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是中國的文化符號，最能體現中國人堅韌不拔的氣質。作為在太空中能夠觀察到的景觀，長城也是國際友人非常熱衷的地點。前幾天，特朗普夫人還去長城證明了自己女漢子的聲名。《權力的游戲》中絕境長城是十分重要的關隘，在“凜冬將至”的預言中，時刻準備防護野蠻人的入侵。在歷史中，萬里長城也起到如此作用，它塑造了兩千多年來的中國。
秦始皇一統天下后，蒙恬率領秦軍主力追亡逐北，守衛長城。中國也從周朝的分封制，逐步導向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同時代，西方也存在了強盛一時的大帝國——羅馬帝國，但它在蠻族的反復入侵中滅亡了。對比東西方的歷史，比較顯性的差異就是中國有長城，而羅馬帝國沒有。“秦時明月漢時關”，飛將軍李廣縱馬馳騁，霍去病封狼居胥。在漢武帝的統領下，中國打敗了匈奴，確立了儒家的正統地位，中華帝國走向成熟。長城使得游牧民族對中原地區的威脅降低，讓游牧民族只能對中原王朝展開偷襲，不能形成主力決戰。這為使得中原王朝可以積蓄力量，在持久戰中打敗游牧民族。在生產發展和戰爭準備的前提下，商業就誕生了，聞名于世的絲綢之路也就應運而生。在以后，中國就用貿易和少數民族交往了，和平終將到來。
魏晉南北朝是中華民族苦難深重的時期，也是中華民族民族大融合的鍛造期，對形成我們如今的多民族國家至關重要，長城也在此發揮重要作用。長城是一座大門，統管進來和出去，從而調節我們這個大熔爐，出產炫目的色彩。曹操逐漸統領北方之后，他把少數民族遷到內地。少數民族受到的壓迫日深，從而造成了少數民族的大起義。中華大地尸橫遍野，屠殺與反屠殺接踵而至。但屠殺解決不了問題，少數民族如果入主中原，那么就得在關內生活，他們就要離開他們的草原，漢化則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各民族相互通婚，各自吸收彼此長處，中國迎來大唐盛世。
中國實際有兩重阻隔，一是北方的長城，而是中部的長江。少數民族能夠進到長城里，但想突破大江卻并非易事。大江以南，成為漢族地主階層的避難圣地，文化人克己復禮，在宋朝推演出程朱理學。我不認為程朱理學是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反而是南方士族集團固步自封的產物。但五代十國時期，宋朝丟失了燕云十六州，失去了長城屏障，宋朝也只能偏安一隅。正在此時，金國以佛教為依托，逐漸對中國北方進行文化滲透和文化改造，在此后，從民族心理上講，北方再也不是漢族人的北方，而是佛教徒的凈土了。
就這樣，既有游牧民族的兇悍，又有藏傳佛教護法的蒙古人跨過了長江，一統中國，成為第一個真正占有中國的少數民族。但一旦跨過了長城，不進行漢化而想安然統治中國絕無可能，元朝也成為短命的王朝。打敗元朝的力量來自明教，一種中亞地區傳來的外部宗教，可能也和南方發達的海外貿易大有關聯。蒙古人沖破了長城，卻沒有征服大江，他們就在中國折戟沉沙了。
我一直認為南方有土地貿易金融集團，滿清時，康熙、乾隆屢下江南，就是對南方集團的懷柔與威懾，也顯示了皇權的力不從心。滿清的發源地在關外，長城以外的地方，直到明朝滅亡，滿清也沒能突破山海關，長城讓他們無可奈何。這就涉及對袁崇煥的評價，我是很看低此人的。孫承宗的關寧錦防線的核心要旨就是困死后金，以時間換空間。袁崇煥私下議和，違背戰略初衷。而且事關重大，卻瞞過崇禎，哪一條都是死罪。多爾袞率滿清騎兵繞過山海關在內地進行劫掠，反而顯示關寧錦防線在起作用。袁崇煥親率大軍救援北京是敗筆，他沒有利用有利時機積極部署，截殺清軍，反而被動防御，處處挨打。孫承宗一家被滿清滅門更是讓人無限傷悲。主帥無能，累死三軍，為何現在有這么多人為其洗地呢？吳三桂獻關以后，長城完成了其歷史使命。
突破了長城以后，滿清并沒有能力完全控制長江。長江還在漢族大地主手里，滿清實行的是委任統治。但有個前提，那就是留發不留頭，受精神控制。所以康雍乾盛世，滿清的偉大皇帝們每每祭出文字獄的法寶，對漢族大地主們進行敲打，維持滿清政府的財政平衡。在此氛圍中，金庸祖上等一大批漢族大地主階層運用家族聯姻的方式統治了中國南方。浙江紹興出師爺，聯絡集合南方各種勢力，南方成為統治的禁區。
近代中國革命的動力來自于南方。但革命的成分既有上層的主動，及民族性的成分；也有下層階級革命的生發。與此相關的就是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毛澤東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將兩者聯系起來，從而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但勝利之時就是分道揚鑣之時，這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上體現的分外明顯，最終的表象是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對決。這從金庸的態度上也可見一斑。新中國成立之時，金庸對毛澤東是推崇備至的。但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后，他就寫了《笑傲江湖》，進行影射。但其對鄧小平的態度是一直未變的。總而言之，中國人登上了長城，卻并沒有治理好長江，未來還是任重道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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