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卡爾·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馬克思的這一段話，在二十世紀以來的女權主義運動史上得到了令人心悸的應驗。由于受到經濟決定論的影響，許多社會主義女權活動家都一度以為，只要打碎了私有制，女性受到的壓迫就會自動消失。然而布爾什維克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卻顯示出這種經濟決定論的片面。布爾什維克黨退化變質后逐步取締進步政策的事實是耳熟能詳的。新中國一度消滅了落后的小農經濟，但小生產者意識形態卻依舊在人們的腦子里徘徊不去，而這讓官僚主義找到了幫手：小生產者意識形態是相當理想的維系官僚體系權力結構的工具。這種意識形態視女性為滿足男性婚配需求的物，而正是因為如此，才會出現“八千湘女上天山”中基層干部包辦婚姻的現實。盡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很快就意識到了這種包辦婚姻現象的存在，并對此予以及時的矯正，但他們卻拿小生產者意識形態沒有辦法，因為小生產者意識形態根植于中國共產黨革命敘事的主體——農民。這個現實遠不是官方媒體一句簡單的“歷史虛無主義”就可以抹煞的。
勞動力需要再生產-需要繁衍以及養育后代-需要異性性行為和穩定的家庭-只有異性戀專偶制才是“正常”的-所有人都應當進入婚姻并繁衍后代，女性由于具有生育能力尤其如此-女性應負擔一系列的天職——這是小生產者意識形態中一個非常“正常”的邏輯。這個邏輯是如此地契合常識，以至于在許多不同的社會形態中，這種邏輯都能夠喬裝打扮地出現。在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它叫做保守主義價值觀。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時期，它并沒有獲得一個確定的名字，但是它毫無疑問鞏固了下來。而在今天的中國，它被起了個名字叫“傳統家庭文化”。這個邏輯逼迫女性進入婚姻并且生育，以承擔社會再生產的職能。
社會主義時期的新中國并沒有足夠的生產力執行好養育責任的社會化，同時這個前時代的小生產者意識形態幽靈不斷地借尸還魂，因此婦女權利盡管有很大的進步，卻一直是畸形的。由于內憂外患而不得不優先生產、輕視分配，從而無法顧及養育責任的社會化，這是當時的現實。而官僚主義就在這里找到了滋生的土壤，它以小生產者意識形態作為工具，結果導致了輕視分配的現象變得愈加厲害，這最終使得養育責任社會化始終無法完成。在進入官僚資本主義階段之后，女性的權利經歷了進步與倒退，而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大規模的倒退已經難以避免。但這不是這里要詳談的問題。
小生產者意識形態關于繁衍的邏輯存在一個嚴重的內在斷裂：為什么繁衍和養育后代非得交給異性戀的專偶制家庭不可?
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社會拒絕負擔養育孩子的職能，而將其推給家庭。為了保證未來勞動力的質量，家庭被賦予了極大的教育責任。因此，必須要有一定的意識形態機器保證家庭能夠穩定存在。正如阿爾都塞在《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中總結的那樣，教育和家庭制度都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它們是對再生產的一種強有力的保障。這個意識形態機器作用的后果，就是要求人們必須進入婚姻并且繁衍后代。小生產者意識形態正好是能夠負擔得起這個職責的意識形態機器。女性被等同于具有女性外生殖器的人，而這與具有生育能力被視為等同。這個小生產者意識形態，在那些甫一出生就被界定為女性的人們身上訓喚出了構成“女性天職”的表演儀式，從而訓喚出了女性的范疇。意識形態對主體的訓喚是通過被動的表演儀式，而這就是“表演”的真正含義。
◤ 二 ◢
小生產者意識形態的根源是什么?
