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一】》和《教我如何不想他【二】》發出去之后，果然有人忍不住說我有“個人崇拜”的“嫌疑”，并表示我的文章讓他“后背發涼”。坦白說，這位仁兄非常的不聰明，我早就說了“我就個人崇拜了，咋滴”，我都這么直白了還哪來的“嫌疑”?再說，中國人素來都是崇拜英雄的，我崇拜毛澤東又有什么不合適的?難道毛澤東不是英雄嗎?真是莫名其妙。另，我覺得這位仁兄動不動就“后背發涼”，那應該是傷寒之兆，奉勸這位仁兄切不可諱疾忌醫，有病趕緊治病。
當然，說起無聊，網絡上比這位仁兄更無聊的人多了去了，例如，一旦你說想念毛澤東，他就會直接默認你是懷念前三十年的饑餓和貧窮，并以此“證明”你“有病”。是的，我們承認，相比于現在，毛澤東時代確實是饑餓和貧窮的，但我們依然懷念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為何?是因為那個時代的人心昭昭、乾坤朗朗，社會和諧、政治清明，所以我們才懷念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何錯之有?
前三十年的社會和諧、政治清明離不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三反”運動，有人說，一個“三反”，管了中國整整三十年的純潔，對于這個說法，我個人覺得一點也不夸張。可以說“三反”運動是前三十年最成功的運動之一，但是，有些人就連“三反”也不放過，拼了命的詆毀、攻擊“三反”，這并不奇怪，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軟埋》，《軟埋》就是這樣一部赤裸裸篡改土改歷史的充斥著歷史虛無主義的小說，說白了，他們這是在刨根啊，如果“土改”、“三反”、“鎮反”這些運動都被污化為丑陋的、罪惡的，那么，共和國的歷史豈不就是丑陋的、罪惡的?他們心里那點想說卻又不敢說的目的不也就達到了?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篇文章，看完后悲憤莫名，也讓我主動改變了寫作《教我如何不想他》系列的思路，不過也無所謂了，畢竟本就是想到哪寫到哪的文章。而且，我始終認為，在今天，澄清圍繞毛澤東、圍繞毛澤東時代的謠言就是懷念毛澤東和那個時代的最好的方式。
這個謠言很惡毒，開頭就直接否定了“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當然，盡管是謠言，也還是需要裝模作樣的“論證”的，于是造謠者選取了盧作孚的死作為“論據”。盧作孚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他的死固然是悲劇，客觀的說，與他被錯誤的批判也有一定的關系，但是，盧作孚的小兒子盧國綸早就澄清了相關謠言，盧作孚的死可以說公司經營遭受挫折是主因，而被錯誤批判最多算誘因，因此，將盧作孚的死與“三反”直接掛鉤根本就是無中生有。何況，如果一個人被錯誤批判就要尋死覓活的話，那么，早年被數次錯誤批判的毛澤東早就活不下去了，當然，盧作孚無法與毛澤東相提并論，但是，有些人就是要故意混淆視聽，裝作盧作孚的“孝子賢孫”為盧作孚鳴不平，難道他們真的是在對盧作孚對歷史負責嗎?當然不是，盧作孚不過是他們手中的棋子，是他們用來否定“三反”運動，否定那個時代的棋子罷了。
有一個問題繞不過去，“三反”中有沒有冤假錯案?這個問題想都不用想，答案是一定會有的，關鍵是冤假錯案的概率。事實證明，“三反”中的冤假錯案少之又少，但是，少不等于沒有，但凡事要看主流，如果用千分之一的冤假錯案去否定其他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我覺得是非常荒謬的。當然，我們承認，即便是千分之一，對于冤假錯案的當事人來說也意味著百分之百的悲劇，但是，個人命運在歷史的潮流中，真的無足輕重，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無奈。
“三反”運動我們都知道其實最主要的就是“反腐敗”，今天我們國家也在轟轟烈烈的反腐敗，在這里，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三反”運動的歷史，或許，能夠為今天的高壓反腐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
要說清楚“三反”運動，就首先要了解一下“三反”的歷史背景。從毛澤東說“絕不當李自成”并提出“兩個務必”開始，共產黨執政后的反腐運動就算正式開始了。臨進北平前，毛澤東說：“我們要準備進北平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準備。要告訴每一個干部和戰士，我們進北京不是去享福，決不可像李自成進北京。當年李自成進北京，也是勝利在望，因為驕傲自滿，部分將領腐化，內部爭斗，最終由成功轉向失敗。”在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遷往北平時，毛澤東又“舊事重提”，將遷往北平稱為“進京趕考”，并再次強調：“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絕不當李自成。”但是，很遺憾，新中國成立后，這樣的告誡很快被一些人拋諸腦后。
據西南人民檢察分署統計，西南區從1950年1月至7月間，發生了貪污瀆職案件2042件，非法盜竊的國家財產折合人民幣110億元以上，糧食達200噸以上。在川北區，南部閬中縣鹽場以此就查處8個貪污犯，岳池地位一個生產管理員，竟“攜款一千萬元潛逃”，堪稱那個年代的“小官巨貪”，雖然與今天的“小官巨貪”相比，就算不是不值一提，那也絕對是小巫見大巫了，但在那個時代，這種貪腐絕對已經是“現象級”的了。
