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2016：“知識氣氛”的悲鳴陰歌

　　再探2016：“知識氣氛”的悲鳴陰歌

　　文/楊雄偉

　　一

　　新文化運動的第一個百年之后的第一年，2016年，我們所處的時代就急促地為百年前先人用生命與智慧扭轉過來的“知識氣氛”唱起了悲鳴陰歌。

　　這里的“知識氣氛”一詞來自于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一書。黃在書中把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等人開創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帶來的中國知識界和全社會思想之解放的時代稱為“知識氣氛”。

　　“與以前幾十年比較，中國在1919年已更向前進一步。”對一個具有“知識氣氛”的時代給中國帶來的好處，黃評價道，“現在，五四運動知識分子的行動愈為切實。他們主張將中國文化上的因素全盤托出重現審定，必要時不惜清算，達到了中國人所可能主張之極點。”

　　由此可見，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思想遺風，在百年前的中國人骨子里尚且留下了奄奄一息。

　　然而，百年之后的時至今日，這場有關中國道路和主義的大爭論，留給今人和社會的只能是在書本中對“知識氣氛”的無限遐想和在遐想中透露對今日之時代無限愚鈍之殘破心境。

　　因為，2016年，一代文化巨匠所實現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時代風骨，沒有茍延殘喘地留下了，留下來的只是今日之國人思想上的蠅營狗茍。在今天，事件可以真偽并存、魚目混珠、云山霧罩;在今天，政客可以指鹿為馬、顛倒乾坤、欺世盜名;在今天，文人可以不惜為歌功頌德竭盡口誅筆伐、殺人不見血、毀譽不掉淚的阿諛獻媚之能事。

　　有關這一點，從2016年的梅葆玖、陳忠實和楊絳這三位文化名人的相繼辭世最終演變成的一場場思想界、文化界和輿論界的言語惡斗就可以看出當今的世道和人心。

　　對梅葆玖、陳忠實和楊絳的離去，本著從“死者為大”的道義情懷出發，我們的思想界、文化界和輿論界說說一些恭維的話，情有可原，但僅此而已。如果將一個人一生取得的成就與這個人一生所建立起的品格相互交織、東拉西扯、風馬牛不相及地作為緬懷、評判這個人的標準，那么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中國社會完全成為了一群缺乏思辨之能力兼具低智化危險的低能兒在治理和引導國民的思想走向。

　　愚民政策，從來就是神話已經死去的人，將一切符合中國傳統道德要求的理想化完人面目呈現在世人面前。豈不知，從古至今，世上哪有完人。完人只活在書本的文字間，完人只在善良的人面前有市場。

　　荀子在《天倫》里講：“星墜木鳴，國人皆恐。”國人恐懼什么?恐懼的無外乎是精神支柱的崩塌和社會良知的喪失。

　　與荀子的那個時代相比，當今的時代和國人恐慌已久。

　　今天，國人恐慌的是，當今時代出不了大師級別的人物，出不了能救贖中國人內心掙扎的大思想，出不了能人人信仰之的精神皈依。

　　因此，不得不承認，從梅葆玖、陳忠實和楊絳死后，我們的思想界、文化界和輿論界所控制的媒體報道來看，大有將之神話為完人的意思。但我看后，卻不得要領，這些報道盡顯吹噓和浮夸的媚態。也從骨子里體現出了，中國社會急切需要來一場有關“真理大討論”、“思想大解放”的論戰。

　　索性，當我在看完媒體對梅葆玖、陳忠實和楊絳的滿是贊譽評價之后，心里一直在嘀咕：“他們是這樣的人嗎?”因為，一個在“禮崩樂壞”的市場化的粗制濫造的進程中混跡幾十年的中國輿論江湖，我是不信的。

　　幸好，能撫慰我心靈的是，歷史和事實一再證明，吹噓的浮夸是一種自掘墳墓。

　　幸好，在對梅葆玖、陳忠實和楊絳滿是贊譽的旮旯里，我聽到了閃電般的不同聲音。

　　于是，在最后一位京劇大師的罅隙中，有人懷疑：“梅葆玖真的有這么重要嗎?”