在這里，需要提出一個乍看起來充滿保守主義色彩的觀點：人類的生物學特性是小生產者意識形態的根基：人類的繁衍需要配子結合，需要在子宮中發育。乍看起來，這這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分析有相近的出發點。然而以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審視，就必須要給句話加上一條備注：到目前為止。在接下來的分析中，將部分引用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賽博格(Cyborg，或改造人)理論中展現出來的思想：如果人類的本質不過是在生產實踐活動中生成的社會關系，那么隨著技術的進步，人類的這一生物學特性完全可以被顛覆。實際上，如果抹消人類與機械之間絕對邊界的技術真的發展了出來(現在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跡象，毫無疑問)——或者即使退一步，人類的繁衍不再必須借助天然的子宮——那么“人類的生物學特性”就會真正變成一種不斷流動的非本質界定。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勞動力再生產的方式將被顛覆，甚至連舊有的男/女性別范疇都將被顛覆，因為這時談論某個人的“生育能力”將不再有意義。這可以為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表演/流動理論加上一個極其大膽的注腳。
哈拉維在《賽博格宣言》中提出：
我們是機械與有機體的混合物，賽博格就是我們的本體。
到目前為止，這還只能被看作是一個正在轉化為現實的比喻。但是我們已經目睹了人類繁衍方式變化的第一步：體外受精與代孕，或者更籠統地說，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技術還遠遠沒有發展到可以不借助母體子宮的程度，但是它無疑已經動搖了與小生產者意識形態密不可分的血緣根基——究竟誰才是孩子的親生母親?
然而，輔助生殖技術牽扯出的問題遠遠比這個倫理問題更加復雜。經濟決定論式的樂觀主義會給出這樣的推理：隨著血緣根基的崩潰，本質主義將趨于消失，社會將會接管養育的義務，實現全面的平等。但這種等待彌賽亞的樂觀一旦遇到現實，就會被徹底擊碎：輔助生殖技術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將會反過來嚴重地加劇不平等。以代孕為例：富有的資產階級女性可以選擇通過代孕來繁衍后代，而窮困的女性一旦進入代孕產業鏈，則幾乎必然只能選擇出賣子宮，就像歷史上一直存在的賣淫制度一樣出賣身體——以目前的生產力水平，窮困的人負擔不起代孕。即便是在代孕被嚴格禁止的中國，地下代孕產業也已經成為了一支龐大的力量，希望生養孩子的富人對代孕母親已經構成了剝削。
在這里，馬克思所說的那些歷史的夢魘顯然回來了：新技術使得生育過程被進一步推向社會，但社會化卻只是加劇了原來已有的階級分化;血緣觀念在現代生物學常識的佐證下，將新生兒的血緣關系同配子的提供者捆綁到一起;養育責任依舊落在家庭身上，不斷地再生產不平等。對于有能力選擇代孕的資產階級女性而言，她們確實從生育的枷鎖中解放了，小生產者意識形態規定的“女性本質”在她們身上得到了消解，她們盡可以在繁衍的同時安心地成為性別酷兒;但是對于代孕母親而言，“女性本質”卻通過技術在她們身上得到了最純粹的展現。我們甚至可以在這個假想的過程中看到一種可能：在技術的幫助下，階級的分化會導致性別身份的重新分化，階級重新生產性別。這一過程實際上早已開始，它開始于意識形態將“勞動婦女”同“資產階級婦女”進行區分的那一刻。只不過，那時的區分或許僅僅基于生活方式(“文化資本”)，而未來的區分將會觸及到固有認知中的所謂“性別本質”。
從技術上來說，輔助生殖技術必然是哈拉維關于賽博格的設想中不能缺少的過渡步驟。然而，既成的歷史事實，或許會把賽博格扼殺在這個搖籃里：舊秩序將新技術作為武器來進行自我強化，迅速加劇舊秩序的矛盾;新的賽博格技術未及誕生，資本主義秩序的矛盾就已經嚴重到無可挽回的程度，而達到盧森堡所預言的“文明成果的毀滅”。
酷兒理論和賽博格理論消解性別主體，這毫無疑問是革命性的。然而它們的抽象討論一旦遇上具體的社會現實，就立刻顯得片面了起來、“烏托邦”了起來。在討論主體消解的過程中，必定不能忽視那些既成的歷史事實，特別是既成的階級分化和負責規訓再生產的小生產者意識形態。已經死去的先輩們的傳統，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現實。在這樣的夢魘纏繞之時，消解主體的結果未必是解放。
◤ 三 ◢
技術不是潘多拉的盒子，并非技術奴役了人，而是人的社會關系利用技術奴役了人。技術的“本質”需要靠技術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來確定。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
——卡爾·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
技術是一種物質性的存在，它可以被用來改造世界。然而向哪個方向改造?如果技術服務于資本主義秩序的自我再生產，那么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消滅技術，而是消滅資本主義秩序。
改變一定不會自發地發生。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讓人們以為革命不過是一種彌賽亞，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的那個“因為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而產生的革命”。但馬克思本人從來都將革命看作人的行動，而不是自動發生的。與其說“生產力歸根結蒂決定生產關系”，倒不如說是生產力為生產關系劃定了邊界，在這個邊界之內，生產關系可以任意變動，但“越界”是不可能的。然而，正是一次次的革命將邊界不斷地向外拓展，正是生產力的提高為拓展邊界提供了根本的動力。
該怎么革命?
