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是誰禍害了我們的后代？

　　救救孩子——是誰禍害了我們的后代?

　　徐漢成

　　近年來，校園霸凌之風不斷漫延，僅網絡可見的視頻就有五萬多件，掌摑圍毆、逼迫喝尿吃糞、拍攝裸照、下藥強奸、輪奸等五花八門，手段之惡劣，程度之暴戾，令人觸目驚心。自四月份太伏中學生趙鑫死于非命以來，電視新聞披露的校園霸凌事件就有二十多起，其發生頻率之高，實為歷史之罕見，6月22日，北京延慶二中又發生了學生被逼吃屎事件，引發了國人的關注，顫怵了億萬父母的心。

　　1981年，鄧小平在《決議》的意見中說：“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它使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泛濫，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3頁)

　　如今，文革結束了四十年，法制增強了，生活富裕了，校園理應風清氣正。恰恰相反，頻發的霸凌事件駭人聽聞。去年十一月份，昆明官渡一中的放學途中，十一名男生在對一名女生進行了兇殘的圍毆后，將其踹入河中，該女生掙扎爬上岸后，被再次踹入河中，面對女生的絕望與哀怨，十一名男同學哄堂大笑。此情此景，如何讓天下的父親不痛心徹骨，如何讓天下的母親不揪心膽戰?天使昨變成了豺狼?花朵昨成了罌粟?父母很無奈：現在的伢子變壞了，所謂“變壞了”不是身體變壞了，而是心靈的扭曲與變態，精神的麻木與畸形。文革中斗的是走資派，批的是反動學術權威，砸的封、資、修。因此，鄧小平指責文革耽誤了一代人。而現在則是同窗之間互相摧殘、蹂躪、戕害。《決議》將文革定性為“動亂”后，從主流媒體到“傷痕文學”從文人公知到三尺講壇，無一不對文革大加鞭撻，如果將當今的校園霸凌之風繼續歸咎于文革，在邏輯上顯然是說不通的，人們不僅發問，中國的少年怎么了?是誰禍害了我們的后代?

　　“人心變壞”是國人對當今世道的共識，然而，變壞的僅僅是孩子嗎?初生的嬰兒是一張潔白無瑕的紙，在這張紙上畫圖的是現實的社會，童年、少年正值人生的啟蒙。社會大學校，學校小社會。社會是政治、經濟、文化的載體，如果社會是紅色的，那么，折射在這張白紙上的色彩就是紅的，如果社會是灰色的，那么，他們的心靈圖畫就一定是灰色的。究根探源，真正變壞的不是孩子，而是我們這個社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將孩子們的精神轉了基因。

　　我國的婚育習俗決定了約25年為一代人，如果以新中國成立為座標，可將我國當代人口劃分為四代人：建國前一代(1949年前出生)、建國后一代(1949—1976年出生)、改革后一代(1976年—2000年出生)、改革后二代(2000年后出生)

　　與前三代人相比，改革后二代有五個方面顯著的特點：1、多為獨生子女;2、告別了革命;3、物質生活顯著提高;4、進入依法治國的年代;5、家庭對教育的投入是中國歷史上最高的年代。

　　穿透建國以來的歷史演變，人們就可以看到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的變異是如何促成當代中國少年的精神基因轉變的。

　　一、政治生態轉基因。

　　建國前一代人生于戰爭的烽火之中，他們見證了中華民族的翻天覆地，目睹了新中國的成立、經歷了抗美援朝、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化、“三反”、“五反”、“反右”、“四清”與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與經濟運動，經濟上大力發展公有制，倡導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親歷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與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的激動與喜悅，不容置疑，建國前后兩代人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

　　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科學技術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這在舊中國簡直是無法想象的。這個偉大成就是誰也不能否定，誰也無法否定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90頁，)1980年12月25日，鄧小平說：“經過三十一年的努力，我們的全部工交企業已經發展到近四十萬個，國營企業固定資產比解放初期增長近二十倍，培養了大批熟練工人和上千萬專業人才，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全國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57頁)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說：“現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業和農村已經承包的農民，雇工人數同全國一億職工相比，數目很小。”(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6頁)

　　鄧小平所說的“大批熟練工人和上千萬專業人才”、與“一億職工”就是改革前的兩代人。黨的18屆政治局常委中，有4名為建國前一代，3名為建國后一代，23名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有9人為建國前一代，14人為建國后一代。

　　改革開放后的兩代人是在否定與批判文革、否定了繼續革命與階級斗爭中成長的，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治主旨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 鄧小平的“先富論”、“摸石論”、“不爭論”、“貓論”等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占據著全黨與全民的思想統治地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了全民的行為準則。