　　于是，在“三秦文膽，華夏風骨”的溢美中，有人忤逆：“陳忠實的《白鹿原》超出了他的文學積淀，是一種超水平發揮，因此，他僅此一部而已。”

　　于是，在人間從此再無才女的執拗中，有人大膽：“有關楊絳的評論，可謂濫情、犬儒的一塌糊涂。”

　　在這里，我首先要說的是，我對梅葆玖、陳忠實和楊絳是極其尊重的，并沒有貶低他們的意思，僅是以他們的逝世和輿論的反應，作為探究國人在對事件、人物的評論中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去真存偽的一面的。

　　二

　　這里僅以陳忠實為例。

　　從陳忠實走的那一天開始，各種牛鬼神蛇就開始在報紙和網上發聲悼念陳的死，其中拼盡渾身解數把老祖宗留下的贊美詞語都用在了陳的身上。姑且不論陳能不能消受的了這些詞語，僅以他們圖一時之快，不過腦子的文字，缺少考證的隨意態度，就可以看出他們不是真心實意地緬懷陳，而是借陳的死在消費陳。

　　如果把對陳的個人感情和道義，作為贊美陳的出發點，而不去區分陳在文學領域取得成就和個人品行，其實是對文學這個老朋友和死人的極大不敬，也是對自己淺薄和刻薄的一種到處宣揚。

　　不得不承認，《白鹿原》是一部很成功的文學作品，但用文學作品的成功來推導陳的為人和品行的光輝，這在邏輯上是站不住的。而在評價陳的死上，當今的思想界、文化界和輿論界顯然有意將《白鹿原》與陳的品行混為一談來說教。

　　評價事情和人物的態度應該是這樣：一個人取得的技術成就與一個人能達到的修養要區分對待，不可合二為一，不可張冠李戴，不可有用的用之、無用的舍之。用技術粉飾道德上的缺陷，以及用道德掩蓋技術上的低級，這是由古至今，中國思想界、文化界和輿論界常犯的一個有意為之的錯誤。

　　錯誤的背后常常有一種不可告人的秘密。當然，捅破了它，無外乎就是政客的愚民之策。

　　而不明就里的大眾或振臂高呼，或群情激昂，卻不問贊美的對象(陳忠實)是否應該受到這份贊譽，更不問這種贊譽是否文明，是否就是真理。

　　我們往往會被自己的無畏與無知的慣性竊取本應有的理性和智慧，這常常在對死人，尤其是在對有大名氣的死人身上，輕易地送上“偉大”、“崇高”、“一座山”、“后無來者”等夸張的詞語。陳忠實的死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

　　對“偉大”、“崇高”、“一座山”、“后無來者”等夸張詞語是否應用的中肯，是很好作出判斷的。其實，我們所了解的陳忠實只是我們想象中的陳忠實，只是那個因寫《白鹿原》而成名的陳忠實，僅此而已，很容易被“你對陳忠實到底了解多少?”的問題所打倒。

　　同理，當今的中國思想界、文化界和輿論界對梅葆玖和楊絳的評價，也正應了評價陳忠實的路數。

　　在正規的出版物中，這種搞一言堂的評價體系，我們源遠流長。最近幾十年里，我們又重操舊業，由上及下地只能出現一種聲音，即歌頌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

　　這很好的理解，尊重人物要從揭示真相開始，而揭示真相需要勇氣，因為真相往往是血淚交加和陰暗丑陋。

　　但在這里，并不是想要人人都成為為真理而戰，去當死鬼，假冒英雄，這沒有必要。因為，為真理而戰的理想主義是可貴的，但人之為人的健全的現實感以及審慎、妥協甚至迂回的精神也同樣是可貴的品質，所以，在這里，我還只想探討造成當今中國思想界、文化界和輿論界的瑣碎化和平庸化問題。

　　社會的瑣碎化和平庸化問題，與今天的知識分子位卑言輕有關，更與他們獨立、自由之精神消亡有關。

　　美國學者休斯(H.stuart Hughes)在《矯揉造作的反叛者：歐洲知識分子和政治文化》一書里講，由于知識分子日益邊緣化，所以他們變得非常的犬儒和自戀，看問題已不會從大處著眼，也不會去談根本性的問題，而只是會在許多瑣碎的小問題上去玩稀奇古怪的觀念游戲，有如是在玩身體的啞謎，這等于是一種“小調的顛覆游戲”。所以，知識分子現在越來越矯揉造作。

