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義，中國革命的勝利從這里開始!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長征勝利80周年，敬愛的毛主席逝世40周年，中國人民以不同的方式在紀念著，我和我的戰友們紛紛加入了紀念的行列，或是座談，或是微信、或是撰文，熱情的歌頌著毛主席從建黨、建軍、建國到反修防修的偉大。可能緣于當兵的經歷，在對毛主席熱愛的基礎上，更多了一份對毛主席英明偉大的認識。為此，我在9月9日撰寫的《懷念人民救星毛主席》一文中，重點闡述了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寶庫最偉大的貢獻，一是為奪取政權而創立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理論，一是為鞏固政權而創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的理論。很多戰友非常贊成文章中對這個“革命與繼續革命”的理解，認為，毛澤東思想才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范。由此，引發了我們對革命起點的討論，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人武裝斗爭起點的討論，大致觀點有二，一說是人民軍隊的偉大起點是秋收起義后的三灣改編，一說是南昌起義的第一聲槍響。討論在思想的碰撞中達成了共識一一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是從秋收起義后的三灣村走來，是從井崗山走來。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的屠刀下終于覺醒了，這個覺醒的標志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八七會議”上，第一次提出要獨立地領導人民，“以武裝的革命來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斯大林)，決定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被派到湖南去領導和發動秋收起義的，毛澤東領導著這支以工人自衛隊、農民義勇軍為骨干的，號稱“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起義隊伍，在1927年9月9日發起了攻打長沙的起義，這個起義與南昌起義一樣都是武裝暴動奪取城市的方式，但，不同的是起義者們不再高舉國民黨的黨旗去沖鋒陷陣，而是高舉著中國共產黨人自己設計的以“鐮刀斧頭”為標志的紅旗進行的起義;與南昌起義一樣起義很快在探索武裝暴動奪取城市的斗爭中失敗了，不一樣的是起義部隊后來去處的選擇。起義部隊何處去?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里?中國共產黨人在失敗中思索著。南昌起義領導人之一的聶榮臻曾總結經驗的說：起義的領導者面對失敗，都在思考著這個問題。
毛澤東也在思考同樣的問題，早在秋收起義之前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占據五六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毛澤東年譜》1893～1949)。顯然，毛澤東早就有了上山的思考，從上山思想發展到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思想，經過了一個艱難實踐和探索的過程。秋收起義攻打長沙的計劃失敗后，在撤退的途中又不斷的遭受敵軍的打擊，到永新縣三灣村時，“部隊中彌漫著一股消沉的情緒，許多知識分子和舊軍官出身的人，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紛紛不告而別。有些小資產階級出生的共產黨員，也在這時背棄了革命，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賴毅《毛委員在連隊建黨》)。中國第一支工農革命軍正在經受著考驗，是那種戰與降、生與死的考驗。三灣改編就是在這樣嚴峻的考驗背景下開始的，從此，這支不到一千人的工農武裝獲得了新生。
那么，三灣改編改了什么呢?有四大改革：一是整頓組織，由師縮編成團，其實就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那些驚慌悲觀、灰心動搖、喪失斗志者都跑了，留下了堅定的革命者。二是建立各級黨組織，班有小組，連有支部，營團建黨委，并實行黨代表制，使黨在基層士兵中生根發芽，初步解決了黨對部隊的領導問題;三是以士兵委員會的組織形式實現部隊民主，解決了官兵政治上平等的問題;四是官兵一致，同吃同住同戰斗，密切了官兵關系。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系列改革，也是一個遇到重重阻礙和考驗的改革，這樣的改革行不行?毛澤東堅信改革能夠打造出一支不同于舊軍隊的工農革命軍，但，以師長余灑度(1931年被捕叛變投敵)為代表的一些舊軍官不信，所以，他們離開了。正是從這時起，毛澤東第一次開始了“黨指揮槍”的革命實踐。正因如此，第一支真正意義上的由中國共產黨人完全獨立領導的軍隊誕生了，并在1927年10月上了井崗山。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低潮時期，并且是革命力量大退卻的高峯期，在井岡山開展了游擊戰，進行了土地改革，建立起了第一個紅色政權的革命根據地，這樣的“革命武裝、土地革命、革命根據地”三者結合的改革模式，就是毛澤東經過了革命的實踐而形成了關于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理論，毛澤東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戰略構想就是從這里開始的。
你看，在中國，毛澤東的改革是第一個在理論上和行動上很好地解決了中國革命依靠誰?怎樣建立共產黨的軍隊?怎樣進行革命斗爭?等一系列革命問題的人。也就是從這一刻起，毛澤東和毛澤東的思想才真正被“重視起來”，因為，井岡山上高高飄揚的紅旗不僅成為了蔣介石統治的最大威脅，也給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帶來了新的希望。
