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中仰望星空的孫連城也給人很深的印象。從劇情中我們能看出他是個傀儡區長，對于丁義珍的各項安排無力抵抗，出了問題他也能躲就躲，深諳明哲保身的官場要義。但就是如此還能夠身居要職，這就足以說明中國整個政治系統的問題了。評價官員的第一原則就是GDP，背后還有無數的潛規則，至于群眾的滿意度則是甚少提及，也是無關緊要的。如果沒有李達康的步步緊逼，在官官相護的套路中很多問題就被壓下了。別說京州信訪辦，就是國家信訪局又如何呢？現實中孫連城太多了，李達康太少了。
戰爭年代，毛澤東支部建在連上的創舉作用巨大，提升了共產黨隊伍的戰斗力。但相應的也使得共產黨隊伍中的干部數量，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數量超出了實際所需。建國初期的官場結構沿襲了明清體制，這對于初生的共和國來說負擔過于沉重。毛澤東的應對之策是五大書記進京，減少權力層級。但中央也是僧多肉少，高饒事件的發生也就不令人意外了。毛澤東希望官員們繼續發揮戰爭年代政委的鼓動作用，用榜樣的力量幫助中國迅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由此他發動了大躍進。但最終他并沒有成功，官員們讓他失望了。他們不再是曾經心懷天下的政委，而是如今步步心機的官僚。
怎樣評價文革呢？如果去除意識形態的面紗，文革的直接后果就是罷官。就像毛澤東表示的那樣，《海瑞罷官》關鍵在于罷官。中國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確實培養出了一個官僚階層，他們擁有自身利益，完成了異化，與共產黨員的身份不相符了。毛澤東的使命就是砸碎舊體制。中國一下子進入到無政府狀態了，后來被工農兵聯盟所填補。官方一直堅持文革期間中國經濟崩潰的論調，因為不如此，不足以顯示官員的重要性。但這十年卻是中國工業體系建成的十年，資本從哪來？從官員拿來，靠的是讓官員下崗。
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從經濟改革開始。包產到戶的要義不在于解放生產力，而在于解放勞動力，從此農民工逐漸登上歷史舞臺。工農聯盟就此解散，不是朋友，卻是相互競爭的仇敵。在政治領域，提倡干部的年輕化、知識化，老干部逐漸退休，逐漸完成了新老交接。但整個官僚隊伍的規模呢？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老干部的退休還引發了一個新情況，或者說明清以來的老問題。要退休的權臣們要選好自己的接班人，實現權力的交接，這就使得共產黨內的派系斗爭明朗化和復雜化了。在《人民的名義》中趙立春就是典型代表，其下還有李達康的秘書幫和高育良的漢大幫，環環相扣，令人觸目驚心。
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切向GDP看齊，靠的是不爭論，也即是汪暉所說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這就使得帶有很強意識形態色彩的組織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干擾。比如工會、婦聯、團委。這些組織如何在新時期有所作為呢？這本身就是驢唇不對馬嘴的事情，最后它們更可能的歸宿就是利益輸出場。就是我們的黨組織，也面臨嚴峻挑戰，組織力、戰斗力弱化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了。十八大以后，黨中央召開了群團工作會議，想讓這些準政府組織重新煥發活力。但是沒有明確的方向，此事還是難度頗高的。
三個代表的提出，也讓商人成功躋身共產黨依靠對象的地位。從此以后，基層人大政協充斥了各地成功的商人。每年兩會召開，好像讓人產生這是富人炫富、明星選美的場所，甚至連一些外國人都可以登堂入室了。你、我、他都是人民了，人民這個詞還有意義嗎？只可憐了工人、農民沒人代表。放眼全國，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士都被吸納進整個政治系統了，中國真實的政府規模已經大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長久下去，是會耗盡國家的潛力的。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政府體現了負責任政府的擔當，但代價是誰承擔的？是工人，大批國有職工下崗，而東北就是重災區。近年來，東北地區經濟持續低迷，甚至已經跌到谷底。各路專家分析各種原因，怎么不去想一想大量國企的私有化呢？私有化并沒有帶來經濟增長，反而破壞了東北地區的經濟結構，從而使得該地區消費乏力，經濟增長無以為繼。如果大鍋飯養懶漢，那么危害更大的是官員的懶政，但何曾有過官員下崗呢？只有毛澤東做過，因而知道現在官員們還在詛咒他。
現在反腐敗斗爭如火如荼，讓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但我們回顧一下，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還在認真執行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民主生活會有沒有流于形式呢？怎么理解為人民服務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當工人、農民還處在社會的底層，一生都在為那蝸居之地奮斗時；當醫療、教育、住房依然是當代中國人頭上的三座大山時；當工人、農民距離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越來越遠時，共產黨的那些口號就不再激動人心了。那么孫連城就有無數的理由來反駁李達康，李達康能講的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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