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對肖勁光說過這樣一句話：“勁光呀，我希望你記住我的話，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那些搞特殊的人，遲早要搞垮自己的。”其實，毛主席不僅自己“搞”特殊，而且還讓自己的親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搞”特殊，“搞”得無以復加，“搞”得無與倫比，“搞”得日羞月愧，“搞”得鬼哭神泣。完全可以這樣說，毛主席“搞”的特殊，簡直“搞”到了極致!
那么，他究竟“搞”了哪些特殊呢?
一是他“搞”了不配專車的特殊。早在延安時期，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出于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敬仰和愛戴，專程將兩輛美國“福特”牌轎車送給中共中央。黨中央有關部門在研究如何使用這兩輛車時，大多數人都主張給毛主席配一輛，主席知道后立即表示堅決反對。在毛主席的堅持下，一輛配給了指揮作戰的朱老總，另一輛則給了年歲較大的林伯渠、謝覺哉、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二是他“搞”了送兒子上勞動大學的特殊。5歲便離開、24歲才與毛主席相聚的岸英，從莫斯科一回到延安，毛主席就直接送他上了勞動大學。8個月后，毛主席看到身穿一套舊灰布衣服、頭上用白羊肚毛巾扎著個英雄結、兩條又粗又黑的胳膊閃著黝黑的光彩、臉也曬得黑不溜秋的、手上還磨起厚厚的老繭、完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陜北青年農民模樣的兒子時，欣慰地說：“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你勞動大學畢業了!”
三是他“搞”了開后門送兒子上抗美援朝戰場的特殊。1950年，美國發動了一場滅絕人性的侵朝戰爭，中朝邊境上空，布滿了戰爭陰云，黨中央、毛主席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并任命彭德懷出任中國人民志愿軍總司令。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動請求入朝參戰，毛主席身邊許多人包括彭總考慮到主席為革命已失去了好幾位親人，怕再失去毛岸英，均表示反對。毛主席為了滿足岸英入朝作戰的心愿，破例為其要彭總開后門，在家宴上舉杯替兒子求情，感動了彭總，終于使其成為志愿軍第一兵。不久，毛岸英光榮犧牲。當毛主席獲悉噩耗，痛惜之余，發出的第一句話竟然是：“誰讓他是我毛澤東的兒子”!
四是“搞”了絕不允許兒子違反婚姻法的特殊。1948年的一天，十七歲的劉思齊和二十六歲的毛岸英來到毛主席辦公室，陳述了結婚的想法。當得知劉思齊尚未到法定結婚年齡時，毛主席說：“噢，還不滿十八周歲，你們著什么急啊!到了滿十八周歲后再結婚嘛，反正我都同意了。婚姻法規定，年滿十八周歲方可結婚，再等一等，好嗎?”思齊同意了，但岸英還想不通，他對爸爸說：“我今年二十六歲了，我想結婚以后好好工作和學習，就不操這個心了。”毛主席有點生氣：“你是不是想讓我現在就同意你們結婚呢?”岸英說：“是的。”毛主席很嚴厲地說：“你是毛澤東的兒子，你不遵守婚姻法，還能叫誰遵守婚姻法啊?婚姻法剛剛公布，就違犯它，是絕對不能允許的!”直到1949年10月15日，毛主席才為他們舉行了婚禮。
五是“搞”了“不要使政府為難”的特殊。1949年，毛主席剛進京，便收到楊開慧之兄楊開智的信，他希望毛主席能在北京給其安排工作。接信后不久，毛主席回信希望楊開智“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事，不要使政府為難。”毛主席同時又寫信給當時任湖南省軍政委員會委員、長沙軍管會副主任王首道，囑以“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
六是“搞”了我的親戚“如有落后行為應受批評”的特殊。1954年4月29日，毛主席針對親屬中有的來京看望他回鄉后，驕傲起來，不大服從地方政府領導，給石城鄉黨支部、鄉政府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對我的親戚應“完全和眾人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為，應受批評，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
七是“搞”了“你們能坐筏子去，為什么我不能坐筏子”的特殊。1953年，毛主席到武漢視察，由于此前曾多次去過武漢三鎮，這次特意提出要去漢陽，但武漢的同志考慮到從漢口到漢陽既沒有橋，也沒有渡江的輪船，坐筏子很不安全，所以反對毛主席的漢陽之行。毛主席沒講別的話，只反問一句：“你們能坐筏子去，為什么我不能坐筏子?”反問的含義很顯然：黨的主席和黨的其他干部只是責任不同，政治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沒有任何特殊之處。
八是他“搞”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的特殊。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毛主席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帶頭降工資，不吃紅燒肉。毛澤東的工資原來是610元，全國進入困難時期后，他第一個把自己的工資降為404.80元，降幅達到33.64%。同時，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結果，毛澤東7個月沒吃一口肉，20多天不吃一粒大米飯，跟老百姓一樣饑腸轆轆，腿腳常常浮腫。
九是“搞”了73個補丁睡衣一穿就是20年的特殊。從1953年到1962年，毛主席沒有做過一件新衣服，一件打著73個補丁的睡衣，一穿就是20年。對此，毛主席是這樣看待的：“我節約一件衣服，前方戰士就多一發子彈”;“沒關系，穿里面別人看不見，我不嫌就行”;“現在國家還窮，不能開浪費的頭”;“沒有條件講究的時候不講究，這一條好做到;經濟發展了，有條件講究仍然約束自己不講究，這一條難做到。共產黨員就是要做難做到的事”。
十是“搞”了子女與工農子弟劃等號的特殊。50年代后期，李敏、李訥考上大學后，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她們過著與工農子弟劃等號的生活，吃住在學校，同普通群眾的子女一起，七八個人住一間宿舍，睡上下鋪，吃一樣清淡的伙食，一樣下鄉參加勞動，回家一樣擠公共汽車。只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時候，她們才能得到回家見見父母的機會。而就是在這種時候，她們也還是照例去機關食堂就餐。有一次，李訥參加學校的活動，天黑才離校回家。警衛員出于對安全的考慮，瞞著毛主席用車接了她，毛主席知道后，嚴厲批評了警衛員，并質問道：“別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別人的孩子能獨自回家，我的孩子為什么就不行?”
