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漢朝為什么滅亡說起。
看過諸葛丞相和王司徒陣前嬉戲的人都知道，無論是諸葛丞相論證蜀漢的正統合法性，還是王司徒論證曹魏的合法性，開頭都是桓靈無道。漢桓帝和漢靈帝是不是無道?那確實是無道，沒有問題。但是歷史上無道的皇帝多了，比桓靈二帝無道的也多了，卻并不是每個無道的皇帝都會百家滅國喪身。其實，別的不說，就是和兩晉的絕大多數皇帝相比，桓靈肯定也不會低于平均水準，算不上特別無道。
也有人認為是亡于宦官、外戚。
大家都知道，宦官只不過是皇權的延伸，宦官權力大的朝代也很多，但并不是每個出現這種情況的朝代都會很快亡國。比如說，唐朝和明朝的宦官權力一直都很大，唐朝從唐玄宗開始，明朝從明成祖開始，宦官權力就很大了，但這都是中前期的事，一直持續到整個朝代滅亡。如果宦官專權就會亡國，為什么唐朝和明朝宦官專權這么長時間，沒有滅亡呢?
外戚的問題也是一樣。如果只是外戚干政，也并不會直接導致朝代滅亡。西漢一直都重用外戚，著名的衛青、霍去病就是外戚，他們領兵北征匈奴，封狼居胥，不僅沒有讓西漢亡國，反而開疆拓土，為西漢的強盛立下了不世之功。東漢更不用說，從一開始，外戚就在朝廷政治格局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但東漢并沒有很快滅亡，反而延續了兩百年。這說明什么?外戚干政并不會直接導致國家敗亡。
也有人說是亡于黃巾起義。黃巾起義確實規模浩大，但碰上農民起義的朝代也很多，也并不是每個朝代都會直接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之下敗亡。遠的不說，就說近一點的清朝吧。太平天國起義的規?？隙ㄊ菈虼罅耍沂侵苯油{了全國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地區。但清朝卻并沒有滅亡，反而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迎來了同光中興。
黃巾起義其實也是在朝代的打擊之下，很快就被鎮壓了，唯一帶來的問題是地方割據。但地方割據也不會直接導致朝廷滅亡。最典型的是安史之亂之后的唐朝。安史之亂被平定之后，秦嶺淮河一線以北幾乎完全不由朝廷控制，各藩鎮都是關起門來成一統，自己玩，對朝廷愛搭不理的。就靠著男方半壁江山的財賦收入，唐朝也是苦撐了一百多年才滅亡。
也就是說，黃巾起義其實很快就被鎮壓了，藩鎮割據也不是什么特別大不了的事，只要處置得當，中央領導堅強有力，并不是沒有機會重新恢復中央權威。
那么，漢朝滅亡于什么呢?
靈帝在繼承人選擇的問題上搖擺不定。何太后支持少帝辯，董太后支持劉協。但在靈帝還沒有最后做出決定的時候就駕崩了。朝廷斗爭的結果是，何太后因為家族勢力更大，哥哥何進是大將軍，掌握軍權。所以完全不顧董太后的反對，就立了少帝辯為皇帝。宮廷里的宦官也圍繞著董太后和何太后分成兩派，進行內斗。兩邊激烈斗爭的結果是，何進以誅十常侍為名召董卓進京，董卓還沒來，何進自己先被十常侍殺了。董卓來了之后，并沒有支持何太后，反而在勢力壯大后，以董太后的名義廢了何太后，又廢了少帝辯，另立劉協為帝。各地諸侯以討伐董卓為名，進兵洛陽。董卓死后，他手下的軍隊為害中原，各地諸侯劃境自守，朝廷權威蕩然無存，整個漢帝國才算是土崩瓦解。后來，又是在董太后的家族的建議下，天子投奔曹操，讓曹操能夠挾天子以令諸侯，逐步掃蕩整個北方，建立曹魏政權的基礎。
在這個過程中，最大的問題出在哪里?就是董太后和何太后在靈帝繼承人的選擇分歧上。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如果董太后和何太后意見一致，都支持同一個皇帝，就不會有問題。但問題在于，董太后和何太后在這個過程中首先考慮的不是國家的利益，而是自己家族的利益，自己家族的權力是否能夠得到保障。無論董太后還是何太后，都是如此。
