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莫言的故事”
(修訂版)
——蔡長運
微信群中經常看到關于“莫言講故事”的微信。看完這些微信總覺得有一種怪怪、很別鈕的味道，總感覺什么地方不對。經與朋友聊天、辯論，理了理思路，現試著來評評“莫言的故事”。
一、莫言的第一個故事，是他在獲諾獎時的長篇感言。他說：”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
評：小孩子在一起打打鬧鬧，欺負人，被人欺負都是很正常的;如果人的一生沒有經歷這一過程倒是不正常或者說是不完整。想不到莫言利用諾獎的獎臺、手握“金活筒“、掌握話語權的機會來報復兒時的玩伴。可見莫言這個人心理是極不健康、極陰暗的。
二、莫言的第二個故事，還是他在獲諾獎時講的。故事說，他小時候家窮，窮得沒飯吃，過中秋時家里難得包了一頓餃子，每個人只分到一碗，正要吃，來了個要飯的老人……莫言說，他當時端出半碗紅薯干，給乞討老人。不料想，老乞丐頓時發飆了，罵道：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好端端在家吃頓餃子，就被罵“心是怎么長的”，莫言氣得半死。可這老乞丐的話，卻是義正辭言，擲地有聲，但聽起來總感覺什么地方不對……但老乞丐最終贏得了道義的勝利，吃掉了莫言家的半碗餃子。
評：莫言講的那個恐怕不能叫乞丐，應該叫強盜。如有這種人早被人們用棍棒象打狗樣打跑了(就算是萬一不小心真遇上這樣的強盜，那也不能以偏蓋全，把悵算在乞丐身上吧)。
以“道義”來要挾別人的畸形社會現象恰恰是發生在偉大的全民崇拜“豐乳肥臀”的時代。因為我們現在強調人人為已;即然人人為已是天經地義，那只能要求別人為自已行俠、仗義了。
其實莫言根本不懂中國文化，不懂什么叫“道”、“義”(或者是有意為之)。中國人強調道義，強調“已所不欲，匆施予人”，“嚴以律已，寬以待人”，并不是說善人就可以人任欺侮。《易經大象傳》中說：“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中國人提倡“揚善”，同時還強調“懲惡”。如果我“嚴以律已”——站在道義制高點上，你還要來“蹬鼻子上臉”，那就應當反擊，而且是必勝的。這就是老子、孫子講的必勝的“哀兵”。
現在社會越來越多用“道義” 要挾別人、對別人“蹬鼻子上臉”的惡人，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正是莫言們提倡的要保護“人權”、保護“隱私”(其實只是惡人的人權、惡人的隱私)、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結果。古人講：五刑不如一恥。我們現在只講刑罰、只許法院判，不允許“恥”——不允許批評、批判、“戴帽”等，因為他們認為這是違反“人權”的，是對人的“迫害”。因為不允許“恥”，人們的善、惡、好壞的標準就沒有了，那社會的自我調節的機能就沒有了，只能靠法律來懲罰。這樣惡人、壞人們就無所顧忌——法無禁止即可為(什么傷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干)，全社會都心安理得地在法律底線邊活動。這樣縱容著人們，一方面造成犯法的人多，監獄人滿為患;另一方面又害了很多人(即包括受害人，也包括加害人)。而我們幾千年來用道德批判，就能很好地自我調節社會關系。當年一個村甚至一個鄉也難得有一兩個人犯罪，但是每個村都有被批判、被“恥”的各種“分子”。比如一個人被標簽為“騙子”、“生活作風有問題”，那人們看他的眼光，背后議論、小孩子們的戲笑(戳脊梁骨)，讓他比坐牢還難受，甚至連全家都抬不起頭來。當年如果你隨便說一個女人是“婊子”、說一個人手腳不干爭，那她們全家非來跟你拚命不可，因為那時每個人都把自已的道德品格看得很重要、很重要，甚至比生命還重要。也就是說，通過道德批判、通過“恥”(也就是莫言們所說的“迫害”)這種社會的自我調節，有效地遏制人們的惡化傾向，這實際上反而保護了很多人(即包括受害人，也包括加害人)。
現在社會越來越多用“道義” 要挾別人、對別人“蹬鼻子上臉”的行為的理論基礎正是：“誰愿意當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就應該向雷鋒同志的品格和風格學習”。因為它的另一層意思就是：誰不愿意做一個共產主義者，就可以不向雷鋒同志學習;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別人學雷鋒、要求別人為我服務、為我行俠、為我仗義。這種理論基礎正是莫言們推崇的所謂“多元化”。
三、第三個故事，也是莫言在獲得諾獎時所講的故事：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干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干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干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于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愿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的結局是——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了。
