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瑞老去世了，又少了一位不忘初心憂國憂民的老革命。
貧道對李老只見過兩面，對李老的了解一是讀過他的一些文章，其他的就是從網上看到他參加的一些活動，但已經對李老有了敬仰之心。因為他這一代老革命大多早已不問世事，還關心時事的大多都拋棄了初心。
大約是2011年，與鞏獻田、孫經先等幾個教授一起到李老家拜訪他。他住在二環內一個老式小區的高層里，室內面積不小但格局過時陳設老舊。來訪的主要原因想了解一下第三次人口普查中一些人口數字的來源，以便對困難時期死亡人口問題進行研究(八十年代初期李老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主持了第三次人口普查)。
李老動作遲緩，但腦子很清楚，對人口數字和統計工作很熟。記得交談中我問了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人對1960年年末人口比1959年年末人口整整少了1000萬有懷疑，這么整齊的數字是不是國家統計局經過修正的。
李老告訴我們：1982年前，也就是第三次人口普查前，政府的統計系統沒有專門的人口統計系統，所有年度人口數都是來自公安部戶籍統計部門。那個時期全國只有公安部門有專門的人口統計系統和統計辦法，因此統計部門不可能對公安部門的年度人口數進行改動，因為沒有依據。他講：1960年年末人口比上年整整減少1000萬，我也注意到了。記得報來的數字是一千萬零幾百萬，四舍五入成了1000萬，沒有改動。1982年后國家統計局成立了一直到縣級的城調隊和農調隊，此后國家統計局有了自己的人口數。現在國家公布的年度人口數字都是國家統計局統計的。李老講的情況我本來不清楚。
與李老的談話對我研究這個課題有很大啟發：我意識到關于這一時期的死亡數字問題，非常重要的是要詳細了解那一時期人口統計數字是怎么來的，是誰在統計，方法是什么，人口登記政策是什么，有什么漏洞，中間有什么變化，包括這一時期的歷史背景，政策特征，被登記人趨利避害會有什么行為取向……這些因素對人口登記都會有嚴重影響，使最終數字與實際有很大偏差。而實際上，公安部門這一時期給出的人口數字是有很多明顯矛盾的。如果這些東西都不搞清楚，調查點個別地區的具體情況，搞文學作品可以，搞科研報告不行。所以此后課題調查中，重點就是找當時基層的公安、民政(文革前公社一級沒有派出所，戶籍登記是民政助理員管)了解那一時期的具體政策和社會經濟情況。可以說是與李老談話讓我的研究另辟蹊徑。
記得交談中有個教授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有人說李老有一篇文章講困難時期中國超量死亡人口數是2200萬，有沒有這樣一個研究。李老當時就很生氣，說這是有些人斷章取義栽贓陷害。李老解釋說，他九十年代寫過一篇《“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的文章(載《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2期)。這篇文章沒有他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內容是介紹幾個外國人口學者和蔣正華先生的研究。李老說，他注意到美國人口學者科爾在研究中錯誤引用了統計資料人口數，使科爾的結論達到了2680多萬。李老說他這篇文章指出了科爾資料引用的錯誤，說如果正確引述這個數字，即使按照科爾的研究方法，也只能得出2158萬的數字。根本不存在贊同科爾的研究結論的意思，更沒有什么李成瑞研究結論是“餓死了2200萬”。
這個指鹿為馬的謠言至今還在傳，而且一些專家學者也在引用。前一段楊繼繩先生在談論這個題目時，還把“李成瑞：2200萬”作為一種“研究成果”。
2010年5月7日，體制內理論權威的石仲泉先生做客強國論壇，他向網友介紹了對“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研究。其中包括年鑒中1960年比上年少1000萬，蔣正華先生的1700萬，美國人口學家科爾的2700萬。最后他介紹了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先生的2200萬數字，說“李成瑞的文章是受到中央黨史研究室的認可，這個我可以負責任，其他的數字得出的結論不好說。”經他這么一講，這個屎盆子就真扣到李老頭上了。
貧道在這里再次為李老辟謠：李成瑞老從來沒有說過困難時期有2200萬人超量死亡。
其實讀讀李老的文章就清楚了：
李老注意到科爾書中列舉的一些年鑒數字與實際不符，比如科爾書中說：“按官方開列的死亡率計算，1957年的死亡數為 590萬……”，但用“官方開列的死亡率計算”，這個數字是688萬，相差近100萬。
李老寫到：“按1957年戶口登記的年平均人口63741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數與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死亡人數有較大距離。那么，是不是科爾書中給出的1957年死亡人數是根據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計算的呢?筆者計算的結果是：(1)按科爾書中給出的戶口登記1957年死亡人數590萬，死亡率為10.80‰倒推，這一年的平均人口為54630萬人;(2)按科爾書中給出的他所估計的1957年死亡人數1040萬，死亡率19.0‰倒推，這一年的平均人口為54737萬人。這樣倒推出來的兩個1957年人口數比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的58260萬人(這個數字是科爾所肯定的) 還少3500至3600萬人;而且把1957年與1958年的65324萬相比，一年內猛增1億多人，這是難以設想的。”
接著李老對1957年死亡人數進行技術性修訂，按科爾“其他所有年度同樣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統計的1957年平均人口為63741萬，依照科爾重估的這一年死亡率19‰計算，死亡人口為1211萬人。把這個數字與科爾計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萬聯系計算則1958年至1964年的線性死亡人口為6462萬人，與科爾估計的這6年實際死亡人口8620萬相比，超線性死亡人口為2158萬，約為2200萬(這一數字的修訂由筆者負責)。”
這些文字表明，李成瑞老給出的2200萬超線性死亡的意思是：
即使按照科爾的邏輯和給出的數字，科爾也只應該計算出2200萬超線性死亡。
李老這篇文章的主旨很清楚：科爾的研究是有缺陷的，起碼是技術缺陷，多算了500萬超線性死亡。與科爾的研究相比，“蔣正華教授……的方法，科學性更高一些。”蔣正華教授超線性死亡數字是1700萬。李老全文最后這段話也只是對兩人的成果的比較，也不存在李老贊同困難時期中國有非正常死亡1700萬的判斷，因為全文最后一句話是：“更加深入的研究還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筆者本來對石仲泉先生還有些尊重，畢竟是體制內理論大家。但看到他連李老的原文都沒讀過，就敢拍胸脯說“這個我可以負責任”。這讓人有些泄氣。
寫上面的文字一是送別李成瑞老，二是希望有些人不再隨地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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