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的改革

 對于赫魯曉夫給予正面評價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1.打破了個人崇拜。

2.社會主義可以有不同模式。

?1955年5月27日至6月2日，赫魯曉夫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訪問南斯拉夫，同南斯拉夫總統(tǒng)鐵托在貝爾格萊德和布萊厄尼島舉行會談，簽署了蘇南兩國政府宣言，其中有下述內容：“相互尊重并互不以任何（經濟上的、政治上的或思想體系上的）理由干涉內政，因為發(fā)展的具體形式的不同是各國人民自身的事”；“發(fā)展雙邊的和國際的經濟合作，消除經濟關系中一切妨礙商品交換和阻滯世界和各國經濟范圍以內的生產力發(fā)展的因素”。

3.進行了體制改革。在政治體制上，打破終身制。在經濟體制上做出了改革，主要體現在農業(yè)和建筑業(yè)上。

從客觀效果論，實際變化體現在農業(yè)和建筑業(yè)上，政治體制上的干部年輕化和知識化。1953 年蘇聯糧食產量為8250 萬噸，1954 年為8560 萬噸，1955年10370 萬噸，1956 年為1.25 億噸， 1957 年為10260 萬噸，1958 年為13470 萬噸。?

其它方面并沒有多少變化，對于改革失敗給出了如下分析。?

?赫魯曉夫時期改革未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首先要從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談起，不認識這一點，就難以對赫魯曉夫時期改革出現的種種問題有深刻的理解

他想要同斯大林主義分手， 但不是同這種制度分手。他雖同這種制度的創(chuàng)造者決裂， 可是他崇拜由這位創(chuàng)始者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這種矛盾無法解決，但他不懂得這個道理”。這些都說明，赫魯曉夫執(zhí)政期間， 在體制改革和重大國內外政策方面出現的搖擺、前后不一貫、不徹底性和動搖性的原因，不能歸結為純屬他個人的弱點（如虛榮心）和實用主義（爭權）。

（二）與上述因素相聯系，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從來沒有離開過斯大林體制模式的大框架

從經濟理論上講，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進展，但赫魯曉夫時期并沒有擺脫斯大林的教條主義。拿討論得最多的商品貨幣理論來說，到1961 年通過的《蘇共綱領》，也只是說它具有新內容和加以充分利用而已， 根本沒有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要以市場經濟為方向， 強調的還是指令性計劃。

政治體制改革的局限性， 也使得赫魯曉夫經濟體制改革無法從傳統(tǒng)體制中解脫出來。應該說，赫魯曉夫在揭露斯大林問題過程中， 力圖推進蘇聯政治民主化進程，他針對斯大林政治體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對個人集權、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加強法制、反對個人專橫行為、反對干部終身制和提出實行干部任期制等。這些改革措施在赫魯曉夫執(zhí)政的頭幾年(1958 年前)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到執(zhí)政后期，有的改革措施并沒有貫徹到底， 有的被赫魯曉夫自己破壞，譬如，他自己搞集權乃至個人迷信，又如，他通過干部制度的改革，并沒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學的選拔干部制度，“他挑選干部越來越不按德才兼?zhèn)涞脑瓌t，而按忠實于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則”。

產生這種情況雖有多種原因， 但主要的是赫魯曉夫時期的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從根本上觸動其要害即權力過度集中。著名蘇聯歷史學家麥德維杰夫與阿爾巴托夫在這個問題上有共同的認識。他說：赫魯曉夫“本人肯定沒把掃除他前任所建立的那種政治體制當成自己的任務，相反，為了鞏固他自己的權力以及實施某些政治和經濟上的改革， 他還充分利用了這種體制的獨裁主義結構”。

　　以上分析說明，赫魯曉夫執(zhí)政時期，不論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 都沒有改變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架， 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與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交織在一起，互為需要，從而成為阻礙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經濟體制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問題

從改革思路來講，為了克服傳統(tǒng)體制的弊病，在改革開始階段， 首先應把中心放在改革經濟機制和調整經濟關系上，即要調整好國家與企業(yè)的關系，擴權讓利， 重視商品貨幣關系與經濟杠桿的作用，而1957 年的工業(yè)和建筑業(yè)大改組把中心放在調整經濟管理組織形式上， 只是把經濟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轉到地方，管理機構從條條搬到塊塊，即只是在條條與塊塊、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方面兜圈子。

