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呂思勉先生在報紙上開專欄，說三國，后來結集出版，是為《三國史話》。呂先生當時已觀察到，他的學生中，有人甚至不知道唐宗宋祖是哪朝皇帝，卻獨獨對三國史事頗為熟悉。他于是感嘆，《三國演義》一類通俗小說影響之大，不是他們這般書齋教授可比的。借助于現代傳媒的發達，三國故事至今猶熱。
1940年代初，正是戰火紛飛的抗戰相持階段，勝負猶是未定之數，投降派暗流涌動，重慶的國民政府“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有感于時局世事，呂思勉才在報紙上開專欄講三國，一是鼓吹民族精神，堅持抗戰，二是勸誡當軸者，勿蹈前人覆舟之輒，說的是三國，用心實際都在當時。
正因世人對故事梗概十分熟悉，因此，講什么就顯得沒那么重要，而誰來講則更重要。
朱永嘉的《論曹操》(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出版)按作者自述，原本是上課前發給學生參考的講稿，以曹操一生行跡為線索，實際上相當于前三國時期，也就是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到三國鼎立的格局形成。這段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分裂、大混亂時期，軍閥割據，戰亂不息，人民流離失所，生計無著。曹操從一個東漢末年的小官僚乘勢而起，翦滅群雄，統一北方，為魏代漢奠立基礎。
《論曹操》從毛澤東1959年提出要為曹操翻案講起。1958年，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出版，作者在曹操的《讓縣明本志令》的注解中說，曹操說他沒有“不遜之志”都是假的，實際上早就有了篡漢的野心，只不過是時機不夠成熟，不愿意表露而已。這本書是新中國出版的第一部線裝書，毛澤東讀后批道：“此篇注文，貼了魏武不少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太白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此為近之。”隨后，郭沫若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文章，要給曹操翻案，復旦大學教授譚其驤發文章反駁稱，曹操的功勞很大，罪孽也不小，不存在翻案的問題。由此引發全國性論戰，問題的焦點在于曹操能否翻案。
毛澤東一直有批轉古籍給高級干部做學習資料的習慣。“9•13”事件之后，毛澤東曾通過姚文元，標點了一批文史古籍，批發給高級干部閱讀。此事主要由朱永嘉牽頭，在上海組建了一個小工作組，找著名的文史專家標點，余秋雨也曾參與其事，并曾著文懷念過在一起工作過的人。因為朱永嘉是負責人，所以了解的情況更多，尤其是毛澤東為什么要求標點某篇文章，主要是批轉給誰讀，用意是什么，相對而言，朱永嘉較為清楚。從中，也可以看出毛澤東晚年的心路歷程和思考重點。
對此，朱永嘉另有《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詳細談到，《論曹操》中也有大量提及。比如，“9•13事件”之后，毛澤東曾要求標點《三國志•張遼傳》并批轉給高級干部閱讀，朱永嘉認為，其意在告誡高級干部不要因為林彪出了問題就過多連累軍隊干部，因為軍隊干部培養起來不容易，應當愛護。為什么批轉《張遼傳》?因為張遼雖然早期曾多次跳槽，歷史問題比較復雜，最后才歸順曹操，但總的來說，立功揚名還是在歸順曹操之后，所以，毛澤東的意思是不要過多地糾纏于個人的歷史問題，還是要從大處著眼。
毛澤東晚年為什么頻繁地批轉歷史人物傳記給高級干部閱讀呢?因為毛澤東知道，自己老了，所以必須考慮接班人問題。，比如讓王洪文讀《后漢書•劉盆子傳》，讓江青讀《黃瓊與李固書》，都是這個意思。
