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論“二元領導”體制與劉、林“悲劇”
——關于中央“一線、二線”分工的歷史教訓
在中共黨史上，劉少奇、林彪兩個“接班人”先后垮臺，都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過極大的負面影響。劉、林垮臺，固然由他們自身的內因所造成;然而，就其外因來說，不能不說，又是同黨內曾經出現的“二元領導”體制有關。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發動政變奪權①，蘇聯政壇發生巨大震動。毛澤東主席吸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一歷史教訓，感到提前培養接班人，幫助他們樹立威信，以便在“新老交替”時，能保證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平穩過渡。其后，黨的領導體制在黨章、黨規上雖未作過變更，但毛主席確實有意識地讓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1956年八大后又讓鄧小平任總書記，負責主持書記處;到1959年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形成“雙主席”局面。隨著劉鄧在“一線”主持黨、政日常工作，主席退居“二線”，客觀上“二元領導”體制在無聲無息中形成。
綜觀古今中外政治史，無論是封建政治體制也好，還是現代“民主”政治體制也好，凡是有效的領導體制，都必然是一元化的領導。常言道：“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發號施令的“老大”只能是一個。不管這個人是“總統”，還是“主席”，或是冠以其他什么稱謂，只能由這個人說了算;否則，必然會導致整個領導集團的分裂。
即便是現今號稱“最民主”的西方政體，以美國為例，無論國務卿或是國防部長，如果他們與總統的政見不一，對不起，你只有乖乖地辭職走人!否則，必然只能是“扯臉”出局。
中央領導分“一線、二線”，毛主席的原意是：“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么震動”(《毛澤東年譜》第六卷第9頁)。然而，事與愿違， “現在看起來，不那么好，很分散，出了許多獨立王國”(同上，第8——9頁)。
所謂“獨立王國”，說白了，就是“一線”另搞一套，不聽“二線”指揮了。這又怎樣讓主席由上而下貫徹黨中央確定了的政治路線?這就從根本上顛覆了“一元化”的領導體制，破壞了黨的集中與統一，其結果必然是給革命事業帶來危害。
劉、鄧“一線”背離了“一元化”領導
據王光美回憶，“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黨中央分一線、二線，少奇同志主持一線工作”。“少奇同志看問題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風格與毛主席不盡相同，難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經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總覺得有點跟不上。……從無權力之爭，也沒有影響兩人感情。”(孫興盛：《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始末》)
筆者以為，王光美這番話，適用于1959年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以前。至于劉在1959年出任國家主席以后，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中共自1935年遵義會議在實質上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以后，中國革命轉危為安，且取得節節勝利。1945年“七大”，修改《黨章》，明確規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選舉了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七屆中央委員會。
以毛主席為首的七屆黨中央領導機構，由44名中央委員和33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中央委員會選出13名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再產生“五大書記”為常委：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在毛主席的帶領下開展工作。七大確立的這一領導架構，實現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形成為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
歷史證明，在以毛主席為首的七屆黨中央強有力的領導下，中國革命不僅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勝利，也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巨大成就。劉少奇是七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一員，在這一領導體制中，他無疑也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做出過重要貢獻。
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并不是說領導集團內部不容許有不同意見。只是此種不同意見，應該在內部進行“暢所欲言”的討論、爭辯，最后取得一致。在取得一致后，在貫徹過程中就不得違背。誠如毛主席所講：
“我們不怕公開的反對派，只怕秘密的反對派，這種人，當面不講真話，當面講的盡是些假的、騙人的話，真正的目的不講出來。只要不是違反紀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
事實上，在七屆中央的領導集體中，劉少奇在許多問題上都曾經有過許多不同意見。比如：
——對抗日戰爭勝利后形勢的認識，劉曾經認為“和平”、“民主”可以實現，提出過“和平民主新階段”;
——對民族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政策問題，劉曾經認為，在中國資本剝削“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甚至提出“剝削得越多越好”;
——對農業集體化問題，劉曾經反對辦農業合作社，不主張走互助合作道路;
——對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問題，劉曾主張“鞏固新民主主義”;
——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主要矛盾的認識，劉也曾經有過不同的觀點;
等等。