從改革的步驟來看，1957 年大改組確實是未經充分準備，倉促上陣，事先也未經過試驗。改組的結果使企業(yè)下放過了頭，權力分散過了頭。大改組后，使中央管轄的工業(yè)產值在全蘇工業(yè)產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 從而削弱了國家對國民經濟必要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和計劃管理，致使地區(qū)的“分散主義”和“本位主義” 泛濫，“差不多在每個管理局中都有分散力量的情況。”赫魯曉夫在打破原來的部門管理體制的同時，并沒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體制。

從改革方法來看， 赫魯曉夫往往憑個人的主觀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強制推行改革，特別是到后期，隨著赫魯曉夫領導地位的確定， 他的頭腦日益膨脹起來，個人專斷、唯意志論日益增長。

（四）從政治角度來看，由于赫魯曉夫的改革，涉及到大量的人事變動，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對此事先又沒有充分考慮，也未作出應有的安排

（五）赫魯曉夫個人的性格，盡管對改革的失敗 不起主要作用，但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六）不可忽視的國際壓力

1956 年蘇共二十大揭開斯大林蓋子后，西方國家利用斯大林問題大肆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陷入了嚴重困境； 而在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混亂，發(fā)生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蘇兩黨因在斯大林問題上產生不同看法以及其他因素， 導致歷時十年之久的有關建設社會主義道路和國際共運的意識形態(tài)大論戰(zhàn)。

synbada：通過上述總結，人們看到的實際效果不大，而其對共產主義造成的損失卻是巨大的。西方國家共產黨員有30%退黨，東歐陣營發(fā)生動蕩，波蘭和匈牙利事件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副產品。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并不具有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分析，是一個片面的機械的表象報告。這樣的實事求是比沒有更壞。對歷史做出錯誤評價，比歷史本身的曲折對人類傷害更大。

在以上評述中，把中國和東歐改革失敗的經驗當做成功的經驗。比如在改革開始階段， 首先應把中心放在改革經濟機制和調整經濟關系上，即要調整好國家與企業(yè)的關系，擴權讓利， 重視商品貨幣關系與經濟杠桿的作用。中國改革從1984年到1989年的5年中正是遵循這樣一個思路，到1989年動亂發(fā)生，宣告了這種改革的失敗。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的南斯拉夫到匈牙利改革也是這樣的思路，事實上都失敗了。

筆者認為在經濟細胞組織發(fā)生了癌變，管理者變成脫離物質勞動的精神管理者，形成了關鍵分工的?壁壘，這是私有制產生的原因，壓制人的自由意志與勞動創(chuàng)造的結合，造成人的異化的根本原因。客觀上必然造成生產力的呆滯和低下。在這種事實下，改變血液循環(huán)，大的機體，無法改變癌變細胞的機理，只會加劇癌變細胞變異的功能。中國的大寨道路與鞍鋼憲法組織是社會主義經濟細胞，是改變癌變細胞的基因。但是整體上，也就是宏觀上沒有相應的輸血管道，循環(huán)組織，他們被窒息了，泯滅于整體的習慣勢力。微觀經濟必須有宏觀體制作為保障，計劃不是錯誤，錯誤的是少數人制定的計劃和相應的體制。

中國自90年代的第二步改革，也就是“增量”改革，實際上是增加經濟總量中的私有制經濟，用強迫方式以勞動者需要的生存物質為要挾條件，以享受物質為吸引，以環(huán)境破壞為代價形成總量的增加。市場短缺現象減少了，直至商品豐富，有效需求不足。生活現代化，經濟發(fā)展的實質問題卻回歸到馬克思時代，如同《資本論》揭示的社會問題。站在物資的客觀和勞動者的角度，這種增量必然產生不同的評價。以物的增量做標尺，資本主義私有制可以在短期內形成高速度，連馬克思都驚嘆。以生產力的發(fā)展速度作為社會性質的評判標準，脫離了辯證唯物主義。

