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是西方政治理論的核心話語，也是一些親西方人士批評中國的有力工具。這種批評存在一個根本缺陷，即忽視了所謂普世價值，即人類社會普遍可適用的價值，絕非僅僅只有西方話語所高舉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幾種，而是包括了其他也是人類所普遍需要的多項價值，比如生存、發展、安全、穩定、溫飽、真、善、美，等等。
正因為需要實現的目標太多，所以才產生問題。就像買東西，需要付錢，錢不夠時，就不能買東買西，只能挑選最急需的。同理，任何價值的實現，都需要條件與資源，而一個社會一定時期內可用以實現價值的資源是有限的，且某些價值目標之間，很可能相互沖突，一個目標的推進，可能影響另一目標實現。所以，必須根據輕重緩急，將需要實現的價值排出先后順序。換言之，即須確定價值的優先性。一個社會必須根據價值的優先順序來實現目標，這才是中國沒有實現西方所高揚的某些普世價值的根本原因，也是各種思想爭論不休的根本原因。任何主義之爭，爭的都不是某種價值“要不要”的問題，而是何種價值“優先”的問題。因此，要在當下中國推銷西方民主，僅說幾句“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不夠的，還必須論證，民主這個“好東西”相較其他“好東西”而言，具有優先性。
正如馬斯洛將人類的心理需求劃分不同層次一樣，一個社會的需求也是有層次的。以現代國家作為考察對象，一般而言，有三大目標是必須優先保證的，這也是三項基本的普世價值，它們是：免于外部侵害的安全、內部穩定、民眾溫飽。這三項普世價值，代表了人類基本的生存條件。一般而言，只有在這三項目標得到滿足后，人們才能傾力追求其他目標。
那么，在這三項普世價值之外，其他價值應如何排序?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按照與這三項目標的損益關系來排序，越是有益于增進這三項價值的，越排在前面;越是有可能損害這三項價值的，越排在后面。二是根據價值本身的稀缺程度來排序，越是當下稀缺的，越排在前面。
如此就能明白，為什么當代中國沒有踐行西方話語最推崇的那些普世價值了——被排在后面而已，至少暫時還顧不上。從結果看，中國的這種排序選擇，優先保證了安全、穩定、溫飽等基本目標;與世界上其他起點相似的國家，尤其是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相比，中國現行的體制和選擇，在安全、穩定、溫飽、發展等目標上表現更好，而在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目標上表現較弱。
顯然，中國在安全、穩定、溫飽、發展等目標上的較佳表現，與中國經濟長時間保持高速增長密不可分。對于中國經濟能夠持續增長的原因，眾說紛紜，可說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觀點之爭雖然主要由觀念不同導致，但由于不同觀念主導下的事實取證必然帶有不同的選擇性，所以往往造成事實判斷上的分歧，從而使爭論永遠無法得出統一結論，這是一些思想爭論可以綿延百年之久的重要原因。解決問題的辦法，似乎只能是采取類似模糊數學的方式，不去管那些糾纏不休的分析部分，而是直指最終的事實與結果。以制度比較為例，即將該制度下的一切后果，都假設為與該制度相關，而暫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以此來簡單判別制度優艻。這樣得出的結果，雖然雙方都不會滿意，但至少可以有個統一結果，這似乎是息止紛爭的唯一方式。以此標準衡量，不管怎么說，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奇跡都是在現行體制下創造的。換言之，中國的現行體制是中國實現經濟奇跡的制度載體;而在其他制度載體下，相似起點、條件國家的表現，大多不如中國。
由此可見，不同體制對不同的價值目標有著不同的親和性或曰適用性。西方的政治體制是從下至上建構的，所以具有開放性，能夠容納更多自由，包括言論自由;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從上至下建構的，所以具有封閉性，需要管控言論等。這種對管控的需要性，因時因勢而異：越是內部矛盾激烈，或歷史欠賬較多，或外部壓力較大時，對管控的需求越大;反之，則可以適度放松。但不管再怎么放松，也不可能達到西方制度下那種程度。不但言論，其他自由也一樣。這就導致中國在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方面表現較弱。
既然中國這種制度對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這么“不友好”，那么為什么不換一種呢?原因很簡單——換制度的理由不夠充分。正如前面所述，中國的現行體制相較于當下熱門(或者說曾經熱門)的西方民主制度，在同等條件下對實現安全、穩定、溫飽、發展等基本目標有著加成效應，因此，即使它在其他目標上表現較弱，人們也沒有理由不要大米只要香皂;更何況，社會轉型有發生震蕩、失序的風險。所以，民主有風險，改革須謹慎。民主化的預期收益，必須大于可能的風險、成本，才值得嘗試。
由上可見，除非哪一天，中國表現出在安全、穩定、溫飽、發展等基本目標上也失去優勢，換制度才會成為大勢必然。到那時，什么力量也無法阻止。反之，如果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則說明中國是走在循序漸進的正確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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