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開以來，我們的社會毫無理智追富、崇富、炫富，對任何追求財富的手段都進行法制包裝和道德美化，對富人的闊綽生活極盡各種手段加以展示，甚至用源源不斷的豪華電視劇推出這些富人的豪華生活，供全社會模仿，讓青年一代看得目瞪口呆，隨之產生明顯的錯覺：中國富人已經太多太多了，自己再不努力賺錢，至少混一個中產階級，過上小資生活，那真是OUT 了!
喉舌媒體一般總能很適時的公布GDP增長數據，有意無意標榜中國坐定世界經濟總量第二把交椅，恰到好處地對這種錯覺進行持續強化。與此同時，媒體還告訴人們，中國海關出入境人次從改開初期的區區之數穩步上升達到現在約每年4.5億，中國富人在海外已經取代日本人的地位，無論何處都被人奉為財神，光是海外炒房團就讓世界各國房地產價格扶搖直上，以至于一些國家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為了平息本國百姓的怨氣而開始關閉開向中國富人移民的大門。
中國的“財富神話”就這樣傳遍世界，“中國奇跡”概念就這樣深入人心。中國改革的經濟成果是如此之巨大，富人就數不過來，中產階級，小資，還不多如過江之鯽?這樣的媒體聲音，和青年實際正遭受到的財富窘迫有了鮮明對比，把新一代青年一個個變成油鍋里被熱炒的豆子——火急火燎，上竄下跳，不得安寧，無法淡定——又讓他們明顯感到逃不出油鍋的恐慌和焦慮，以至于他們中一些人以各種方式在網絡里四處發著牢騷或者在社會中光怪陸離的犯著和財富有關的罪行，少有人愿意徹底靜下心來，就自身的命運和社會的未來做一點實質性的思考，或者一“思考”，就跟著媒體不是跑到“中華帝國主義”的狂妄之中，就是掉進美式資本主義的現成模式里。
可是，中國真有那么多富人嗎?根據我自己的一些實地考察和對某些同胞的行為習慣的分析，我敢說，任何一個國外的城市，哪怕是紐約，如果有1000個中國投機客進入房地產市場，這個城市房地產市場就會翻江倒海;任何一種國外奢侈品，只要有1000個中國富人入市搶購，這種奢侈品的價格就會坐上飛機;即使是我們國內大蒜、姜這樣的日常廚房配料，有1000個溫州炒家做市，這些配料的價格就會連滾翻好幾次。換句話說，少則1千，多則1萬，最多10萬中國富人，就可以把全世界原本運行良好的任何市場，炒它個天翻地覆。財富神話和財富概念本身都已經成為了泡沫，所謂中國富人的實際數量，比任何人感覺中的都要少得多。
我國人口13-14億，1%就是1300-1400萬。中國現在真有1300-1400萬富人嗎?恐怕沒有。5%就是最少6500萬，它是三個澳大利亞的人口，中國現在有6500萬可以達到我“新一代小資”文里設立標準的中產階級和小資階級嗎?顯然沒有。說“1%或者0.1%占有70%的全國財富”是很抽象的，而落實到具體的富人、中產階級和小資的數量，才是有意義的。我在“新一代小資”文里過，老一代小資主要出在1977年-1985年入高校的最多270萬大學生這個群體，而即使這個當時得天獨厚的群體，真正成為我說的小資的人其實也很少很少。
一個確實有點自我追求，有點社會責任感的新時代青年，是不是該有這樣的一個自我提示?要是類似以上做一個小計算，做一個類似的自我提示，還會繼續做油鍋里的豆子無法淡定嗎?我記得，當年大學畢業穿著破衣爛鞋背著舊書包走在北京大街上的時候，非常自信的對自己說過：什么都沒有，但有20歲的年齡，這就是一切。青年所以為青年不能只看年齡，更在于其活躍的思想和敢于行動的意志。根據美國實用主義鼻祖皮爾斯的說法：一種思想如果不能產生相關行動并帶來效果，這個思想是毫無意義的。
年青人的思想天然活躍，但系統思想需要一個合適的入口。當時，因為社會的慣性作用，思想入口實在太多，加上許多所謂“思想導師”，橫空出世，成為青年的“精神領袖”——就如今天。我們一個一個就從不同的思想入口進入思想史和哲學史里，然后就跟著改革起來，不似今天的青年主要地是沿著纏中說禪，時寒冰，或者老左進到股市里(即使后來有股市了我們也是絕大部分沒有跟進)，或者跟著孔先生，罵過“三媽”之后，就被“和諧”請入“中華帝國主義”戰壕，當起“帝國戰士”!
