對歐洲社會的分析和一個革命行動的計劃，壓縮為四五十頁紙”。最后，我還想到了馬克思的那些極好的，關于法國政治的報告，《法蘭西的階級斗爭》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二者都因作者敏銳的社會學洞見，和他對衰敗的精英、失敗的革命者的不寬容的描述，而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經(jīng)濟學家可以輕易吸收《資本論》帶來的沖擊，但早在構思這部作品之前，馬克思就已經(jīng)永遠地改變了“其他”社會科學的地形了：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皆然。是馬克思教會了我們，不平等不是自然的，它根源于人創(chuàng)造的制度；是馬克思告訴我們，要到失敗者那里去尋找對權威的抵抗。可敬的經(jīng)濟學家們可能會認為，馬克思不過是給大衛(wèi)·李嘉圖的作品添加了一兩個腳注而已;但我卻更愿意把馬克思尊為“前韋伯派的主力”——馬克思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馬克斯·韋伯的先驅(qū)和啟發(fā)者。

　　注釋1：中譯用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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