把自己的家族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董太后和何太后就給大漢帝國的滅亡送上了致命的助攻。雖然王莽篡權時，同樣是以外戚身份進行的，但董太后和何太后顯然并沒有考慮這個問題，在她們眼里，第一位的就是保全自己的家族利益。只不過，何太后的家族占了先機，本想先下手為強，結果成了先下手遭殃而已。
董太后和何太后的做法在當時也算其道不孤，因為每個世家大族都是這么干的。國家存亡關我屁事，家族利益高于一切，這是當時每個世家大族都秉持的價值觀。怎么樣能保持自己的家族利益存續，就怎么決定。投降有利于保護自己的家族利益就投降，沒什么丟人的，丟人的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世家大族是怎么來的呢?當然是因為東漢中后期的察舉制。我當官的時候推薦了你，你當官的時候我已經退休了，那么你就推薦我兒子。等我兒子當官當大了，再推薦更多人。這樣，就逐步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大家族。最典型的比如袁紹家族，四世三公。還有楊修的弘農楊氏，也是歷經幾代人形成的大家族。司馬懿當然也是這其中著名的大家族。在司馬懿出來做官之前，他父親司馬防和哥哥司馬朗都已經入仕了。而且，司馬防在擔任洛陽令、京兆尹的時候，還舉薦了曹操擔任北部尉，是曹操的舉主。所以，曹操在飛黃騰達以后，又推薦了司馬朗和司馬懿。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世家大族網絡。
而且，一旦成為大家族，不光是后世意義上的大地主，而且對他們的土地上的人民有人身依附權，這些人就是這些農民的“主公”。這些土地是不向國家納稅的，他們所屬的農民也不向國家納稅。這些勢力特別龐大的大家族在地方上就成了地頭蛇，朝廷派來的命官治理地方也不得不仰仗于他們的支持和配合，所以每個朝廷派到地方上的太守、刺史都必須征辟這些地方豪強擔任別駕、治中、主簿之類的屬官。
這就是說，到東漢晚期，全國的形勢實際上已經不能算郡縣制了，而有些類似于春秋時期，地方守令的屬官并不忠于朝廷，只忠于自己的直接上級，而當地的農民是否支持地方官員，也取決于他們所從屬的豪強大族的態度。而豪強大族是否支持朝廷派來的地方官，則取決于他是否能保護豪強大族的利益。用一個我們常見的繞口令的說法說，就是主公的主公，不是我的主公。結果就是上下離心，王綱解紐，整個政治體系非常松散。
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強占據的土地越來越多，導致失地流民也越來越多，最后就導致了黃巾起義。也是在這個背景下，張魯才用“五斗米道”這種帶有原始共產主義色彩的辦法組織起了一大批劉敏，從而也在漢中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割據政權。
察舉制導致的另外一個結果是，整個社會風氣敗壞得非常快。因為能否得到官員征辟、舉薦從而入仕，并不取決于個人才能如何，而取決于個人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網絡，所以，士大夫們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在所謂的“交游”上。而“交游”的主要內容無非就是談話、聊天。而要在一個社會交往網絡上聲名鵲起，成為所謂名士，得到知名人士的贊揚，就必須在風度、談吐上顯得卓爾不群，與眾不同，談話內容也要讓人覺得高深莫測。這就形成了所謂的魏晉風度，也就是非常殺馬特、非常另類的風格，而學術上也越來越傾向于玄學。至于治理國家所必須的法令、刑名、錢谷、經術之類的學問反而成了所謂的“俗務”，為人所不齒。
在這種情況下，整個國家就像是一架散了架的機器，各個零件之間都已經銜接不上了，只要輕輕一推，就會整個垮下去，變成一堆廢銅爛鐵。所以，黃巾起義之后是董卓之亂，然后就成了諸侯割據的格局，天下大亂，整個漢帝國土崩瓦解。
