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為社會自然綜合群體需要而制定，也為社會自然綜合群體需要而修改，因而，法律是社會自然綜合群體道德(社會自然綜合群體道德在“道德與價值取向”章節中做了闡述。)與社會自然綜合群體意志的體現，并高于道德形式具有強制性。道德是社會輿論形式，目的在于規范人類行為，具有非強制性。法律的目的也是規范人類行為，是強制規范人類行為的手段。道德先于法律引導與規范人類行為，法律作為道德規范的保障。如果法律不為社會自然綜合群體道德所接受或名存實亡，社會自然綜合群體道德反過來將譴責與規范法律，并最終導致法律保障的國家形式的重新構建。
選舉是產生國家行政機構的法律形式，體現的是社會自然綜合群體的意愿，但就目前看來遠遠沒有達成這樣的目的。就資本主義國家來說，選舉往往成了資本集團達成本集團利益的工具，如丑聞百出的美國總統選舉是直接控制在資本集團手里的，民眾不過是在資本集團指定的范圍里作為形式上民主的利用工具而已。世界范圍來看，在選舉中的形式化民主還沒有徹底改變，主要在于統治集團操控的強烈愿望，在于維護本集團利益的強烈私欲，在于代表或占有民意的強權心理。這種社會狀態是發揚民主的必然歷程，這一歷程的長短決定于民眾的覺醒程度，決定于民主對社會形態的束縛程度，決定民主于法律制定的參與程度，因而，民意在覺醒中推動民主的發展進步。雖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人性終究會進步，這是社會自然綜合群體道德不斷碰撞斗爭的結果，是社會自然綜合群體道德平衡的自然選擇。
國內的選舉同樣存在諸多問題，如選舉的形式化，拉票賄選的作弊化等。選舉流于形式必然導致諸多問題，首先表現于不透明，即選舉人對于候選人缺乏了解，甚至是不認識，重要的是缺乏了解的群眾渠道，所謂的介紹只在官方字面上，因此，官方就有了左右選舉的操作空間，使選舉權利化形式化;其次是權利化導致的主觀化，既然權利存在自由的操作空間，必然產生權利的正確性，從而導致主觀的臆斷性，使選舉脫離民主意識流于形式。
改革開放后特別是近些年來，各地為了小集團利益大肆拉票賄選，公開左右選舉程序，中央的嚴厲查處使選舉成為了社會矚目的嚴重問題。這一問題產生的關鍵就在于形式化選舉中的權利化與主觀化，在自由操作中伸縮大小的問題，小步模糊存在與模糊認同，違反的是民主;大步闖入雷區，不僅僅是違反民主，而且威脅到了集權統治，因而必然受到中央集權的打擊。拉票賄選使權利商品化，體現的是權利的價值化與私有化，這于任何社會形態下都是不允許的，因為它侵蝕的是統治集團的根基，破壞的是統治集團的結構，傷害的是統治集團的整體利益，更把形式上的民主推向虛無，剝去社會民眾自我安慰的朦朧民主的最后的少許自尊。
其實選舉問題與其他許多社會問題一樣都存在透明化問題與群眾監督問題，透明化問題實質就是走群眾路線問題，一個政治集團與群眾的聯系緊密了，就能為群眾所深刻的了解，在大政方針和社會群眾生產生活細微處得到群眾的積極參與，對官民的熱情互動自然有說不盡的好處，并自然的解決了群眾的監督問題。
選舉于民主概念有極大的益處，這一形式對于社會民主的發展有極大的空間，關鍵在于如何運用這一形式發展民主亦或發展集權，有人迷信物資獎懲機制，實際上涌過這一形式進行精神上的激勵與獎懲不失為難得的機會，獎勵什么呢，就是獎勵各級官員與社會群眾的聯系程度，群眾的認可才能夠使官員獲得仕途的發展進步，而不是現在只是獲得組織或上級的認可。官員只關心上級的態度，必然無視群眾的態度，導致群眾工作態度的懈怠甚至惡劣，只當自己是人民的父母而拒做公仆，因此表現的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孫子，在下級或群眾面前是老爺祖宗，使官員的人格人性變得扭曲，失去了人品與精神的自我存在，致使社會仕途蒙上灰暗色彩。精神上的壓抑往往是官員自我墮落的前提，官員成年累月的看上級眼色行事，必然局限于上級的思維中，上級若非君子，下級只好同流合污。要想使官員獲得精神的釋放，就應該把官員放到陽光中，放到群眾的眼皮底下，在群眾中獲得淳樸的精神食糧，在群眾中獲得執政理念的修正，在群眾中監督官員單方面的主觀思維與官僚主義傾向。
提倡官員與群眾密切聯系，走群眾路線是毛澤東一貫的主張，也是毛澤東抓矛盾抓實質的高明之處。因為官員本來就是產生于群眾，服務于群眾，脫離了群眾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歷史上官員的產生都是官生官而不是民生官，這于社會造成了錯覺，認為官只為官服務，民只是羊群，做官只是為官分管羊群，因而，民在官員的眼里就被看作了飼養與待宰的命運，是可以隨意操控的散亂羊群或奴隸，這是幾千年來做官當老爺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是與做官的社會實際意義和毛澤東思想背道而馳的。走入現代社會之所以提倡民主選舉制度就是要改變幾千年來做官當老爺的封建殘余思想，在毛澤東時代這種官老爺的封建殘余思想勢力就極其的強悍，以至于毛澤東不得不反復發動群眾與其做針鋒相對的斗爭，以證明群眾的偉大。毛澤東認為但凡高貴者是愚蠢的，卑賤者是聰明的就是這個道理，更在詩句中充滿熱情的謳歌：“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充滿了對人民的崇敬，與歷來的官老爺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就是毛澤東的令人民崇拜的偉大之處。
選舉制度是實現民主發動群眾當家作主的良好形式，應該充分利用好這一制度與群眾緊密聯系起來，應該鼓勵官員的社會實踐活動，充分調動官員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積極性，建立良好的仕途升遷制度，營造積極的社會氛圍。有人或許慵懶反感的說，做官的都忙死了，哪有時間聯系群眾。不可否認做官是很忙，但可不可以把找小姐、二奶、三奶的時間省下來，把官官聯絡感情相互鉆營的時間省下來，用到工作中，用到群眾中，用到社會實踐中卻是主觀意識的結果，也是社會氛圍的結果，更是仕途制度的結果。當年為什么要宣傳焦裕祿，就是要營造聯系群眾的社會氛圍。毛澤東忙不忙?他所面對的路線斗爭激不激烈?他所面對的國內國際問題復不復雜?但他還是拿出許多時間深入群眾調查研究，這于當今官員做了極好的領袖帶頭榜樣。
因此，這里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為什么做官的社會問題。做官為了物資與精神的雙豐收無疑是舊的封建殘余思維，所謂的物資豐收即是官位下的資源歸個人所有，這于買官賣官無不成為真實的寫照。所謂的精神豐收無非是光宗耀祖，一人當道雞犬升天的思想在作怪。由于這種指導思想人們爭先恐后的想做官，耍盡一切手段去鉆營去做官，做上了官位就當起了老爺。 社會為什么要提倡民主，就是要抵制和廢除上述仕途風氣與制度上的缺陷，抵制官老爺作風，因而，選舉機制應運而生。目前看來這一機制還遠遠沒有達成目的，民主的氛圍還需民眾的覺醒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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