十一是“搞”了“我的孩子一塊餅干也不許送”的特殊。也是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李訥正在北京大學讀書。有一天，一名衛士到北大看李訥，李訥告訴他，在學校里吃不飽，又沒有油水，老覺得餓得慌。衛士回到中南海，把情況反映給李銀橋，李銀橋自作主張，讓衛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干。幾天后，毛主席知道了這件事，嚴肅批評了李銀橋：“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為什么還要搞特殊化?” 李銀橋辯解說：“別人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主席火了，拍著桌子說：“別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塊餅干也不許送!”
十二是“搞”了“禮品一定要送倉庫”的特殊。1964年，瑞士總統送了兩塊金表給毛主席。當工作人員向他征詢是否留下時，毛主席說：“這種禮品不能要，誰當主席他送給誰，你當主席也會送給你。我是代表人民的，這種禮品不能收，一定要送倉庫。”另外一件事情是這樣的，六十年代初期，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到杭州龍井茶產地梅家塢參觀制茶。民主人士黃炎培要買一罐龍井茶送給毛主席，茶場同志聽后，精選了上等好茶并且堅決不肯收錢。黃炎培回京后將茶葉送給了毛主席，并說明了情由。毛主席了解情況后，委托別人把這罐茶送還了梅家塢茶場，并表示了感謝。
十三是“搞”了替身邊工作人員退賠土特產的特殊。毛主席特別警惕身邊出現“貴族”、官僚主義和貪污腐化。他對身邊工作人員三令五申，“你有沒有貪污?”“你現在不貪污，你以后貪污不貪污?”他經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敲響警鐘：“不要叫糖衣炮彈打中。你們在我身邊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蝕，要經得起考驗。”“我們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們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臉不認你們。”“你們在我身邊，職務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們要警惕，要夾著尾巴做人!” 1959年9月，當他了解到身邊工作人員收受地方贈送土特產的事實后，大發雷霆。立即開展自上而下的整風運動，對一些工作人員的職位進行了調整，使他們重新回到人民群眾中，去接受鍛煉和改造，并不惜拿出自己的稿費，按照實際收受情況，一共退賠了3萬多元。
十四“搞”了為革命失去11位親人的特殊。眾所周知，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毛主席的一家，先后犧牲了6位親人，如47歲的弟弟毛澤民、28歲的妻子楊開慧、28歲的兒子毛岸英、29歲的小弟毛澤覃、24歲的堂妹毛澤健、19歲的侄兒毛楚雄。不僅如此，還有5位親生子女有的不知去向，有的下落不明，有的過早夭折。如下落不明的第三個兒子毛岸龍、生下來便分離的第一個女兒、失蹤的第五個兒子、先天不足而夭折的第六個兒子、無法尋找的第七個女兒。
象毛主席這樣“搞”特殊的事例還有很多很多，恕不一一陳述……
親愛的朋友，當看完上述內容，您是否還以為毛主席真的沒“搞”特殊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毛主席不僅“搞”特殊，而且還大“搞”特“搞”。凡是有“搞”特殊的時機和場合，毛主席都不會放過，都會迎“特”而上，“特”得不近人情，“特”得難以理喻。
不過，需要我們辯分明的是，毛主席“搞”的特殊，究竟是有利于國家，還是有利于私家;是有利于民眾，還是有利于個人。
由上述可見，毛主席“搞”的特殊，有利于正能量的傳遞，有利于全民意志的統一，有利于黨的形象的樹立，有利于中華民族的崛起。
如果所有的官員都能像毛主席這樣“搞”特殊，改革還會有寒氣嗎?開放還會有穢氣嗎?官場還會有戾氣嗎?精英還會有媚氣嗎?社會還會有瘴氣嗎?百姓還會有怨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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