評：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也就是說有“好人”也有“壞人”。一個村、一個單位、一個小團體要正常和諧地生活就必然要有共同遵守的準則和價值觀，這個準則就是我們講的法律;這個價值觀就是我們傳統上講的“道”，共產黨人則把它叫做理想信念。在價值觀指導之下，每個社會細胞(家庭、村、小區等)就會自覺地推崇、弘揚那些愛勞動、樂于奉獻、嚴格要自已、不求索取的人。而對不勞動、講索取、自以為是的品德惡劣的人則會象觀音菩薩給孫悟空戴上個金箍一樣，給他戴個“帽子”、貼個“標簽”，并經常的給他念念“緊箍咒”;也會象孫悟空常要揪揪豬八戒的耳朵一樣，讓人民群眾戳戳他的脊梁骨(當然在莫言看來這就是“迫害”)——對他進行批評、教育、幫助。這種民眾內部的最有效的自我管理模式就是我們古人講的“無為之治”，也就是共產黨講的群眾路線。
莫言裝神弄鬼地瞎編這個無聊故事，無非就是想說：人類沒必要有什么“價值觀”，那都是騙人的、是虛的;在社會上誰也不能被稱為“好人”，誰也不能批判別人是“壞人”;那些被批判、被人看不起的品德惡劣的人往往是最正確的，是真正引領人類光明的。
四、第四個故事：一個賣桃的認出了莫言，先和他打招乎——混熟，然后把“又酸又澀，根本不甜”的桃騙他“是新品種”、“特別的甜”而賣給莫言;稱“五斤高高的”結果”回去后拿秤一秤，嘿，才三斤“——很很的宰了莫言一把。
評：我也講一個故事：大約在1971年筆者八歲時，我家同一個大廳租住著一個理發師傅，是個單身漢，和我很要好。有一次我的同學到我家玩，看到理發師傅和我很要好，就想貪點小便宜，就對師傅說：你幫我理一次發，讓我便宜點，一毛錢行不?師傅很嚴肅地說：那怎么行呢!我給別人理是兩毛，怎能給你理就收一毛呢?正在我的同學很失望、很沮喪時，理發師傅說：但我不收你錢則是可以的，那我就義務幫你理吧。結果是我的同學討了更大的一個便宜。
恰恰是莫言們所惡毒批判的時代，是一個把誠信看得很重要、很重要的時代;是一個童叟無欺的時代。而商業“殺熟“現象正是發生在莫言們提倡的不要仁義道德的、不顧禮義廉恥、只推崇“豐乳肥臀”、全民抓老鼠的時代。
五、第五個故事(憑記憶，大略)：當年莫言母親在生產隊勞動時，偷偷把生產隊的麥子吞到肚子里，回到家了后吐出來給他全家包餃子吃。
評：稍微有點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個故事是謊言。
1、從來沒聽說麥子可以包餃子;
2、一個人的胃再大，也裝不了夠全家吃的東西吧;
3、用自已人胃當運輸載體，也只有最貪婪、最無恥的毒品販子才做得出來的。而且其前提是：毒品的市價是麥子幾萬倍。
六、第六個故事：莫言說他小時候餓得帶領全班同學一起去偷煤塊吃，最后連老師也跟著他們大吃起來。
評：誰不知道石油、煤制品對人、對動物都是劇毒(如果莫言真吃了幾塊煤，恐怕莫言早就中毒死了)?為什么要用謊言瞎編這些故事呢?
綜評1：古人講“世人皆以饑寒為憂，卻不知不饑不寒之憂為最甚”。每個人都必然有忍饑、受寒、受署、受苦、受累的經歷和記憶。如果一個人從小到大都沒有忍過饑、受過寒、受過署、受過苦、受過累，那他(她)肯定是一個廢人;如果一個家族、一個民族都想逃避饑、寒、署、苦、累，那這個家族、這個民族所追求的就成了空中樓閣、就將失去生存的根基、就將面臨滅頂之災。沒有饑餓感，哪來吃飯的快樂?沒勞累感，哪來休息的快樂?沒有受過苦，哪來的幸福人生?沒有寒來署往，人生又有什么意義?我想做為“大文豪”的莫言是不會董得這些!
綜評2：當年魯迅先生也批判中國人：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他批的重點是“男盜女娼”這一面，而不是“仁義道德”。事實上，正是那點“口頭”的“仁義道德”支撐起偉大的中華文明，阻止著整個社會和民眾的墮落。而莫言們剛好相反，他批判、攻擊的重點是“仁義道德”這一面。他無非是想向人們說明“仁義道德”都是假的，虛的，騙人的，無用的;只有“男盜女娼”、“豐乳肥臀”才是真的，實在的，有用的，才是應該弘揚的。
綜評3：用放大鏡在一個好的社會上找缺點，很容易;同樣，用放大鏡在一個壞的社會上找優點也很容易。這就是“以點代面，以偏蓋全”的騙人學說，但這還僅僅是思想方法問題。如果一個人企圖用謊言來證明自己的觀點、用謊言來證明自己的思想，那這個人的立場肯定有問題，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綜評4：狗只要獲得主人的哪怕只是塊骨頭的賞賜，就會向主人搖著尾吧對別人狂吠。莫言在西方主子面前污辱自己的民族、污辱自己的祖先、污蔑自己的文化，無非是要感謝西方主子賞賜那一塊“骨頭”。這種人有一個名字叫什么來著?是不是該叫“文化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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