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過一個親密的朋友，也就是說，有過一個像俄羅斯俗語所說的那樣，親密得知心知意的朋友，甚至比這還要親，兩個人簡直一顆心——至少我個人感到這個友誼是這樣的。在今天這個特別的日子里，我無比地思念他，思念他的每個表情，每個動作，思念他對我說過的每一句話，因為我再也見不到他了，我與他之間隔著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生與死的距離。
如果你認為我對他的死亡感到傷心，那你就錯了，因為他是一位布爾什維克，他的死是為了無產階級，他死得其所，我為他感到無比地驕傲。每當我在革命的道路上遇見了新的問題，每當我猶豫、不知所措的時候，我都會在腦海里想：“嗨，亞歷山大同志，你要怎么做?”
我還記得我與他離開時的情景。我們曾經在一起戰(zhàn)斗，為了黨和無產階級;我們要分開到不同的地方去，同樣是為了黨和無產階級。他要去位于伏爾加河畔的工業(yè)重鎮(zhèn)伏爾加格勒的工廠里做工人工作，我要去喀山大學組織學生。與那些只愿意幫助黨卻不愿意服從黨的命令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同，我們愿意服從黨的任何指令，去任何需要我們的地方，做任何工作。
我們的道別沒有小資的感傷，而是充滿對新世界的向往。在我們眼里，新世界就如同一張徐徐展開的畫卷，如同一個初生的嬰兒，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的到來。而我們要做的就是為他的到來鋪好每一塊磚，甚至把自己的生命變成一塊地磚，鋪在他到來的路上。
他最后對我說的話，我一直死死地記在心里“我們再見之日，就是凱旋之時”。想想那一天，當同志們從俄國各地齊聚到莫斯科，當赤旗飄揚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革命終于勝利了，如同在漫長的黑夜之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這該是多么激動人心啊!唉，這一天終于到來了，可是你卻看不到了。
我記得很清楚，你并不是一開始就是一個革命者的。當時我剛從喀山大學因為組織罷課而被學校開除，開始改行做工人工作。接受組織的委派，在喀瑯施塔得的一家魚雷工廠里當工人，秘密組織工人和培養(yǎng)工人先進分子。工作進行得并不順利。那里的工人普遍不識字，在繁重的勞動下經常酗酒，對反抗不抱希望。我在那里工作了兩個月，仍然一無所獲。
但是就是在這兩個月的時間里，我學到的東西比我在大學四年里學到的還要多。這些東西使我相信，我們事業(yè)的力量是來源于工人的。我第一次用自己的身體體會到了工人所承受的苦難。有一個時期，為了做急件，我們一連干了六十個小時，只有吃飯才休息一會。我從廠里出來回家，半道上就打起瞌睡來，瞌睡得碰到電燈桿子上。睜開眼睛，再走，接著又打起瞌睡來，朦朧中好像自己在涅瓦河上劃船，忽然船頭撞著岸邊了，但現(xiàn)實生活立刻證明，這不是什么真的河岸，而是橋邊上的粗欄桿。
這就是當時工人的生活，而這種極端苦難的生活構成了我們全部反抗的基礎。
在大學里，我雖然已經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一份子了，但是身上仍然有很多小資產階級的殘余。
當可以提高自己榮譽的工作和支部的工作發(fā)生矛盾時，往往先著手干自己的工作。這些毛病在進入喀瑯施塔得的魚雷工廠后得到了改正。我開始過著“二十四小時的政治生活”，我一切的私人來往都遭到斷絕，置身于黨的工作以外的一切個人欲望都受到抑制，我體會到過去怎么努力清算也很難做到的事卻出乎意料地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地做到了。最初開始過這種新的生活時候，就好像小時候和人比賽誰能鉆到水里呆的時間最長那樣，也曾經感到過一種難以忍受的、說不出滋味的憋氣。
一個人的生活，同時也是階級的生活。這就是對一位共產主義戰(zhàn)士的要求。
當時，和我聯(lián)絡的人失去了聯(lián)系。可能是被捕了，也可能是被暗殺了，我處在絕望的邊緣。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最開始的結合是那么困難，龐大的現(xiàn)實壓力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第一次見到你時，你跟別的普通工人沒什么區(qū)別。你后來回憶說
