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是人類的天性，是生存的本能。競爭有正當的競爭，即良性的競爭，和不正當的競爭，即惡性競爭;人在打造自身生存環境過程中，不僅存在物資方面的競爭，即物資生活條件的改善，而且存在精神方面的競爭，即精神環境條件的改善。
競爭促使人類提高生存本能。人類從出生到成年走進社會有自我行為責任前這段時間，即童年和青少年階段，是進入社會群體生存競爭的準備階段，這一階段用以生存技能的提高。例如：對于社會環境的認識，語言的鍛煉，掌握幾種生存的專業技能等，以備步入社會大環境生存競爭中處于較好的優勢地位，使自身生存必須的物資條件得以保障，并在社會群體生活中獲得精神的需求和滿足，有利于勞動與物資交換的信息傳遞與交流，使自身在社會群體中的勞動與生活處于健康的良性狀態。所謂的勞動與物資的交換，即是勞動與報酬的交換。因此，生存競爭不僅是物資方面的，也是精神方面的，這是人性本能的生存競爭意識在社會實踐中的主動表現，是正當的競爭意識和手段。
之所以說人性“本惡”，是因為人性生存競爭除了正當競爭意識外，同時存在不正當競爭意識和手段。例如：在物資生活競爭中的欺詐手段，其中的假冒偽劣就是這類手段的典型代表，這是不正當競爭中的不當得利，社會現象中的“禮下于人必有所求”也是不當得利的一種手段。人們往往痛恨別人占據了更多的社會資源，占據了更多的社會資源的獲得渠道，其實就是這種不當競爭意識所采取的不當競爭手段導致的，無形中倡導了社會不正當競爭意識和風氣，使社會生活中正當的勞動與物資的交換變成了物資利益與物資利益的交換，變成了物資利益與精神利益的交換，變成了物資利益與權利資源的交換，產生了社會資源交換的腐敗土壤，導致了資本主義性質的一切資源都成了交換商品的社會現象，這本身就違背了社會自然綜合群體道德的價值觀念，是社會管理中的極大難點和最大弊端。
有人說，人類失去了競爭意識就失去了勞動熱情，就像賭博一樣，沒有了輸贏就失去了賭博的意義和樂趣。賭博的意義就在于輸贏的刺激和欲罷不能的心理作用，但是，賭博帶來的后果和社會危害是所有人不能回避的，這也是社會道德反對聚賭的原因所在，是不當得利中的惡性競爭，是精神與物資交換的典型案例，同時也說明人的精神生活高于物資生活。雖然人們在這種賭博活動中主觀意識是想不當得利，但是，在這一活動過程中的精神刺激是欲罷不能的主要原因，人們實際都知道賭博不會發家致富，與發家致富相比更可能的是傾家蕩產，但人們還是趨之若鶩，原因就在于賭博過程中的精神刺激，這方面沒有窮人與富人的分別。這種精神的刺激如同酒鬼酒精的深度中毒，吸毒者深度依賴的精神幻境的刺激與麻醉，嫖娼過程的極度亢奮。這種精神刺激獲得暫時的自我滿足，并在精神與物資交換所產生的滿足后出現悔恨與空虛，特別是經過一段浪費大量精力和時間后財力的下降，致使精神受到打擊而變得灰暗，因此，很多人都會自我節制這種精神刺激的沖動，排斥這種短暫的精神刺激，遠離這種精神與物資交換的不當得利手段，使人類的精神意識自我規范作用高于精神與物資的雙重刺激作用，從而形成了社會道德價值規范，使人類的精神意識取得了主導作用，說明人類的精神意識是社會行為的根本動力。
對于“禮下于人必有所求”的社會現象，人們在思想中并沒有獲得深刻的認識與反省，原因在于這種不當得利暫時看來對于物資與物資的交換或精神與物資的交換對自身是有利的，忽略了對于他人和社會的損害，當大家都爭先恐后地進行不當得利的交換時，社會秩序就產生了嚴重混亂，導致社會心理失衡，爆發社會矛盾，滋生腐敗，使人性變得扭曲，不僅付出了個人代價，而且付出了社會代價。因為極度自私能夠引發個人的道德意識下滑與思想品質變質，并在損害他人和社會的行為中受到社會道德與法律的追究，給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社會因不當得利盛行使社會人群相互傾軋、仇恨而產生心理變態，這是所有人不愿看到的結果，因而成為社會道德的規范范圍，即不當得利之手段，惡性競爭。 人類的精神意識是人類社會行為的至高統治意識，無論是個體的還是群體的行為都在人類至高精神意識下進行行為規范，超出了這種規范的行為都將受到人類道德的唾棄。因此，可以說人類的精神意識高于一切，并且不受物資條件和社會環境的限制，而且反過來對物資條件和社會環境產生積極作用，并引導物資條件與社會環境的改善。