在這種情況下，曹操、劉備和孫策就開始崛起了。但相對來說，劉備因為出身最低，而且始終沒有建立穩固根據地，得到的地方豪強的支持比較少，一直到占據荊州，才得到了穩定的根據地，進取四川。曹操和孫氏則是在大亂之后，首先回到自己的家鄉，利用家族影響力，在本地招兵買馬，爭取地方豪強的支持，再東征西討，擴大地盤，建立政權。所以，不光是江東孫氏每個文臣武將在來投奔的時候都是帶著部曲兵來的，曹操實際上也是這樣，甚至連許褚都是帶資入股的，投奔曹操的時候也帶來了一些兵馬。只不過，相對荀彧、司馬懿這種世代公侯的世家大族而言，許褚只是地方上的土豪，出身差了點而已。
面對這種情況，曹操的做法是文武分途。在地方和國家治理上任用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員，主要是潁川汝南集團和兗州集團，比如荀彧就出自穎汝集團，程昱則出自兗州集團。從親疏上說，程昱算曹操的基本盤，但曹操卻更看重荀彧，就是因為荀彧所代表的穎汝集團的勢力更大。而且，這些世家大族的網絡是一個越來越封閉的圈子，做官全靠出身，哪怕是能力平平的人，只要會投胎，也可以得到高官顯爵。而那些出身寒門的士大夫，哪怕能力出眾，只要沒有進入世家大族的社交網絡圈子，就很難得到出人頭地的機會。拿我們今天習慣的話說，這就是階層固化的結果。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如果長期只靠出身就能得到高官顯爵，那么整個政治集團的政治能力毫無疑問會逐漸衰退，直至衰亡。所以，曹操到中后期，顯然已經意識到了世家大族與自己其實是離心離德的，很難建立起對他的忠誠來，這些人始終把家族利益置于整個政權利益之上。所以，曹操也有意識地提拔寒門出身的官員，并先后三次下令求賢，就是希望打破世家大族的權力壟斷局面，建立起一定程度的政治精英內部的社會流動性。
同時，曹操在軍事上則堅決任用自己的親族來擔任鎮守一方的軍事將領，同時提拔那些出身較低的將領逐步進入較高階層。曹操最信任的用來獨當一面的軍事將領，比如前期的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等，就是他的宗族親屬，也可以算是他這個政治集團的原始股東。后期開始嶄露頭角的張遼、徐晃、張郃、李典、于禁等人，則是他在長期的戰爭中從較低的職位逐步提升起來的將領。
但需要注意的是，終曹操之世，世家大族從未獲得軍權，曹操也從來沒有讓出身世家大族的將領來擔任戰區最高長官。也就是說，曹操一直在努力在往世家大族把持的文官集團里摻沙子，但卻并沒有用世家大族往軍事將領中摻沙子。
也就是說，曹操對世家大族的防范和抑制的重視程度遠甚于對軍功勛貴集團的防范和抑制。而且，曹操在后期也開始有意識的培養自己的兒子。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曹彰。經過一段時間的歷練之后，曹操讓曹彰單獨領兵征討了一次鮮卑。在夏侯淵陣亡之后，曹操親征漢中，但并未成功。曹操在臨死前征召曹彰前往長安，成為與劉備集團對抗的戰區最高長官。這個安排意味著，曹操的既定方針可能是用自己的子孫來擔任戰區長官，以平衡軍功勛貴集團，同時也是對掌握政治權力的世家大族為主體的文官集團的威懾。
但曹丕繼位后，改變了曹操的既定方針。因為曹丕是在艱難的儲位競爭中勝出的，而曹彰又在曹操死后奔喪時曾經問過“先王璽綬何在”，所以，曹丕對自己的兄弟是不信任的。曹丕繼位后，沒有讓曹彰返回長安繼續擔任戰區最高長官，而是改由曹操養子曹真替代曹彰，擔任西線戰區最高長官。同時，曹丕對自己的兄弟和近親屬采取了嚴格的防范措施，嚴令他的兄弟子侄成年后早早去到自己的封地，只給一百多老弱殘兵組成的所謂護衛，并且嚴厲禁止宗室諸侯之間的私人交往，實際上讓這些宗室諸侯在封國內形同幽禁，以致曹植曾多次上書，建議對宗室的防范稍微放松一些，允許宗室諸侯之間相互往來，允許宗室擔任實權職務。但曹丕并未同意。
更重要的是，曹丕在陳群的建議下，開始實施九品官人法，將世家大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制度化。如果說曹操是用軍功勛貴和宗室來平衡和抑制世家大族，那么，曹丕的做法和曹操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曹丕時期，雖然西線主要軍事負責任為曹真，東線為曹休，但世家大族也開始擔任軍事職務，嶄露頭角。