給赫魯曉夫唱贊歌，?夸大其歷史作用，無非是為了現實中的改革。我們也可以從中尋找其共性與異性。東方的歷史都是我們的寶貴財富，不管是前進與曲折。赫魯曉夫代表了改革的趨勢，這是積極的因素。他被贊成的一點是沒有毀滅社會主義的基礎，生產資料公有制，他的改革是在此基礎之上的改革。除去他個人對權力的熱衷，本質上缺乏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唱贊歌的也不否認這一點。社會主義不但是對物質對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還要求精神勞動與物質勞動合一，消滅管理與勞動的壁壘。毛澤東時代正是沿著這樣一條路前進。缺陷是微觀上有了社會主義的經濟細胞，宏觀上沒有相應的機體。精神方面的積極性得到發(fā)揮，卻把勞動者和人民的物質需求當成私有罪惡進行批判，把人的物質性與精神性進行分離，造成了一些人的虛偽，勞動者的積極創(chuàng)造與懶惰并存，大寨與小崗成為兩端的典型，壓抑了生產積極性。

從1978年到1984年，做足了輿論和政治準備，中國開始?了經濟改革。從改革文件看，沒有吸取赫魯曉夫的經驗教訓，也沒有吸取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經驗與教訓，走的是蘇聯與東歐的老路，必然出現同樣的曲折。這條道路是前人已經走過的道路，這就是1989年以前的問題。1990年以后，有了一些本質變化，類似南斯拉夫80年代的變化，對于生產關系理解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把生產關系與一定生產力存在的必然聯系，理解為生產關系必須得適合生產力，因而改變社會主義的基礎，變公有制為私有制，形成短期經濟增量，現階段的經濟呆滯。與初衷相去甚遠，社會有效需求不足，頑癥在五年努力下都無法消除。

斯大林還有一些哲學見解，之后的蘇聯沒有哲學家。戈爾巴喬夫只是普世觀的追隨者，自以為聰明的蠢貨，比機械庸俗的哲學家對社會主義危害更大。?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需要作出哲學的分析，就像毛澤東那樣，才有可能帶領勞動者走出正確的道路。

原有的缺陷是把人們的合理的物質需求當做私有罪惡，這是把人們合理生存享受需求，與不勞而獲超過個人合理需要的占有混淆，利己與利他，性善與性惡缺乏界定的標尺，造成人們物質與精神的矛盾與虛偽。對于人本質的曲解必然造成社會主義的扭曲認識，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就是對意識的極端放大。要求全體人民大公無私，斗私批修必然引起人民的厭惡。這是無視人們的物質性，空談意識的極端和教條。毛澤東在《關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是這樣評述的："公是對私來說的，私是對公來說的。公和私是對立的統(tǒng)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早就說過沒有什么大公無私，又說過先公后私。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

?1978年?的思想解放運動，以批判意識極端化走向物質實在性，實踐的物質性，從發(fā)揮意識積極性的極端走到物質的極端，把發(fā)揮人的意識當做唯心主義。走向物質極端，也迎合了人們物質的需求。這是采取隱晦的引導方式，沒有正面回答精神與物質的對立矛盾問題。短期內人民喜聞樂見，而今的事實：社會財富想5%內的少數人傾斜，多數人的辛勤勞動為他們做基數。腦力和體力勞動者現在對社會發(fā)展麻木，失去關注。對人本質沒有哲學上的高度認識，對于社會主必然缺乏本質上的理解，把物質與意識對立起來，對比所批判的教條主義也不高明，都是對人本質的曲解。矯枉需有度，過則偏，中庸在哲學上還是有其積極意義，對思維進行再認識和多次抽象理智比熱情更為重要。

以1983年為例，這是除了1967年以外，解放后治安最混亂的年代。這難道與意識形態(tài)變化沒有關聯嗎？這是在毛澤東離去七年以后。毛澤東在解放后七年，率領人民消滅了黃賭毒，經濟上大跨步，社會治安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歷史就怕對比。改革未必有利于人民，有利于腦力和體力勞動者，也許是歷史的倒退。改變不滿意的現實是人民的愿望，結果卻不是人民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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