三國時期，接班人也是一個大問題。幾乎貫穿了整個三國時期，從一開始就是從選擇接班人時的游移不定導致了東漢末年的大動亂。東漢靈帝的長子是劉協，按理應當立為太子，但是靈帝卻不喜歡劉協，而喜歡小兒子劉辯。但因為靈帝的母親董太后喜歡劉協，所以，靈帝也不好果斷做決定，直到他死也沒有確立太子，但有的記載說，死前曾要他的親信太監騫碩立劉辯為帝。可不管立誰為帝，靈帝的皇后何氏都會是皇太后，按照漢朝的制度，皇帝太小，就是太后臨朝，她的兄弟要做大將軍輔政。考慮到這一點，所以騫碩沒有按照靈帝的遺詔立劉辯，而立了劉協。但這并未能化解國舅何進和騫碩的矛盾，所以何進殺了騫碩，之后又召各地兵馬入京，準備消滅宦官集團。何進還沒殺掉宦官，反倒被宦官矯詔召進宮殺死，何進的手下袁術領兵焚燒并皇宮，宦官挾持少帝劉辯出逃，又被袁紹盡數殺死，整個京城大亂，就為董卓進京提供了口實，這就天下大亂了。
前期形勢最好的實際上是袁紹，即使由于性格問題，在官渡之戰中吃了敗仗，實際上袁紹的元氣仍在，所以曹操并未在官渡之戰后即開始考慮消滅袁紹的問題。袁紹失敗在什么地方呢?接班人問題。如果按照長子繼承制，那么袁紹應該傳為給長子袁譚，但是袁紹不喜歡袁譚，喜歡他的小兒子袁尚，有意立袁尚為嗣。袁紹手下的謀士有人反對，認為這樣會留下禍患，袁紹就猶豫了，最后的辦法是讓他的三個兒子，加上外甥高干，各典一州，看誰的能耐大，就立誰為嗣。
這個辦法好不好呢?聽起來很好，拼才干嘛。但問題是，他這種游移不定的態度，就讓下面的人覺得有機可乘，有空子可鉆。本來袁紹手下兵多將廣，謀士眾多，田豐、沮授、逢紀等人都是很有主意的人，如果他們齊心協力，以袁紹的實力，實際上是最有可能統一全國的。就是因為在立嗣問題上拿不定主意，讓下面的人分裂了，有的人倒向袁尚，有的人倒向袁譚，分裂成了兩大陣營，各為其主，斗得不可開交。官渡之戰中袁紹失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兩大派系之間的相互斗爭，才誤導了袁紹，導致了失敗。袁紹死后，逢紀等人擁立袁尚，袁譚不服，雙方就打起來了。袁尚繼承了袁紹的部隊的主力，所以占上風，袁譚失敗，就投降曹操，招曹操來幫他打袁尚，最后曹操把他們都消滅了。
然后曹操轉向南方，準備先消滅荊州的劉表，再沿江而下，消滅東吳孫權。劉表的問題和袁紹一樣，劉表的長子是劉琦，理應立為繼嗣，但劉表卻不喜歡劉琦，而喜歡幼子劉琮。劉表還沒想好到底以誰為嗣，就死了。劉表死后，當地豪強蔡瑁和蒯越，就擁立了劉琮，然后就是曹操“旌麾南指，劉琮束手”，劉琦和劉備只能退往夏口，準備做最后的抵抗。
接著，曹操就順流而下，水陸并進，準備一舉消滅孫權。但這次卻吃了大虧，在著名的赤壁之戰中大敗而還，剛到手的荊州除了南郡留下曹仁據守之外，其余地方全丟給了孫權和劉備。為什么出現這個結果呢?因為這次碰到的不是娃娃，而是已經經過幾年磨練逐漸成熟起來了的孫權。孫權是他哥哥孫策死前指定的繼承人，孫策自己的孩子還小得很，根本不對孫權構成任何威脅，而且孫策壓根沒考慮過由自己的兒子繼承，所以江東的文武都很團結，曹操無隙可乘。所以曹操感嘆說，“生子當如孫仲謀”。
雖然有袁紹和劉表的覆轍在前，但是曹操也沒有從中吸取到太多教訓。曹操子女眾多，剩下的兒子中，曹丕年長，但是曹操卻喜歡曹植，還曾一度非常喜歡早夭的兒子曹沖。有一段時間，曹操行軍打仗都帶著曹植，這當然就是培養曹植的意思，曹丕的地位岌岌可危。這時候曹操的手下也開始有些分裂了，有的支持曹丕，有的支持曹植，相互攻訐不休，楊修的死即與他支持曹植有關。但好在曹操并沒有給曹植兵權，所以斗爭僅限于政治層面，他最終也還是吸取了袁紹和劉表的教訓，立曹丕為嗣，他死后才未釀成動亂。
所以，朱永嘉認為，只要繼承人交接關系存在，類似的奪嫡戲劇就會常演常新，只是方式各有不同。但從孫權的教訓看，這個關鍵其實是在前任的眼光是否足夠長遠，在選定接班人的時候不給別人提供爭奪的機會，而且盡早確立下來，給以鍛煉的機會，就不會出問題。兒子究竟是做孫權還是像袁紹、劉表的兒子那樣，其實主要取決于前面是孫策還是袁紹和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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