曹丕、曹叡時期，宗室與軍功勛貴集團和世家大族之間大體保持平衡，但世家大族的政治影響力和勢力開始明顯的上升。同時，從曹丕到曹叡，始終堅持著對近親宗室的嚴密控制和防范，乃至高強度的打壓。在曹叡時期，景初元年還曾經對曹操的兒子為主的宗室諸侯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打壓，以各種名義改封、削戶。比如曹植在就封后的十一年中，先后被改封過三次，三次被迫遷徙。
但曹叡本身無子，齊王芳和秦王詢都是養子，所以曹叡在臨終前大概意識到了危機，試圖讓曹操的兒子燕王宇和司馬懿、曹爽一起成為托孤大臣，受遺詔輔政。但經過長期的打壓，宗室都小心翼翼，謹小慎微，燕王宇未敢答應。最終，在曹叡駕崩時，只有代表世家大族的司馬懿和代表宗室的曹爽輔政。但這時候明明有更多血緣上更為親近的宗室，代表宗室的卻是曹操養子曹真的兒子曹爽。而曹爽的無能，也導致了高平陵之變中，世家大族支持下的司馬懿的壓倒性勝利。高平陵之變后，司馬懿又對曹氏宗親大開殺戒，不僅曹爽被夷三族，之后因為王凌叛亂涉及，曹操的兒子楚王彪也被殺，曹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在這個意義上，司馬懿的勝利就是世家大族的勝利。終曹操一生，無非是兩件事，一是消滅群雄，統一中原，二是努力打壓世家大族上升的勢頭。但曹丕采用的九品官人法讓曹操的努力付之東流，世家大族的政治特權公開化、制度化。到曹叡去世時，連曹操建立起來的賴以平衡世家大族的軍事集團也開始被世家大族大規模滲透。司馬氏在掌握了全部權力之后，世家大族終于完成了對政治、軍事權力的全部壟斷。
為了防止曹氏打壓宗室太過的悲劇在自己身上重演，司馬氏采取了大舉分封宗室，并且給以實際政治和軍事權力的做法，以對沖世家大族的政治影響力。而世家大族則在掌握政治權力的同時，驕奢淫逸，政治能力急劇退化。結果出現了八王之亂，接著就是五胡之亂，西晉滅亡。
世家大族“衣冠南渡”，又扶持起了東晉政權，重建了新的政治平衡。之所以能夠在南方建立起相對穩定的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從東漢晚期開始形成的影響力交大的門閥士族大多集中在北方，而南方這種能夠左右國家政治格局的世家大族較少。
無論曹魏還是司馬氏建立的晉朝，還是之后的南朝，都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壽命都不長，政權的穩定性不強，在被權臣篡奪政權的過程中，皇室很難組織有效的抵抗和反擊。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也就是因為，對世家大族來說，家族利益高于國家利益，政權更替對他們的影響并不大，無論是哪個政權，都必須仰仗于他們的支持，才能維持下去。他們并不需要把自己的家族利益與某個特定政權捆綁在一起。曹魏代漢，司馬氏篡魏，南朝政權如走馬燈般更替，世家大族始終作壁上觀，而沒有與皇室一起共進退。
因此，在社會階層固化基礎上形成的門閥士族的政治忠誠度很低。所謂司馬氏狐媚以取天下，狐媚的對象也就是世家大族。司馬氏能夠成功篡奪曹魏政權得益于世家大族的支持，而最后滅亡，也是因為他們并未得到世家大族的全部政治忠誠。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從東漢末期到隋唐重新統一全國這四百年的大混亂，最為根本性的原因，實際上就是世家大族與地方豪強構成的社會組織網絡的封建性。曹操是在克服這個趨勢，是進步的，而司馬懿卻在迎合這個趨勢，自然是反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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