之前的分析明確地指出：技術發展為革命創造了可能，但僅有技術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自己構建相應的社會關系。這種構建，必須伴隨著對舊社會關系的消解，因為技術的發展勢必成為舊社會關系進行再生產的工具。新的社會關系必須要做到：擁有發達的技術，同時能夠控制技術，使得技術的運轉不服務于資本的增值，而服務于人的福利保障和教育，以及生產力本身的發展。
為此，依舊需要從死去的先輩那里借用一些傳統，但這一次需要借用的是列寧。
列寧實際上提出了一套關于萬維網的作用的理論，但是，因為他對網絡一無所知，只好以不幸的中央銀行為例。……對于資本主義而言，在萬維網中，不是同樣存在著爆炸性的潛能嗎?微軟壟斷的教益不同樣也是列寧主義的教益嗎?不是通過國家機器向微軟的壟斷進行宣戰(回憶一下法庭是怎么命令微軟公司肢解開來的吧)，而是使其社會化，使每個人都能自由地使用它，不是更加“符合邏輯”嗎?……今天，有人喜歡把列寧的著名格言“社會主義=電氣化+蘇維埃政權”，轉化成“社會主義=自由使用互聯網+蘇維埃政權”。
——斯拉沃熱·齊澤克，《賽博空間時代的列寧》
能夠做到上面幾點的社會關系，似乎必然帶有蘇維埃政權的根本屬性。齊澤克的“社會主義=自由使用互聯+蘇維埃政權”應當這樣理解。顯然，“蘇維埃政權”在這里并不是指龐大冗雜的官僚系統，而是指一種集中分配的機制。在信息技術發達的前提下，曾經飽受詬病的中央計劃未必真的是空想。當然，在現實條件下，這樣的新蘇維埃若希望奪取政權，只能夠通過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并借助最嚴酷的、在現代社會看來完全不可接受的暴力手段。
新的社會主義性別平等運動圖景是這樣的：必須將輔助生殖技術應用于人類的繁衍，盡最大可能減少女性的負擔;如有可能，必須借助不依賴人體子宮的繁衍方式，如人造子宮，只有這樣，徹底消解女性的“生物學本質”才是可能的，酷兒理論所期待的徹底的流動性也才是可能的。但這遠遠不是唯一一件需要做的事。生育的枷鎖之所以存在，并不在于生育本身，而在于那些將生育變成枷鎖的社會關系，以及基于此的意識形態。因此，與推廣輔助生殖技術相伴的，必須是借助強制手段推進養育的社會化，以此扭轉小生產者意識形態。即便不考慮倫理層面的問題，實施這樣的計劃也會與小生產者意識形態導致的“延續血脈”和與之相伴的“親子之愛”觀念產生極為嚴重的、不可調和的沖突。這樣的沖突決非通過行政手段就能夠壓制，因為它動搖了現代社會賴以存在的基本信條。但是，不動搖這些信條，新的事物就無法建立。
面對這樣的圖景，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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