　　平庸化的問題，法國教授勒考特(Dominique Lecourt)在《平庸化——1968年后的法國哲學》中指出，今天的法國已和上世紀60年代大師輩出的時代完全不一樣了，現在的法國知識分子已不再有宏觀的思考習慣，都是在講一些不疼不癢的瑣碎話題，多半是消費性話題。

　　究現實情況可以看出，當今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情況與休斯和勒考特所說的瑣碎化和平庸化傾向是一脈相承的，更與一百年前新文化運動時期大師輩出的時代是背道而馳的。

　　知識分子過分乖戾地犬儒，可以明哲保身，醉生夢死，但對國家是有害無益的。

　　這種感官就是，在百年前，即使那個時代的資訊不發達，但知識分子仍把自身看作能夠解救天下于水火之中的儒士，他們仍在有限的訊息里找到攸關社會國家的大話題，并從中尋找時代努力的方向。但到了今日，這種尋找大問題的能力已在知識分子中消失。

　　三

　　造成的結果是，今天知識分子論戰的大舞臺——所謂的“新聞”，不再是國家社會的大事，而是“碎嘴話題”或者緋聞成了重要新聞。

　　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我們的新聞里既大量充斥著對梅葆玖、陳忠實和楊絳的贊譽，又到處在討論他們的“碎嘴話題”。因此，今天的中國思想界、文化界和輿論界都在熱衷于名利價值，對人類追求的自由平等反而愈來愈冷漠。

　　所以，對于當今社會可以得出這樣可怕的結論：人們對重要事件的定義已被稀釋，久而久之，真正重要的大事已受不到人們的關注。

　　中國以一個國家的整體進入瑣碎化和平庸化的時代，這背后是一個攸關真理大討論的問題。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那么，在評價事件、人物的過程中，真理是如何獲取的呢?

　　按照西方的哲學體系，真理具有三種語義：批判意義上的真理(后物理——形而上學)，形式意義上的真理(工具論——邏輯)，實證意義上的真理(物理——經驗世界)。

　　說的通俗一點，批判、邏輯、實證是通向真理的三大法寶。

　　因此，我從當今的新聞報道里，并沒有看到對梅葆玖、陳忠實和楊絳的評判所涉及到批判、邏輯、實證這三點。換句話說，我們一直生活在一種無時不刻的謊言中。

　　需要澄清的是，在真理獲取的第一步批判上，批判的要義不在于批判而批判，而在于批判的人提供了一種怎樣的解決方案。關于這一點，黃仁宇認為，對事件的“每項批評都有相當真實的成分，可是批評的人自己就不能說明如何以避免這些錯誤，此外他們也沒有另辟途徑地講出應采取的路線”。

　　有關邏輯這一點，在前面，我一再強調，評判出發點上的邏輯錯誤是極具危害的。前面也說過，現代人對梅葆玖、陳忠實和楊絳的贊譽評價有一種“有用的用之、無用的舍之”的“將一個人一生取得的成就與這個人一生所建立起的品格相互交織、東拉西扯、風馬牛不相及”的邏輯錯誤。

　　實證的真理，用胡適的話說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這一點，由于今人的過分聰明，我倒沒有看出來中國在哪一點上具備實證的要素。

　　在中國，真理的獲取從來都是反真理的。黃仁宇指出：“中國的傳統，認為道德標準持久不變，真理與權威同時由上流傳至下。”

　　換句話說，長期以來，我們從書本中或者從當今的新聞里所看到的事實，多數都是從道德標準的出發來還原一個事件和人物的真相的，這里面的有多少真實，有多少虛假，可能連寫作者都難以說的清楚。

　　靠道德標準所建立起的價值體系，雖不能一棒子打死，但總叫人生疑，這也不是一個國家在事實面前應采取的態度。

　　因此，從宏觀的立場來看，世界上從無一種全然相同的事物在歷史上發生兩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獨特之基點。所以，在事件和人物評價的因果關系上，我們應當將事件和人物歷史事跡盡量前后連貫看去，而不應因一時一事面對的時代壓力而下悖論的定論。

　　真理最怕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王小波認為，“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能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

　　為了不讓2016年成為“知識氣氛”的悲鳴陰歌之開始，同時避免不理智的年代出現，當然要在今天的中國思想界、文化界和輿論界首推新文化運動時期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演恪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演講一文中強調：“對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于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具須以生死力爭。”

　　所以，對于今天的中國整個社會，中國思想界、文化界和輿論界，和個人，一切都是小事，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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