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明崇禎17年)元旦剛過,當李自成率大軍渡黃河,自陜入晉,準備橫掃山西全境,然后克大同、陷居庸關,居高臨下地攻打北京的時候,一貫號稱高瞻遠矚、英明果斷的崇禎皇帝在京城辦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他要建立新軍以加強京師的防務,特敕令東廠指揮使曹化淳和錦衣衛使吳孟明兩位同志具體經辦并推薦新軍的領導人選。崇禎皇帝的表兄弟、襄陽伯李國禎同志一聽到這個消息便覺得有利可圖,馬上一面委托平時與他在一起吃喝嫖賭的官八代、富九代的紈袴子弟去市面上收羅地痞流氓市井無賴,一面給曹化淳、吳孟明送去大禮,請求他二人保舉自己出任新軍的司令員。
果然,得了好處的曹、吳二人一奏即準,隔日便有圣旨下,任命李國禎同志為京師三大營(相當于京城衛戍區)的司令員,任命內臣(太監)杜勛同志為監軍(相當于政委)。圣旨里還說,在國危之際,各位大臣、皇親國戚能急國家之所急并挺身而出,“朕心甚慰”,待整軍完備,朕將擇日進行檢閱。
然而,崇禎同志“朕心甚慰”了沒兩天,問題來了。
由兵部尚書(國防部長)張縉彥領銜,外戚內臣、包括曹化淳吳孟明杜勛李國禎等同志參加,集體向崇禎同志匯報,云:盡管老軍新軍都一如既往地聽大明中央的指揮,只忠誠、服從于崇禎同志一個人的調遣,政治上可靠,軍事上過硬,作風上頑強,科技上領先……但,大軍未動,糧草先行,現在的問題就是——缺銀子。
這就引出了第二件大事——籌餉,集資。
大明王朝此時究竟還有沒有錢?答案是:有,但也可以說,木有。
雖然,自萬歷之后,邊釁日繁,警報頻傳,但從太祖、成祖始,大明的GDP就一直領先世界,基礎厚實著呢。即便是到了萬歷年間,為了送福王之國(即去他所屬的藩地。當時福王的藩地占現在的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和湖北北部一大片地區),皇帝和皇太后就將宮中大量的金銀財寶賞賜給了他,其價值不低于三千萬兩白銀。你說有木有錢?多了去了!以至于崇禎十年李自成打破洛陽后發現,福王府銀庫里金銀珠寶堆積如山,連拴銅錢的麻繩也腐爛得寸寸斷裂!(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河南大災到了易子相食的地步,而守洛陽的軍隊更是缺餉嚴重,可福王寧愿錢爛了也不掏一個子兒,結果他被李自成逮住殺了后身上的肥肉被饑民們搶食一空。)一個藩王府如此,全國大大小小千百余王侯府邸加起來又是多少?更遑論那些皇親國戚貪官污吏家中所藏幾何了。因此,從這個角度說,大明王朝不僅有錢,而且是大大的有!
但大明王朝又木有錢。為神馬這樣說捏?自從朱元璋把子孫封到全國各地為藩王后,兒子生孫子,孫子又生兒子,其嫡、長子世襲王位,其余兒女則依次封爵位。幾代傳下來,再加上那時未實行計劃生育,那人數就難以統計了。而且,代代相傳,這些人一生下來就是大明“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最低的也享受著縣團級的待遇,由朝廷分發祿米,這就形成了國家一個巨大的負擔——要用從老百姓身上收刮來的稅賦養活他們,以至于到了明朝末年,國家的財政收入大不如前,每年只有區區四百萬兩,但也得撥出二百萬兩去養活這些寄生蟲。相反,這些藩屬個個都有分封的土地,大的如前面所述的福王,其“疆土”橫跨三省,小的也有幾百頃莊園,其封疆內的所有一切都是他們的私產,而且還不用向國家繳納賦稅。這樣一反一正,就是再大的駱駝也有被拖瘦、拖垮的一天。
勛戚權貴們帶頭聚斂土地和財富,各級官吏和地主老財們還有不效法的?據有關資料顯示,大明王朝到了天啟(1620—1627)年間,全國的可征收苛捐雜稅的土地人口,比永樂年間減少了近40%,這些財富全都集中到了極少數私人手中。再加上連年災荒和對外戰爭,所以整個王朝到了崇禎朝時,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八面漏風,吹一口氣就要倒塌的空架子了。在這個時候,再向崇禎同志要錢,不就等于是索他的命嗎!
可是,眼看李自成大軍壓境,再不用銀子喂飽新軍以保衛京城,那不就國破家亡了嗎!崇禎同志雖然急得面部神經麻痹,表情木然,可三角眼轉了幾轉卻計上心來——他決定立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逼在京的所有皇親國戚王公大臣們掏銀子出來,以解當前朝廷的燃眉之急。
這一天,會議正式開始,崇禎同志首先發表重要講話。他先從國際國內形勢講起,又講到九榮九恥多難興邦,再講到各級領導同志在此時應該承擔的義務和責任,要求大家必須要講政治,顧大局,最后強調大家要高舉科學發展的大旗,共克時艱,渡過難關后實現共同富裕等等,口干舌燥地不多不少足足講了有三個小時。
然而,任憑你崇禎同志奶聲奶氣地、聲嘶力竭地講,下面的人有的呲牙咧嘴地挖耳屎,有的歪鼻斜眼地摳鼻屎,還有的蹲在地上,聚精會神地看地磚縫里螞蟻搬家,就是沒有一個人答腔,他們此刻心里想的是——塔瑪啦戈壁,你當“核心”的為神馬不先做表率?皇宮里那么多金銀財寶你為神馬不拿出來救急?尼瑪,李自成要毀的是你朱家天下,礙我等什么鳥事了!
