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1935年8月寫給蕭軍的一封信中這樣說：“(我)不過思想較新，也時常想到別人和將來，因此也比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
“想到別人和將來”，這就是一種公共精神，或者說一種公德。一個有公共精神的人是不是就毫無私心呢?不是。私心是每個人都必然會有的，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有公共精神的人不過是“比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
我們說蔣介石集團缺乏公共精神，就是說他們經常“想不到別人和將來”，他們“比較自私自利”甚至“特別自私自利”。所以，他們與人民為敵，出賣國家利益。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共產黨人幾乎都具有魯迅的思想境界：“時常想到別人和將來”，所以，他們得到了人民的擁護。
毛主席雖然逝去，但他和廣大人民共同創造的文化在他身后依然存在著。經歷過毛主席時代的人們還保留那種公共精神，“想到別人和將來”，想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前途。于是，面對改革開放后勃然而起的各種丑惡現象，心靈中的公共精神必然地促使他們要與之斗爭，直到1989年學生運動的興起。89年的中國大地上公共精神如潮水洶涌。人們關心政治，關心國家的前途。毛澤東思想的本質不就是表現為一種公共精神嗎?不就是表現為“時常想到別人和將來”嗎?
89年之后呢?公共精神被否定，愛國精神被否定。現在我們應該明白毛澤東思想被否定的原因了吧!資產階級是不愿意老百姓有公共精神的。他們要壟斷政權。80年代初的改革，農村是聯產承包責任制，沒有了集體事業，農民的公共精神萎縮了;城市是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改革主要是兩條：一條是剝奪普通工人的管理權，強化領導的權力;一條是搞物質刺激，讓工人只關心個人收入。工人的公共精神也萎縮了。但中國人民的公共精神是在89年之后才被徹底擊碎的。隨之，在90年之后，全社會都在討論“雷鋒精神要得要不得”這個問題，在多數人那里，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要不得”。“要不得”的原因也很簡單，是“不合時宜”。是啊，在毛主席時代，雷鋒精神是合乎時宜的，而在鄧小平時代，雷鋒精神就不合時宜了。毛澤東時代公共精神是合乎時宜的，鄧小平時代公共精神就不合時宜了。
魯迅是有公共精神的人，所以他在蔣介石統治的區域，是受迫害的對象。而在毛主席那里，魯迅被稱作“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參加“義和團運動”的人，在這場運動中體現出了公共精神，他們要挽救自己的國家;參加“五四運動”的人也是有公共精神的，他們愛這個國家;89年的學生們也是有公共精神的。89年之后，公共精神被否定。直到今日，公共精神依然是被否定的。08年奧運會火炬傳遞期間，在法國有某些人支持藏獨，中國的愛國者掀起抵制家樂福運動，被主流否定;17年美國在韓國布署薩德系統，中國的愛國者掀起抵制樂天運動，再次被主流否定。資產階級從根本上就不愿意群眾組織起來。群眾一旦組織起來，他們今天會反對家樂福，明天就會反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是很強的。所以，今天的主流媒體也是不會宣傳公共精神的。他們反而是希望群眾越自私自利越好，這樣最有利于統治的穩定。如果是在毛主席時代，幾千萬工人會忍氣吞聲地被下崗?即使在80年代，也沒有人敢讓幾千萬工人下崗。
一個時代的文化就是這個時代的統治階級的文化，所以，今天的社會主流精神就是自私自利精神。而僅僅在四十年前，中國人的主流精神卻是公共精神。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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