競爭是人類的天性，不當競爭使人類深惡痛絕，人類道德崇尚的是正當競爭機制，因而，人性不排斥競爭，并且鼓勵良性競爭，鼓勵人們正當的勞動與物資的交換與競爭，鼓勵人們精神競爭領域的互助互慰，在道德束縛下的精神境界領域的競爭是社會群體良性循環互動的基礎。例如：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工人階級、農民及各界群眾在崇高的精神境界引導下，舍生忘死，前仆后繼，生成了巨大的精神凝聚力，人們似乎忘記了物資方面的利益，更在乎精神境界的互助互勵和凝聚，甚至昨天還在為國軍作戰的蔣軍士兵，今天就在共軍崇高的集體精神境界熏陶下，融入了革命洪流，成為了奮勇殺敵的革命戰士。
所謂的精神競爭就是在社會人群中的人品與道德的定位，是否為周圍人所推崇和信賴，是個人聲譽在社會群體中的表現，本質是社會道德優化人性的一種激勵機制。這種激勵機制遠遠高于物資獎勵機制，它一方面提高人性的人品道德水平，另一方面凈化人類社會道德與精神的境界，使人類對于自身人性的趨善避惡愿望得以實現，在社會的共識中受到擁護，并倍受推崇成為社會的終極的精神激勵機制。
私有制下物資獎勵機制之所以有問題，就在于它于社會道德與精神境界的嚴重脫鉤，就在于不正當的惡性競爭手段，就在于私有資本的首先表現的不正當性和惡性競爭性，因而在其后的所有獎勵機制不可避免的成為其原罪的手段，這種獎勵機制并沒有影響資本對于剩余價值的攝取，而是在必要的勞動價值內，即必要的整體的機器維護費用中再擠出一部分來作為獎勵，因而它是資本原罪的體現。因此，這種獎勵機制不可持續，并在私有制長期統治下出現體力與精神的雙重疲勞，是勞動者質疑的根本性制度根源。
對于社會的惡性競爭，人們并不是忽視了它的丑惡，而是在主動與被動中無奈的選擇。這在于社會制度下的法律與道德的引導與規范，在于社會的透明化與社會的監督機制。如果社會有良好的鼓勵正當競爭的法律與道德機制和規范，有良好的透明化和監督機制，相信這類無奈的選擇會大大的減少，并在廣泛的主導輿論作用下，如同酒鬼、賭鬼、色鬼、吸毒鬼一樣受到人類情感的驅逐，因為這類無奈選擇的社會危害性更甚于上述癮君子的社會危害性，使人類社會道德上一個較大的臺階，真正走向互助、互愛、和諧共存的良性社會。
人性的競爭意識是與生俱來的，在社會實踐中受到法律與道德的雙重制約，道德首先于法律判斷競爭過程的正當性，如果法律在競爭正當性上超越了道德底線，仍然會受到社會道德的譴責與規范。
良性與惡性競爭代表的是良性與惡性的社會狀態，私有制下的競爭屬于不正當的惡性競爭。這首先表現于競爭的主觀能動性上，其次表現于競爭中的勞動與物資交換上。在主觀意識上，私有資本的剝削意識占主導地位，即大量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產品，勞動者的主觀意識在私有制的資本正確理念下被動地接受私有資本的剝削與壓榨。在私有制的資本正確理念作用下，勞動規則的制定有利于私有資本，勞動者為了生存在私有資本規則下只能同意廉價的勞動與物資交換的不合理條件，因此，完成了資本剝削不正當的社會性惡性競爭。
人類的勞動熱情不會在私有制下的不正當惡性競爭中有所提高，相反，卻在人性的扭曲上表現搶眼。這首先表現于精神的壓抑與扭曲，其次表現于體力的超負荷運轉所帶來的非正常的勞動與物資的不合理交換。私有資本的貪婪性在于它的貪婪的無限性，并非是有人理想的慈善性和帶動性。私有資本的趨利性說明了資本的本質，私有資本的最大弊端在于使勞動者機器化，就如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機器化就是只提供必要的機器運轉維護費用，使資本獲利最大化。這注定了勞動者的地位難以滿足機器性質以外的其它需求，(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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