“我們在拼命用勁，把襯衣袖口卷到胳膊肘上，而且脫掉了工服和坎肩。渾身冒汗，汗珠涔涔地落在工作臺上和地板上，但是誰都沒有理會我們。我們這么勤勤懇懇地干活，從來也沒有人來夸獎， 或是責備，也從來沒有人叫我們放下這些做厭了的、勞累的活計，去稍微休息一會。總之，大多數(shù)人都是這么凄慘地、憂郁地過著日子。那時候，我是一個缺乏嚴格觀點和信念的、只能充個數(shù)的平凡人”
我們千千萬萬的革命者都是從普通人成長起來的。
我母親已經六十歲了，她之前在一家生產鋼鐵的工廠里上班。五十歲的時候廠里看她干不動了就把她開了。她只能去別的地方找工作，勉強糊口。好不容易培養(yǎng)了一個大學生，可我卻一點也不讓她省心。我來到伏爾加格勒的工廠之后，她一直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可是她渴望見我一面。
我不能見她，我托你轉告母親。
我決心要你明確的告訴母親，說我是四年五年也回不了家的，還要跟我母親說，我回不了家并不是因為我從事革命運動，而是有錢人的走狗——警察不讓我回家，所以不應該恨我，而應該痛恨這個是非顛倒的社會。
我母親默默地聽著這些話。但是她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說她今年六十了，一旦有病，說不定今天明天就會死，在臨死的時候，我能不能回來一次。你沒想到她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不知道該怎么回答才好。
我聽了以后，要你給她說，就是那時候也不能回去。
“這樣的話，我說不出口”你露出為難的臉色說。
我并不是沒有想到這對母親是殘酷的，但是我想這又有什么辦法呢，應當讓母親通過這一切的事實，對統(tǒng)治階級終生感到仇恨(事實上母親的一生確實是這樣)因此我反復跟你說，要你告訴母親，我不能給她養(yǎng)老送終，這完全是統(tǒng)治階級造成的。
你清楚地知道，你能清楚地看到我們所面臨的形勢，理解到這樣做是一項必不可少的措施。如果說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無論如何必須要走這條路，除了這條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那末，我們就不應該拋開工作而從這里產生任何其他的想法——比如說，認為這樣做是不是“太殘酷”了啦、“太可憐”了啦等等。
說實話，在那最初的歲月里，我們干的不是什么宏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新、或者是整天幻想有一天因為經濟危機，俄國的革命高潮迅速到來。因為在我們的黨還只是分散在全國各地的零散的小組時，當全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者只有很少個別人時，這些都是水中月、鏡中花。
在那樣的條件下，踏踏實實地在工人中培養(yǎng)先進分子，改造知識分子就是我們的核心目標。
現(xiàn)在的人們往往從電視和電影里看到十月革命的波瀾壯闊、氣勢如虹，摧枯拉朽。偉大的列寧同志振臂高呼，東宮的大門向我們打開了，革命就勝利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十月，是寫在光輝史書上的十月，但是還有另一個十月，一個持續(xù)了三十年的十月，一個充滿了密探、刑訊逼供、虐殺、流放、酷刑但是反抗從未停止的十月，沒有這個十月，就沒有歷史上那個偉大的十月。沒有布爾什維克黨人三十年如一日的扎實工作，就沒有11月7日一日如三十年的革命高潮。
這不絕只是我和亞歷山大的故事，這是千千萬萬普通布爾什維克黨員的故事。在1887年到1917年的這三十年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員，我們最最敬愛的布爾什維克們，他們扎根學校、工廠、兵營、農村，成為最普通的小學教員、紡織工人、沙皇的大兵、村社的農民。他們在最普通的崗位上，忠實地一絲不茍地執(zhí)行了黨交給他們的哪怕是最瑣碎的工作。他們用自己的熱情、汗水，贏得了人民的信任，一點點地啟發(fā)工人、農民的覺悟，堅持不懈地將所在地區(qū)的工人和農民組織起來。最終造就了改變20世紀人類歷史的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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