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月29號由最高人民檢查院組織創作的當代檢查反腐題材電視劇《人民的名義》播出以來，由于中國的反腐劇自2004年以來一直沉寂十多年，如今一朝歸來，燃爆銀屏。
《人民的名義》中反腐涉及到副國級官員，真可謂反腐尺度大、層次深，觸及面廣。這部電視劇不但是一部非常好的反腐題材，更是揭露了當今中國社會腐敗現象背后的最大罪惡——私有化。
一、大風廠的工人是“私有化”制度的受害者。
劇情始終圍繞著漢東省京州市原國營企業大風廠因為私有化以后所涉及的各類腐敗現象。大風廠和千千萬萬的社會主義國營企業一樣被私有化了。國家經濟遭到損失時，沒有人出面為國家利益呼喊，連劇中歌頌的為了搶背炸藥包虛報兩歲入黨的老共產黨員，前京州市檢查院副院長陳巖石同志都在為私有化奔走呼號，這就難免讓我想起我國五代后蜀亡國宮妃費氏的名句，因為后蜀不戰而降，致“十四萬人同解甲，寧無一人是男兒”。瓜分國企時正值前蘇聯解體的前后，當時中國也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敢于站出來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導致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人們利用各種權力、關系、手段，逐漸地把屬于國家的財富從各個不同的渠道流入到私人的腰包，國家財富變成了少數人的資本，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開始盛行起來。為了適應資本的發展，國家的法律制度和各種政策的天平也同時向官僚資本傾斜，直接導致了如今中國的貧富兩極嚴重分化。
從《人民的名義》這部電視劇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雖然高調喊著“城鎮化”，主張農民進城創業，可是農民進城后，政府卻不讓貧困的進城農民在城市有立足之地。不是以“暫住證”為名亂抓亂關押進城的農民，就是以其他莫須有的罪名驅趕農民，連農民進城后為了生存在城市擺個小攤都會被城管窮追猛打，鄭西坡的妻子就是死于城管制度下的冤魂。
“維穩”，顧名思義，就是維護即得利益者的權益。“維穩”是一些人心中的“法治”意識所產生的，專政對象就是那些對官僚資本不滿而進行上訪、請愿、游行的人民群眾。劇中的漢東省前省委書記趙立春的公子哥兒趙瑞龍一語道破了天機，他說：“這老百姓一鬧，就無原則地退讓，就不要法治了?”在趙瑞龍公子哥兒心中，“法治”就是運用法律手段來保護官僚資本的既得利益，鎮壓人民群眾的資產階級專政。說白了，“維穩”就是趙瑞龍所說的“法治”，是對人民群眾實行專政的一種特殊手段。為了維護官僚資本家的利益，政府準備了充足的維穩經費，維穩經費就是用于鎮壓人民群眾而發生的所有費用。
正是因為私有化，大風廠的工人才不得不為了生活而屈從于資本的脅迫;正是因為私有化的罪惡，才造成大風廠的“一一六”大火，這場群體事件引發的大火，點燃了漢東省反腐的烈火，引發了漢東省官場上的地震。
劇中人物漢東省京州市檢查院反貪局局長侯亮平說過這么一段話，他說：我們這些年啦，過多地強調資本帶來的變化和利益，使得現在全民崇拜資本英雄，從而忽略了它唯利是圖的本性和給社會帶來的負面效應。
由于私有化，中國社會崇拜資本(金錢)的現象確實太過火了，一切向錢看，一切為了錢，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負面效應是多么可怕!正如劇中人物陸亦可所說：貧富差別太大，帶來的被剝削感;權力不受監控，帶來的不公平感;社會保障不足，帶來的不安全感;這老百姓能不浮躁嗎?這社會風氣很危險啊!