軟的不行只有來硬的,崇禎同志一發急便有點對眼,這時只見他雙眼望著國丈周奎(周皇后的老子,崇禎的老丈人)吼道:“朕要殺人!”站在周奎對面的駙馬鞏永固知道崇禎同志對眼,看起來他像是望著周奎吼的,實際上他的眼睛正盯著自己,于是,嚇得連忙表態:愿意“樂輸”白銀五千兩。他這一帶頭,其他人也不敢再裝聾作啞,紛紛“慷慨解囊”,逼得國丈周奎也掏了一萬兩。至此,共籌得白銀十七萬兩,崇禎同志再從皇宮中拿出三萬,合計二十萬,作為軍費交給李國禎同志去具體經辦。
李國禎同志拿到了這筆銀子,先偷偷地往家里送了五萬,然后再拿出十萬與杜勛等同志平分,真正當做軍費開支的,恐怕連五萬也木有。再后,用這些錢招募了四五千地痞流氓,市井無賴,組成了所謂的三大營,浩浩蕩蕩地開出城去,沿沙河一帶布防。
可這些游手好閑的東西怎么能夠打仗呢?還沒見李自成大軍的影子,只聽見幾聲炮響,這群烏合之眾便作鳥獸散。更有意思的是司令員李國禎同志和政委杜勛同志主動地向前跑了十幾里去投降闖軍,迎接新君駕臨并表示要緊密團結在以李自成同志為核心的大順中央周圍,與大順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勇立新功!
到了這個地步,縱然是玉皇大帝下凡亦于事無補了。很容易,李自成的大軍根本就沒費什么鳥事便破了北京城,崇禎同志只好跑去煤山上吊自盡。日鬼得很,臨死之前,崇禎同志將他那一頭濃密的秀發披下來,也不知道是想遮住那一雙對眼呢,還是想不讓人發現他早已患上了面癱。
有一位偉人說過:“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而每當革命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時候,這種“暴烈的行動”就直接體現為勝利的一方對被推翻階級全面的、徹底的清算!李自成農民起義的勝利,同樣如此。
自成同志一進北京就布置對大明王朝的清算工作,并特地下旨,委托汝侯、大將軍劉宗敏同志具體負責這一工作。
那劉宗敏苦大仇深又嫉惡如仇性格剛烈,自從造反以來也不知殺了多少貪官污吏和皇親國戚,卻總感覺不太過癮。此刻,能夠親自審問、清算這些重量級的勛戚權貴,文武大臣,于他而言直是比三伏天吃冰鎮西瓜還要開心。于是,他先命手下做了五千套夾棍,然后,一個個地將那些權貴、大臣們喚上堂來,也不跟他們多啰嗦,只是簡單地問:“干過什么壞事?家里有多少銀子?不說是吧,來啊,夾棍伺候!”
還別說他這一套真管用,那些細皮嫩肉的權貴們何曾經過這種陣仗?又哪天吃過如此的皮肉之苦?大刑之下這才知道錢財乃身外之物,保命要緊啊!于是乎家里有十兩銀子的絕不敢說九兩,統統“貢獻”出來。當時,即便是“保明衛朱”也只肯出一萬兩的國丈周奎同志,此時也不需要人動員,硬是翻箱倒柜地將全部家產六十余萬兩“奉獻”了出去,卻仍然被劉宗敏打了五十下屁股,差一點一命嗚呼。
如此這般,從三月十九攻克北京開始,到四月初十左右,通過拷打百官,追逼捐輸,李自成起義軍在京城共獲得價值柒仟伍佰萬兩的贓款,加上皇宮中搜出的一千六百萬兩和國庫中僅存的六十萬兩,合計數是九千多萬、近一萬萬兩。
如果說當時明王朝每年的財政收入是四百萬兩的話,那么,革命者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創造出了相當于明王朝二十四年財政收入的輝煌業績!當然,這是清算的結果。
應當說明的是,李自成劉宗敏等人囿于歷史的局限,不可能認識到這樣做對于新政權的建立是不大妥當的行為,他們當時也不可能想出更好、更完美的辦法來做這件事情。更不可原諒的是,當他們取得了這些錢財后,不是將其歸還給老百姓,而是李代桃僵,自己先享受了起來。這樣,既很快失去了人心和人民的擁護,又極快地腐蝕了隊伍,喪失了戰斗力,埋下了失敗的種子。
但不管怎么說,在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中,勝利的一方清算失敗的一方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而規律是任何人也逃脫不了的!
以史為鑒,那些至今還在與民爭利,搜刮民脂民膏,將公財變為私產,自以為得計的人,還不罷手么?難道真的想等著被清算么?!
2011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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