劉少奇盡管曾有過上述許多“不同意見”，但在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的框架下，每次都能迅速改變自己不同觀點、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得到統一，且總能在毛主席正確路線的主導下，積極貫徹執行黨的決策。盡管劉鄧在執行過程中也曾犯有忽右、忽“左”，甚至是形“左”實右的錯誤。但不能否認，這種錯誤的性質，無疑都是屬于工作中的錯誤。這也就是1959年8月廬山會議上毛主席站在劉鄧一邊“批彭”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彭在違紀搞“串聯”、目的是要以批“左”為名“倒劉鄧”，進而在實質上否定黨的“三面紅旗”政治路線。
然而，1959年4月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后，隨著“一線、二線”領導體制的實際形成，原先的“一元化”領導體制逐漸發生了“異化”。這集中體現在劉鄧的“一線”領導，往往與“二線”領導毛主席的決策意圖發生背離。而這種“背離”，已不再是像以往那樣是工作過程中的偏差;而是具有路線、方針、政策上不可調和性質的對立。
比如，三年困難時期(1959年至1961年)，劉鄧“一線”領導從原先大躍進運動中大刮“浮夸風”與“共產風”的“忽‘左’”立場，又陷入到“忽右”的立場。他們把暫時困難看得“一團漆黑”;提出了從根本上背離社會主義政治方向、在農村搞“三自一包”(即“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的政策。
毛主席從馬列主義的基本立場出發，認為農民是小生產者，具有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目前的困難只是暫時的，共產黨的政策只能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決不能去遷就、助長農民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指出：“搞單干，兩年也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130頁)
然而，這一次劉鄧的“一線”領導，根本就未能與“二線”領導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保持一致。
怎么會這樣?這就是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異化”的結果。
因為“一線、二線”分工，“一線”領導，只要不違背“二線”領導決策意圖，在執行過程中是容許擁有自主權的。隨著時間的流逝，久而久之，“一線”領導這種“自主權”不斷膨張，自然而然地會弱化“二線”領導的權威，并逐步地在“一線”領導中形成“獨立性”思維慣性。劉鄧“一線”領導這種“獨立性”思維慣性，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明顯地凸現了出來。
七千人大會原本是一次反思、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的會議，更是統一思想、面對未來的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上，“二線”領導毛主席對大躍進時期在實際工作中出現的“左”傾偏差(盡管毛主席從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開始已堅持糾“左”)，率先主動地承擔了責任。說“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并當眾做了自我檢查。按理，處于“一線”領導的劉鄧，更應該深刻檢查，總結教訓。然而，劉鄧不僅未作絲毫自我批評，卻順坡下驢地大談“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高調論述“中央”的錯誤，大有要從根本上否定黨的“三面紅旗”政治路線之嫌。其時，林彪站了出來，發表了一個語驚四座的講話。他在充分肯定黨的“三面紅旗”路線同時，評述了大躍進運動在實際工作中的“左”傾錯誤，著重指出：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
林的發言，不管其當時的主觀動機如何，至少在客觀上，得到了與會同志們的熱烈擁護，維護了黨的“三面紅旗”政治路線，維護了毛主席為首黨中央的領導與團結。
劉鄧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表現，暴露了由“一線、二線”分工所造成的“離心”傾向，它反映了原先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的“異化”。此后，隨著劉鄧“一線”領導地位的不斷鞏固，他們在貫徹“二線”領導的意圖時，與過去相比，在立場、態度上更發生了顯明的變化。
比如，此后在1963年開始的“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線、二線”分工的“二元領導”體制的弊端，進一步暴露無遺。這集中反映在兩者對“社教”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以及所采取的政策等問題上，均持有尖銳的對立②。這時劉鄧“一線”領導，不僅已不再與毛主席的“二線”領導迅速保持一致;而且表現出了明顯的排斥與對抗態度。這最終導致毛、劉之間，在1964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爆發了公開沖突。這種局面，在1959年之前就從來沒有發生過，更是不可想象的。
同樣，由“一線、二線”分工的領導體制——實際上形成的“二元領導”體制，也造成了文革期間，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兩大派，它給整個文革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阻力，直至毛主席逝世后文革被徹底否定、黨的路線改弦更張。
所有這些，無不都是“二元領導”體制惹的禍。
1966年8月，隨劉鄧在文革中倒臺，中央書記處撤銷，“一線、二線”領導問題已不復存在。鑒于歷史教訓，此后，毛主席就一直在強調“一元化”領導，重建黨的集中統一的領導體制。1968年3月，就在文革實行“全面奪權”、建立“革命委員會”時，他又明確提出：
“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系群眾的領導班子”。（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報》）
林彪想復辟“二元領導”體制奪權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林彪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被法定為毛澤東主席的接班人，寫進了黨章。按理，九大的召開，標志文革的重大勝利——政治路線問題的解決，留下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斗、批、改”的任務。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緊接著竟然是一場林彪集團“搶班奪權”的政治斗爭。而這場斗爭，恰恰又是通過實質上否定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力圖復辟“雙主席”的“二元領導”體制方式展開的。