據華東局的不完全統計，1951年1月至11月期間，華東各省市各級法院處理的貪污案件共計8000多件。其中由華東局司法機關和監察委員會直接處理的貪污案件有179件，在案貪污犯615人，共計貪污金額為288億元(舊幣)。其他地方也大同小異，用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的話說就是：“無論城市鄉村，貪污腐化現象都很嚴重。”同時，鄧小平強調：“這種現象如不糾正，不但影響工作，損害黨的聲譽，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相信看到這里，很多人不會再堅持前三十年沒有貪腐的說法，但是，為什么很多人相信前三十年沒有貪腐呢?答案就在于后來的那場“三反”運動。
不過，讓毛澤東意外的是，“三反”并不像“土改”和“鎮反”那么順利。盡管五一年底“三反”的方案是確定下來了，但是由于“三反”與很多干部的切身利益有關，所以消極怠工現象嚴重。畢竟“土改”、“鎮反”大多是針對別人，要讓那些干部將反腐的槍口對準自己談何容易?終于，毛澤東看不下去了，一向溫和的毛澤東明確表態，“如果誰消極怠工，那么，要么是官僚主義，要么是屁股底下不干凈”，這兩個帽子一扣，讓很多干部不得不認真起來，畢竟這兩個帽子無論是哪一個一旦被戴上，那估計不死也要脫層皮。
同時，人民日報還公開了劉青山、張子善的巨大貪污案，送給劉青山和張子善的兩顆子彈終于讓那些消極怠工的干部感受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可以說，這兩顆子彈就是“三反”運動的發令槍，自此，再沒有人敢在“三反”上陽奉陰違。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給“三反”定時定量。毛澤東在1952年1月4日強調：“請你們立即抓緊三反斗爭，縮短學文件的時間，召開干部會，限期(例如十天)展開斗爭，送來報告，違者不是官僚主義分子，就是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職查辦。在干部會上應指名批評落后的單位及其領導人，指名獎勵做得好的單位及其領導人，宣布撤職的名單及理由”。
在定時的同時，毛澤東還給“三反”定量，首先，毛澤東要求把斗爭的重心放在搜尋“大老虎”上，其次，毛澤東要求各地做好“打虎”預算，并根據實際情況適時適當追加“打虎”預算，并且還提出了具體的“打虎”指標，“每個大軍區系統至少有幾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敗仗”
當然，這些還不是最絕的，最絕的是，毛澤東向全國推廣了當時北京市的“打虎”經驗，即“召集各單位首長開會，自報公議，規定老虎數目，責成各首長親自動手打虎，限期具報”，并規定：“如果哪個單位的首長認為本單位沒有老虎，應簽字向黨和政府負責保證，領導上即派人復查”，如果有簽字確認其單位沒有“老虎”卻最終被上級復查出“老虎”的單位，其領導人當即停職檢查。自此，所有干部在“打虎”問題上無不“一馬當先”。
當然，雖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這樣的強力高壓之下，一些單位為了湊齊“老虎”數量，冤假錯案就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緊急糾偏，1952年2月20日，毛澤東在轉發華東軍區“打虎”報告時批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盡老虎，不要松勁;第二要注意調查研究，算大賬，算細賬，清查老虎真假，嚴禁逼供信。注意這兩條，就可獲得全勝。”
按理說，在這樣的反腐形勢下，任何腐敗分子都不可能再有藏身之所了。但是，畢竟每個人貪污的嚴重程度不同，本著寬嚴相濟的原則，中央規定，對其中情節不嚴重者，一般應免予刑事處分，有的還可以免予行政處分，這樣，貪污1000萬元(舊幣)以下的大約占總數85%以上的中小貪污分子就都可以免予刑事處分了。2月29日，毛澤東在給陳毅的電報中說道：“中央正在考慮不單是五十萬元以下而且是一百萬以下的所謂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脫更多的人，便于教育。”同日，毛澤東還告訴周恩來，要讓百萬元(舊幣)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脫……
這才是真實的“三反”，鞭子高高舉起，最后輕輕落下，既體現了黨紀國法的原則性，又體現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靈活性。特別是那些中小貪污分子，原本都做好坐牢、甚至殺頭的準備了，結果發現自己竟然就只是背了個處分，甚至只是被警告一下，不僅沒有失去自由，甚至還可以繼續原來的工作，你讓他們如何不又驚又喜，如何不對黨和毛澤東感恩戴德?在這種大悲大喜的心理沖擊下，他們這輩子還會再貪?還敢再貪嗎?坦白說，我是不信的。
在這種恩威并施的“三反”之后，貪污腐敗現象基本從中華大地絕跡，所以，雖然毛澤東時代饑餓、貧窮，但是，因為“三反”，老百姓終于相信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絕不是一句戲言。“三反”之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黃賭毒消失殆盡，中華大地真正恢復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朗朗乾坤，這樣的毛澤東，教我如何不想他，這樣的毛澤東時代，教我如何不懷念?
“三反”運動的史料都擺在那里，在我個人看來，是絕對經得起歷史考驗，也詆毀不了的。本來，“三反”還有很多地方可以說一說，不過由于白天上班，晚上精力和時間都有限，只能根據模糊的記憶和臨時抱佛腳查的一些資料，倉促將文章寫出來，錯漏之處恐怕在所難免，歡迎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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