　　鄧小平說：“毫無疑問，學校應該永遠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04頁)“一定要讓我們的人民，包括我們的孩子們知道，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我們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為了將來實現共產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2頁)然而，在私有化的改革面前，鄧小平的話實在是曲高和寡。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貪官污吏橫行不法，腐敗滲透到了每一個角落，教師經商如火如荼、私人補課方興未艾，教育界的腐敗之聲不絕于耳，在“先富論”面前，所謂“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煢煢孑立，堅持社會主義的說詞不堪一擊。在“不爭論”與“貓論”面前，所謂“實現共產主義”的理論形影相吊，一觸即潰。從小學到大學，老師們教授的是如何出人頭地，向學生們兜售的是巧取豪奪，不勞而獲的旁門左道。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則公然向黨的官員們教授“人本性自私論”，文人公知們則對雷鋒、劉胡蘭等精神榜樣進行所謂的“挖掘”與“考證”，對革命色彩的英雄人物提出質疑，歷史虛無主義泛濫成災，集體主義、奉獻精神，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蕩然無存。在一部分學生的心目中，所謂的“政治方向”就是先富起來，追“富”成為了學生們普遍的人生價值觀，賺錢成為學生們唯一的人生目標，資本大鱷成為了榜樣。青少年認為，改革的總設計師對什么是社會主義也是懵懵懂懂，一些老師、教授們則對共產主義嗤之以鼻、父母們社會主義了也是視如敝屣，還和我們奢談什么社會主義，在強烈的政治與現實的反差面前，什么政治方向、共產主義，統統是掩耳盜鈴的騙術!

　　二、文化生態轉基因。

　　建國后一代人是唱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學習雷鋒好榜樣”，都誦讀過毛主席的“老三篇”，是在“斗私批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等思想熏陶中成長起來的。國家的教育方針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毛主席歸納為，“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校園中的口號為“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文革從1966年5月份開始，1967年進入高潮,參與者多為建國前出生的一代人，在校的初、高中生多為建國后一代，無疑，建國前后出生的兩代人，雖然物質饋乏，但精神飽滿，有的經歷了上山下鄉，扛過槍，到過邊疆。就是鄧小平所指的“耽誤了一代人”。

　　改革開放后，一部分混進教育界的反動文人把持了教材編寫權，魯迅被攆出了課本，中華民族優秀人物故事逐年刪減，革命英雄人物銷聲匿跡。取而代之則是崇洋媚美的心靈雞湯。為了為剝削階級正名，不遺余力的向學生灌輸西方的“普世價值”，喬裝打扮的資本家在課文中紛紛亮相，濃妝艷抹的西方人物粉墨登場，為了馴化學生們的安分守己的奴性，不得不求助于孔孟之道，被魯迅斥之為吃人的封建禮教再度復興。《三字經》取代了“老三篇”，《論語》、《弟子規》取代了《誰是最可愛的人》、《狼牙山五壯士》。雖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美好社會表述為“自由、平等、公正、法制”，而學生們耳聞的卻是層出不窮的貪官污吏，資本家的巧取豪奪，烽火連天的強拆，奸佞商家的爾虞我詐，現實的社會平等了嗎?公正了嗎?一邊是寶馬香車別墅，一邊是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公平與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成為了笑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道德規范表述為“愛國、敬業、誠信、友善”。而學生們目睹的卻是黃賭毒泛濫成災，社會誠信了嗎?在這充斥著欺騙、詐騙面前，《三字經》并沒有能夠讓學生們恪守道德的經緯，更多的則是離經叛道，《弟子規》并沒有讓少年們循規蹈矩，封建、低俗、靡靡之音占據了銀屏，網絡中的桃色新聞，風流韻事比比皆是，校園成為追星族，改革開放后，“春天的故事”、“何日君再來”取代了“學習雷鋒好榜樣”。課外閱讀由《豐乳肥臀》取代了《烈火金剛》《歐陽海之歌》。低俗、色情、暴力的游戲則更象鴉片一樣毒害著青少年，而成人社會則充斥著兇殺、縱火、強奸、搶劫等暴戾事件，在書本與現實強烈的反差面前，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精神已經是煙消云散，《弟子規》充其量只是一坨狗屎!

　　三、家庭環境轉基因。

　　私有化的改革不僅造就了貪官與富豪，還造就了“官二代”與“富二代”，雖然，現在不講階級斗爭了，但是，在社會與家庭環境的潛移默化之下，這一類“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二代”們不僅打上了階級的烙印，豪門浮華的階級意識生根發芽，恃強凌弱階級壓迫意識悄然滋生，校園中已成了拼爹、拼權、拼富的時代，“我爸是李剛”就是一個縮影，如果李啟銘的父親是一個黃包車夫，他會叫囂“我爸是車夫”嗎?父跋扈，兒猖狂，隨著社會各種具有階級色彩的商會、協會林立，交易、交換、拜把子、黑社會雛形已在校園中落地生根，校園霸凌事件的背后，無一不是精神利益與物質利益沖突的結果，一個又一個小“南霸天”小“黃世仁”在校園中漸露頭角，時下的中國，不僅是歷史上成人刑事犯罪率最高的年代，同樣是青少年刑事犯罪率最高的年代。

　　綜上所述，污染的毒水澆灌花朵必然變異為罌粟。校園霸凌事件頻發的根源是我們這個社會、是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的變異將孩子們的心靈與精神轉了基因。

　　少年強，則中國強，中國夢要靠青少年們實現，為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扭轉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態已刻不容緩，而改變這一系列生態的唯一途徑就是恢復社會主義的本來面目，恢復“德、智、體全面發展”以及“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

　　我們以人民的名義呼吁——救救孩子!

　　二0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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