早在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召開前，4月11日，林彪就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過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并建議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12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關于林彪意見的報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毛澤東年譜》第六卷第292頁)
4月下旬，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再一次講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4月27日，他還“當著林彪的面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同上，第295頁)
7月中旬，周總理向毛主席匯報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討論的情況時，又講到一些人提出了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毛主席要汪東興打電話給周總理：不要設國家主席，“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同上，第313頁)
鑒于毛主席的意見，事實上當時的“修改憲法起草小組”就曾經有過這樣的主張：“可以考慮國家不再設主席、副主席，而以人大常委負責人接受外國使節”。(同上，第311頁)
就在廬山開會期間，即8月25日政治局會議開會前，毛主席又分別找林彪和周總理談話，講不要設國家主席，他也不當國家主席的問題。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上，毛主席嚴肅地說過：“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毛主席還對著林彪補了一句：“我勸你也不要當國家主席!”(同上，第327頁)
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毛主席先后六次講過不設國家主席和他不當國家主席的話。毛主席的想法、意見和決心應該說再明白不過了。然而，林彪出于“搶班奪權”的需要，全然不理睬主席的意見，精心策劃了“講天才、設主席”的大戲來實現自己的陰謀。
1970年8月下旬，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江西廬山舉行。此次會議原計劃的議程，重點要討論修改憲法、國民經濟第四個五年計劃和加強戰略問題。豈知會議一開始，林彪就搶先發言，離開會議議程，大談毛澤東主席是“天才”問題，隨后又在討論中指使手下起哄，打著“紅旗”反紅旗，強烈要求設立國家主席，不指名地提出，要“揪”不同意設“國家主席”——實為擁護毛主席主張的張春橋等人，大搞分裂活動。為配合林彪的講話，陳伯達還編了一本《論天才》的材料，蒙騙與會同志。
林彪集團耍弄的伎倆，自然蒙不過毛主席的火眼金睛。主席隨即召開有各組組長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評陳伯達等人的發言違背九大方針，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并說國家主席問題不要提了，要我當國家主席就是要我早點死;你們再繼續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會議決定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華北6號簡報。就這樣，林彪一伙的鬧劇被制止了。
8月31日，毛發表《我的一點意見》一文，指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文中，毛澤東暗指陳伯達為“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并示意林彪等人的這次表演是“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毛主席指出，不要再提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至此，林彪集團的圖謀未能實現。全會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到9月6日九屆二中全會閉幕后，全黨開展“批陳整風”，目的還是想保全林彪。但一年以后，林彪集團卻因發動政變失敗而逃亡，在蒙古境內墜機身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集團急于搶班奪權，原想通過自己任國家主席(葉群曾對吳法憲透露：“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么辦，往哪里擺?”)、復辟黨史上出現過的“二元領導”體制，來實現自己的野心;結果是破壞了黨的集中與統一，最后給自己釀成了悲劇。
歷史的發展具有其內在的必然，卻又離不開外在的偶然。歷史啊，真是會作弄人!
注釋：
①赫魯曉夫先聯合馬林科夫，采取突然襲擊的陰謀手段逮捕、處決了貝利亞，奪取第一書記職位;后又炮制“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謝皮洛夫‘反黨集團’案”，鞏固自己的統治。
②這種“對立”的表現有三：一、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破例在自己生日假人民大會堂118廳，請中央領導人、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少數部委負責人、勞動模范、科學家和身邊工作人員聚會、共進晚餐。公開對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的一些認識和提法，進行批評。二、12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例行的工作會議”，討論“四清”工作紀要，未通知毛主席出席。主席就拿著《黨章》與《憲法》出席這次會議，提出質問：“《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100到104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末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人家講幾句話?” (參見《毛澤東年譜》第五卷第456——458頁)三、社教工作《二十三條》的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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