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 “毛澤東文革理論的得失與‘現代性’的重建” 來源：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
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lishi/2016/12/374999.html
原文（1）：
第二本著作名為《現代的合法性》，其作者是當代德國著名哲學家布魯門伯格(Hans Blumenberg)。[1]他指出，基督教以其創世論和末世論，提出了一個古希臘人不知道的問題：世界歷史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和構型。在中世紀結束后，"現代"思想家雖然放棄了基督教對這一"世界歷史作為整體的意義"的問題的答案，但卻不得不回答這一基督教的問題，以顯示"現代"思想也有能力回答一切基督教關心的問題。因而，"現代"思想走向了一條以"規律"和"理性"重新占領(reoccupy)基督教創世與末世論的概念體系的歧途。[2]。本來，認識到自身限度的"理性"沒有必要非以"普遍真理"自居不可，照樣可以促進"人的解放";但為了和基督教抗衡，為了說明自身有能力回答一切基督教的問題，現代思想夸大了"理性"、"普遍真理"、"規律"的作用，反倒成了"人的解放"的障礙了。
由此可見，17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思想陷入了"規律與解放"的兩難困境。這是西方主流現代性的根本內在矛盾。整個19世紀德國哲學就是想解決這一矛盾。即主體與客體、規律與解放的矛盾。正如尼采所說，"德國哲學作為一個整體——菜布尼茨，康德，黑格爾，叔本華等——是迄今為止浪漫主義和尋找家園的最基本形式。"[3]。與尼采的說法類似，恩格斯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標志著"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意即馬克思主義解決了"客體與主體"、"規律與解放"之間的矛盾。但是，本文認為，馬克思主義只是這一矛盾的集中表現，而并未解決這一矛盾：它一方面最強烈地要求"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又最堅定地捍衛人類社會的"自然歷史過程"的"規律"。雖然馬克思本人一再宣稱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實乃使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自縛手腳。這至少可以追朔到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理論失誤。
[1] Blumenberg在中文世界中不如哈貝馬斯那樣為人所知。但實際上，Blumenberg是比哈貝馬斯更具原創性的當代德國思想家。可參見哈貝馬斯本人對Blumenberg的討論，載Ju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MIT Press, 1992, pp. 206-224
[2] 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MIT Press, 1983.
[3] 引自Jane Bennett, Unthinking Faith and Enlighten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
規律是對客觀事物自身規定性的認識，人類科學運動的過程不可能不存在規律約束；沒有規律性認識，就沒有光明的道路。人類自身的解放包括認識物質規律性，進入自由王國，同時，還必須有規定性的賦予，這就是社會化的人類本質在經過歷史的批判后形成的歸復，正是人類本質的規定性，賦予人以類的完整精神和能力。人的解放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從神學中解放、從無知或偏見中解放，最終是從私有制中解放出來。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實踐——馬克思強調“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的命運中——賦予人類每個人都具有超越私有制觀念的社會化精神和能力。人類超越自私自利的狀態，就是人類解放的要義。
原文（2）：
更有象征意義的是，據毛澤東多年的國際問題秘書林克的可靠回憶，毛澤東十分欣賞六代禪宗大師慧能，經常把《六祖壇經》帶在身邊。慧能打破印度佛教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勇于創新，把外來的佛教中國化，甚至可以“喝佛罵祖”。這與毛澤東津東與正統馬列主義的關系，頗有相通之處。[4]本文作者認為，毛澤東與正統馬列的關系應使我們認識到：勞動人民爭取自由、平等、民主的解放事業，不應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直接劃等號;前者遠比后者根本;前者可以從后者正確的部分涉取營養;但后者的錯誤決不應該使前者自縛手腳。否則，我們就是搞暄賓奪主，就要犯阻礙勞動人民解放事業的嚴重錯誤。
總之，毛澤東的文革理論，特別是他的“大民主”理論之得失，為我們構想21世紀中國的藍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借鑒。縱觀當今世界，西方主流現代性的“規律與解放”的內在矛盾仍繼續困擾著人類。福柯去世前曾與哈貝馬斯計劃在美國這個“中立地帶”辯論“現代性”問題[5]，便是這一矛盾懸而未決的明證。如果21世紀的中國能以“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建立起毛澤東所孜孜以求而未得的“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的“開放性制度”，那么，中國就真的以自身的實踐對西方主流現代性進行了重構，從而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
[4] 林克，徐濤，吳旭君，著《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第250頁
[5] Michael Kelly, ed. 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s Debate, MIT Press, 1994.
民主運動可以實現資產階級的政治目的，也可以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但是，兩個目標的不一致，具有歷史先后的順序。促進人類社會化進步，每一個歷史階段所面對的客觀條件不一樣，方式、方法也不一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小部分人的私有制利益條件下的解放，使得“聰明人”、社會“精英”從封建專制下獲得商品市場的縱欲自由。無產階級革命民主，就是在資本主義形成的商品大潮中解決了吃穿用之后，建立人類社會化本質的精神、能力。這絕不僅是聰明的精英的利益分配問題，而是人類超越私有制、自私觀念和狹隘意識形態的整體構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斗私、批修”，超越私有制對社會化的撕裂。
因此，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沒有失敗，只是“三七開”，其中問題就在于反動勢力組織的全面武斗和小資極左必然出現的歷史現象。真正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改開”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沒有死，必將在今天、明天展現出自身的價值。
毛澤東強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立場和真理；同時，必須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研究人民群眾的具體情況，從具體問題出發解決實際問題，靈活性就在于創新地為人民謀取真正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
資產階級學者，總是喜歡在歷史中發現可以利用的破布裝飾自己的學識袍，在私有制歷史的博物館里找來花花綠綠的觀點裝飾自己的觀點，就是不會到光芒四射的世界查找偉大的方向，更是回避馬克思那些耀眼的真理。——超越私有制和舊傳統觀念，在《共產黨宣言》指導下，真正實現兩個“徹底決裂”。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