如果有什么可以作為我們一代人的標記的話，我認為就是：尋找有價值的思想!我當時花157元(正好三個月全部工資)買過一輛金獅牌(江蘇常洲出的)自行車，騎車轉遍了北京各大城區的幾乎所有街道和重要胡同，對全市的主要書店(包括舊書書店“中國書店”)一清二楚，順便也對各主要地域廁所位置了如指掌，預防內急。“個人奮斗”之路，就從這個時候開始了，我的家庭圖書館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建立的——它見證了全部30多年的改革歷程。和我同樣的“個人奮斗”著的，不是一個小人群，而是整個時代青年群體——不論他們是不是上過大學。這樣的“個人奮斗”實際就成為一種集體奮斗，成為一種與政治密切相關的運動。
雖然時代已經不同，但推動任何時代前進的第一動力都是來自思想。即使現在已經窮途末路的改革，第一動力也是先產生于某些人頭腦后變成一種全國性政治運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修正的“毛澤東思想”。年青人如果遠離有價值的思想，就將不再是青年，而是未老先衰的兩腳生物或者行尸走肉。
那么當代青年的思想入口在哪里?我以為就在于思考文革。文革是一個思想的寶葫蘆，入口小小，身體卻肥碩，因為內含太多的源泉通道，寶物取之不盡。它外聯古希臘諸賢，羅馬大帝國，基督教運動，歐洲文藝復興，法國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歐洲社會主義思潮，馬克思主義，英國憲政，美國民主政治，俄國革命，列寧主義，斯大林工業化運動……，赫魯曉夫“開明專制”。內接先秦諸子百家，秦漢帝國，儒釋道，唐朝辭賦，宋明理學，明朝黨爭，李自成張獻忠造反，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孫中山革命，五四運動，……。一個思想者能想到的任何人類有價值的思想和世界歷史大事件，文革里全有反映。
文革帶有明顯的西方哲學的各種特征，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臍帶，法國大革命的剖腹產刀口，以及俄國革命的輸氧管，但它100%是內源性的——源于對中國傳統文化撕心裂肺捶胸頓足乃至揮刀自裁的反省。正因為帶著西方思想的胎記，許多人指控它是一場外源性的破壞運動，摧毀了了中國傳統文化。諷刺的是，這樣指控的人同時又說毛澤東是封建專制帝王思想，而他們自己才是現代化的而且是西方至上的“西方主義者”(如一般左派所罵的“普世派”就是)。這一切的矛盾到底是怎么回事?找到入口進到文革中，把文革翻個底朝天就明白了。作為副產品，出來后，一個人就將不再有任何煩惱——即便此生此世光棍一條，一文不名。
文革入口里有很多通道，最快捷的通道是“十六條”。一般人會說是“516通知”，或者《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但我以為不是，而是“十六條”。把“十六條”找出來，把每一條的含義搞搞明白，后來的具體執行及其后果，牽涉哪些人和事，哪些歷史與未來，都大致搞搞清楚，自然就明白為什么會有之前的“516通知”，會有《炮打司令部》，會有更早的批吳晗《海瑞罷官》，及今天會有鄧玉嬌，楊佳，馬加爵，彭宇案，上海“鬼妹”救我們同胞，還罵我們是“fucking Chinese”;會有貪官污吏，腐敗越反越腐，會有中國的事情先要請示白宮;會有今天你們自己當房奴，當油鍋里的豆子，然后牢騷滿腹，等等。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你們將會明白該怎樣讓思想產生行動并取得效果。總之，對現實中任何問題的答案，包括誰為什么上不起學，誰為什么娶不著老婆，誰為什么被迫賣身，誰為什么主動賣身，楊瀾到底是不是中國籍，她憑什么參加中國兩會，某個人為什么要跳樓，另某個人為什么要外逃，這樣瑣碎事務的答案，文革統統提供了。