說千道萬，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大風廠的工人也和全國千千萬萬的下崗工人一樣，都是私有化制度的受害者。
二、權力私有是“私有化”制度導致的必然結果
我們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私有化必然會導致政治(權力)、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私有化。
經濟私有化以后，權力私有化也緊跟著出現，從共產黨的干部變成是官員，人民政府變成官府，這就是權力私有的直接證據。
《人民的名義》劇中人物漢東省政法委書記高育良的妻子吳惠芬針對中國官場上的腐敗現象說：“說實話，現在的官場上一查一個準，要認真查起來，沒準還一串一串的。”吳惠芬的這段話，道出了中國官場腐敗的實質。
從經濟私有化到權力私有化是一種必然，也是社會規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貴族階層誰不是有權力的人?西方國家的所謂民主選舉實質就是有錢人(資本家)內部權力的再分配過程。在美國，無論是現在的特朗普還是過去的奧巴馬，無論哪個總統上臺，都是由總統自己來組建國家領導班子(政府)。中國臺灣地區的權力現象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回答，當馬英九上臺時，臺灣地區政府的權力班子是由馬英九組建的，現在臺灣的權力班子是由蔡英文組建的。在電視劇中所說的漢東省“沙李配”、“沙家浜”、“漢大幫”等社會文化現象都是中國私有化以后的產物。
在劇中的漢東省委辦公會議上，省紀委書記田國富對易學習的評價是這樣的：“25年的正處，無論調到什么單位，都是任勞任怨，勤政廉政，讓我們確實很感動啊!”是啊，為什么任勞任怨，勤政廉政的易學習始終得不到提拔?為什么高育良、李達康先后進入省委常委班子?連一心為自己謀利益的祁同偉都成了省公安廳長，為什么?
接下來，省委常委、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說：“我們的干部人事制度到底問題出在哪里?為什么象易學習這樣的干部兢兢業業工作幾十年都沒有提拔上來?”這個問題，在當時的會議上就有了答案：“不跑不送，降職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是啊，現在的干部人事制度是私有化以后制定的。正如省委組織部吳部長說的：“我們有些干部，一路被舉報，一路被提拔。為什么?有后臺嘛，現在這叫做政治資源了。”權力私有化講的就是政治資源(靠山)。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培養的干部應該是從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實踐中選拔的，選拔干部的標準是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生產勞動，和工人農民有感情，經歷過大風大浪考驗的人才能委以國家的重任。私有化以來選拔的不是干部而是官員，中國自古以來除了戰爭原因外，一般的官員都是從考場上選拔的。中國現在的官場上選拔官員從形式上是承襲了中國封建社會選拔官員的方式，而實際上是遵循資本主義國家任人唯親的慣例，這也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國家派官員去西方國家學習資本主義而得來的用人制度吧。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吃政治飯的人都叫政客，是為少數人服務的。劇中的省委書記沙瑞金指出：有的干部信奉圈子文化，整天琢磨著拉關系，找門路，某某是誰的人，某某又是誰提拔的，該跟誰套套關系，拉拉關系。在私有化制度下，哪個國家?哪個地區不是這樣的選拔官員?中國現在大多數人還堅信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基礎還是社會主義性質，而私有化的用人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是完全相悖的。如果真的在中國完全實行了資本主義制度，這樣的用人制度就再正常不過了。
用人制度是一種政治生態，對照如今的用人制度，這樣的政治生態不屬于社會主義性質，正如劇中的李達康書記所說：如果我們的政治生態進一步惡化，那是非常危險的。
當趙立春的兒子趙瑞龍來到京州時，時任省委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的高育良，省委常委、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都奉趙瑞龍為“公子”，把趙立春的話奉為“圣旨”。政府官員只唯上，不唯實，更不為民，這就是“私有化”制度導致的權力私有現象。私有化的國家沒有人民政府，官場上的官員大都是政客，沒有政治家。想要私有化制度下的官員“為人民服務”，那是萬萬不可能的。私有化不得人心，因此，現在的人民群眾不相信私有化的官府做好事也是理所當然的。
權力私有化是私有化制度導致的必然結果，要鏟除權力私有化，必須消滅私有制。
賀濟中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c41cf8160102wtg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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