關于文革，政治欺騙已經成為現實政治的常態，因此需要一點免疫能力。以下文字算是輕敲一下警鐘。文字是取自一篇《對造反派的誤指和妖化》的文章，作者周倫佐是右派人物，連他對他們自己人的做法也看不過去了：
【一、失憶與誤指
……“不少并不可笑的笑話”：比如在一部寫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傳記中，寫到時為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于1966年6月遭到迫害時，作者寫了一個細節：一群臂戴紅袖章的造反派沖進李達家中對他進行抄家、批斗。實際上，李達當時是被中共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打成武漢大學“三家村”頭子的。當時還是黨委領導下的批斗“黑幫”階段，不僅造反派尚未出現，就連“造反”一詞也還未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更不可能有什么“紅袖章”。
筆者在生活中也遇到不少這類令人想哭的“笑話”。
一位朋友的母親，解放前加入中共地下黨，“文革”前任本地區某中等專業學校副校長，“四清”運動中被定為“漏劃地主”而撤職。1980年代某一天她對筆者談起“文革”中的事，憤恨地說造反派把自己整慘了。筆者知道她的情況，便故意詢問她挨整的時間和具體的運動，她說是1966年6月“四清運動”，但強調當時“文革”已經開始，正與“四清”交叉進行。筆者告訴她：當時還沒有造反派，就算整她的不是“四清”而是“文革”，具體整她的人也不會是造反派而只能是官方工作組。筆者還指出1968年該校造反組織曾替她鳴冤翻案的歷史事實。她默認并若有所失。
上山下鄉三十周年某農場知青聚會，如今已是市政府某局領導的宋君偶爾談到其父1966年9月被戴高帽、掛黑牌、游街示眾之事，脫口而出：造反派太壞了。事實上其父是因“地主成分”而被官辦紅衛兵抄家并揪斗的。當筆者指出這一真相，他承認并解釋為：這些年說順口了】
是啊，這些年“說順口了”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上文提到“黑幫”。新一代青年們早就聽說了紅衛兵罪大惡極，但是你們是否知道，文革中的紅衛兵，有“黑幫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二者區別在哪里?為什么“特種印刷品”都是含糊其辭簡而言之“紅衛兵”?
黑幫紅衛兵壞事做絕，打砸搶無惡不作，把彭德懷抓來斗爭，從而開啟無數惡劣事端之先河，完全扭曲紅衛兵運動，搞得毛澤東焦頭爛額的就是黑幫紅衛兵。其領袖人物之一葉XX，當年叱詫風云，還企圖偷渡香港，其種種惡行周恩來也管不住或者就是縱容。現在她的公開名字不叫葉XX，她是藝術家，劉曉慶主演的根據曹禺名著改編的《原野》就是此人導演——此片開啟我國暴露片之先河。某人在文革后“倒華”成功，坐定龍椅后就開始“清理三種人”，造反派紅衛兵替黑幫紅衛兵背黑鍋遭清洗，黑幫紅衛兵一個個位居高位者繼續高位，當時太過行為極端遭到處置的，也遵旨改頭換面，政治上洗白，然后陸陸續續直線曲線進到權力位置，步步高升，保衛起“紅色江山”來了。現在其實不過是黑幫紅衛兵的時代。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序言里說：“在科學的悟性的過程中，最要緊的是把本質的東西找出來，使它和所謂非本質的東西成為明顯的對照，但是要使這樁事情成為可能，就必須知道什么是本質的東西”。
“紅衛兵”有“本質和非本質”，文革中太多事情都是這樣，有本質和非本質之別。為了自己的命運和社會的未來，青年一代是否該去搞搞清楚?
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說：“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要用抽象力來代替。”
關于文革，要獲得黑格爾說的“本質”，就必須要用馬克思說的“抽象力” 。因此，進入文革思想，不要相信“正直人”如巴金者的眼淚和懺悔，不要理會劉心武們的矯情和傷痕，更不要相信“特種印刷品”的權威性。方鴻漸說：“沒有受教育的時候，被人騙，受了教育，讓印刷品騙”。毛澤東讓你們的父輩們受教育然后讓你們自己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但毛澤東不是讓你們被印刷品騙的，尤其以凱迪網站為代表的那些可愛的癡呆兒們，不要被印刷品騙，而那些天真無邪的“帝國戰士”們顯然是已經被人騙了而且還在被騙才當起“帝國戰士”的。
尋找思想，便是尋找政治出路。
馬克思1842年任《萊茵報》編輯的時候，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剛從法國傳入德國，他對這種思潮其實沒有多少了解，就如同現在無論左派或右派青年對文革其實沒有多少了解。德國當局以《萊茵報》走私販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關閉了《萊茵報》，此后的馬克思才意識到社會主義成了一個問題，于是差不多同時就終止了純粹抽象哲學生涯，轉而投向經濟學研究，最后創立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體系。
文革現在也是個禁區，如同社會主義思潮對于當時的德國和馬克思。任何也不甚了解文革的人，是不是也該如同馬克思當時把社會主義當作一個問題那樣，把文革看作一個值得探討且必須探討的問題?一方面中國社會如此讓你們不滿意，一方面制造這種讓你們不滿現狀的人，對文革深惡痛絕，那么害怕你們走向文革思想，幾乎要把任何對于文革具有一點探索精神的人，對毛澤東有點發自內心熱愛的人，都要打成“文革余孽”，甚至對于他們自己的同志加兄弟凡涉嫌借鑒哪怕一點點文革思想者流，也要格殺勿論。
如此詭異的事情難道還不能刺激起你們一點點好奇心?
歷史上任何一場深刻影響其后歷史進程的變革運動，其意義、價值和所賦予給歷史的能量，往往不是在其正在發生的時候為歷史所實際洞察，恰是在之后長期的社會變遷中，為思想者慢慢體會出來，再傳播給大眾，成為一種人民創造歷史的動力。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法國革命、社會主義思潮、民族獨立運動，我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孫中山革命、五四運動，等等，莫不是如此。所有這些運動，即便是向世界輸出過最重要現代思想的法國大革命，比之于文革都顯得簡單，缺乏內涵。這是因為，文革因為比法國革命晚了177年，比法國革命吸收了更多重要現代思想養分。
文革自發生的那一刻起，就成為了歷史的刻刀，雕刻著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就是把喜馬拉雅山搬到北京，也阻擋不住它的雕刻和它的現代性。社會個體，無論老一輩，中年一輩，還是新一輩的，無論主動還是被動的，其思想、心靈、價值觀和道德意識，也無不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文革的雕刻。
青年一代，接受到最現代的教育，擁有最強的活力和最現代的技術，你們的心和時代貼得最近，沒有理由不成為時代的引領著。我們一代，從大學開始，就不同程度向社會輸送思想，而不是被社會的各種時髦貨色所左右。今天，無論有多少青年成為銀屏的犧牲者，為流俗所俘獲，但中國未來的領袖還是要出自你們之中。你們難道不該現在就開始有所準備嗎?
現實體制顯然具有不可持續性，它倒逼出了全民族對文革的再思考，但思考明顯是膚淺的。你們必須站到這個思考的前沿，引領人們加深思考，引領歷史前進。不考慮正行走其上的特色路，擺在中國未來的路無非是兩條：或者回歸毛澤東社會主義，或者走向美式三權分立(或所謂憲政民主)。
我本人并非三權分立的理論反對者，我也清楚看到，無論是左派青年還是右派青年，實際上都對毛澤東社會主義失去興趣。左派青年舉起毛澤東旗幟者，所堅持的無非是“修正的特色路線”，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完全無關，所以才樂于當起“帝國戰士”。這從山城事件所透出的信息看得一清二楚。我是任何特色主義的堅決反對者——無論這特色是原版的特色還是修正的特色。右派青年，以凱迪主流網民為典型代表，無論自己對憲政民主和社會主義都多么缺乏了解，卻幾乎是完全不加思索的接受了憲政民主，拒絕社會主義。
三權分立在中國歷史上的實際試驗失敗了，抗戰勝利后，國共之間的爭斗使新機會也丟了。國共兩黨有類似的黨國體制基因，毛澤東要實現其對戰爭中支持了共產黨的人民做出的承諾，就必須用實實在在的社會主義，向老百姓作出合理的歷史交代，卻又不能把社會主義搞成蔣介石的黨國體制。這樣他才對他所在的中國社會和共產黨本身，進行過一系列的大改造。
這個改造是傷筋動骨的，而當時的物質條件和人民的基本思想，都達不到他的要求。更不利于他的改造的是，他的戰友中，堅持具有“打江山就要坐江山”，“老子革命兒接班”這種封建帝王思想者，人數眾多，他們漸漸成為一個強大政治中心，盤踞黨內，聯合黨內外一切反對他和社會主義的力量，組成一個政治聯合體，抵抗他的改造，并借他的改造之機，動員各種力量，制造社會事端，釀成不少不人道的事情甚至慘劇。后來改開派(他們許多是“抵抗聯合體”的核心領導人物)卻又正是借用這些改造中出現的負面東西，全盤否定毛澤東本人和他所做的改造，推翻他通過改造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體制。
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到底是什么，毛澤東的嘗試到底符合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后來的歷史敘事者都實際沒有搞清楚，也沒有機會搞清楚，卻又都做了太過感性的處置。鑒于此，我們需要重返歷史，弄清楚毛澤東，弄清楚社會主義的本質東西。
本真的社會主義包含了民主自由人權人道這些重要的社會共識。社會主義，從制度上提出清除一切剝削，實行徹底的人道主義，從而是終極的人道主義;又以每一個人的自由為終極目標，也是終極的自由主義。這樣的思想無論從馬克思還是毛澤東的理論論述中，還是從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馬克思沒有像毛澤東那樣獲得過在一個大國實踐其社會主義理論的機會)，都是體現出來過的，而又被詆毀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的國內外政治勢力故意掩蓋了。這樣做的政治勢力專好在毛澤東實行社會主義的手段上做文章，把他建立社會平等，達成社會主義的必要強制手段，誣蔑為專制獨裁，再從這里入手否定社會主義有任何自由民主人權人道的要求。
改開派憤怒于毛澤東對黨國體制所做的改造和破除，掌權后立即把黨國體制從外到里進行了修復，又特別加固外殼(如把軍隊和武警置于個人之下等等)，同時把毛澤東本來追求的民主自由人道人權的社會主義內核(毛澤東當時還沒有完成這個內核建造)完全丟掉了。這樣，才造成一種現行體制不具有合理合法性，并導致天怒人怨的局面。這些本來和毛澤東及其社會主義沒有絲毫關系的東西，右派青年卻都跟著某些“精神領袖”把賬目記在毛澤東和他的社會主義身上，絲毫也不打算做一點實事求是的分析。這是完全政治上的無知和殘廢，在這樣的無知和殘廢中成為房奴、蝸居者以及油鍋里的豆子，是絲毫得不到社會同情的。
青年思想上更愿意接納西式三權分立的體制，如果這種接納是一種徹底反思歷史，深入到歷史中，再從歷史中出來所獲得的自覺，那么，這樣的接納就沒有什么瑕疵。顯然，事情不是這樣的。此外，拋棄毛澤東思想卻又借用了毛澤東沒有完全摧毀的黨國體制外殼的人，已經成為大家所說的特殊利益集團，他們不可能讓三權分立得以實現。所以，三權分立，在現實中國不是一個可不可以進行理論探討的問題，或者說根本就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具不具有實踐可能的問題。在這樣情況下，認真發掘毛澤東社會主義價值，要求體制兌現當時毛澤東一代共產黨人承諾并一直在努力的民主自由人道人權，應該可能比三權分立更有現實性，符合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原則。這實際就是毛澤東的政治遺愿。
社會公眾，包括新一代青年，對于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和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存在很深的誤解和片面性，原因都在于對歷史和現實發掘不夠，現在的所謂左派青年，多是在高談闊論毛澤東和社會主義，沒有也并不愿意做具體的理論和實踐探討;青年右派則是想走捷徑，一步進入三權分立，以為如此之后，中國問題就獲得一個總解決，從此一勞永逸。自己也不房奴了，也不油鍋里的豆子了。這是徹底的機會主義。
是否先從本人給出的思想入口進去，借馬克思說的“抽象力”完成歷史反思，找到黑格爾說的“本質”，出來之后再做出政治出路的選擇，而不是先入為主或者被特種印刷品牽著鼻子，全在左右派青年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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