為什么說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新希望呢?我們首先來看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對武裝斗爭的認識和理解，主要來源于對當時革命的成功經驗的認識。有兩條，一條是外國的，蘇俄十月革命的方式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經驗，另一條是國民黨的，國共合作時期的北伐奪取政權的經驗。
你看，在秋收起義之前的八一南昌起義，先是仿效蘇俄十月革命的城市暴動方式，在南昌戰斗了3天就相繼撤離了，到哪去?想到了北伐的經驗，部隊南下廣東，計劃再仿效國民黨的北伐，從廣東開始“北伐國民黨”，然而，到了潮汕地區遭國民黨的圍攻而告失敗。
我們再看，在秋收起義之后的廣州起義，直接在“北伐”的發源地廣州發動武裝起義，計劃在起義成功后，來一次共產黨領導的“北伐”，遺憾的是，也只堅持了3天就撤出了廣州城而告失敗了。
可以看出，兩次起義的失敗，中央領導層和起義的領導者們，對武裝斗爭的認識僅僅是局限在“別人”過去“成功的經驗”基礎上的，還只是停留在武裝斗爭形式上的仿效，而且是從理論到實踐完全的“照搬”成功的經驗。廣州起義領導人之一的葉劍英在談到失敗的教訓時說：“我們當時的頭腦，還被城市根據地的思想所束縛”。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人的武裝斗爭是從仿效“別人”的成功經驗開始的，這種教條主義領導下的武裝斗爭以失敗告終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他們戀戀不忘的是城市武裝暴動的思想和北伐的成功經驗，而忽視研究中國的歷史、中國社會的階級特點和中國革命的特點，創造出中國革命的道路。
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全國各地武裝起義的斗爭實踐，使中國共產黨人逐步對武裝斗爭有了更深層的思考。那就是在中國，是繼續仿效蘇俄十月革命的經驗，通過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方式奪取政權?是仿效國共合作時期的北伐方式奪取政權?還是另辟新徑，響應毛澤東的井岡山的做法，通過建立和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道路，實現奪取政權的任務?顯然，這是一個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必須作出回答的問題。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實際上是形成了“兩個陣營”，一方是中央領導層的受共產國際影響的領導們，他們信奉蘇俄十月革命的中心城市武裝暴動的經驗，同時，留戀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領導的北伐的經驗。而另一方僅是毛澤東領導的工農武裝，一支不足千人的隊伍上了井崗山，用“工農武裝割據”的實踐創造了工農政權的奇跡，并且在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先后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和《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等著作，從而創立了關于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理論。這一理論是開創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意義在于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指明了一條勝利的道路。正如陳毅在談到井岡山斗爭時說：一個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面貌便活躍在我們面前了。并稱毛澤東“領導與統帥的卓越領導能力不能不被發現，不能不取得黨與人民的深切愛戴”。
你看，毛澤東主張“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時候，中央領導層沒有人相信，并且也不承認、也不認為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有多么的重要和必要，就是面對毛澤東已經在井岡山上插上了革命的紅旗，他們不僅依然認為“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甚至，還批評毛澤東“完全違背中央策略”，給了毛澤東一個“撤銷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的處分(1927年12月)。毛澤東在井岡山是“孤獨的革命者”，他的革命方式是前無古人的。何長工在《偉大的會師》一文中回憶到，當年朱德見到毛澤東派來的代表時說：“好極了。從敵人報紙上看到了井崗山的消息。我們跑來跑去，也沒有個地方站腳，正要找毛澤東同志呢，前些天剛派毛澤覃同志到井岡山去聯系了”。幾個月后(1928年4月)朱德上了井岡山，一年以后(1928年12月)彭德懷也上了井岡山，紅色革命根據地更加的壯大了，中央領導們才初步有了“井岡山的道路”是中國革命正確的道路的認識。正如南昌起義的領導人賀龍在《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爭》一文中說“由于經過一個時期的摸索，到這時單純軍事觀點才被糾正，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一套做法，才開始懂得一些。”賀龍的坦誠認識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央領導們和廣大的共產黨人，終于在反復的失敗中認識到了毛澤東的“井崗山道路”的偉大。
至此以后，井岡山的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起到了榜樣的作用，到1930年初，武裝起義的地區遍及全國10余省三百多個縣，并在許多地區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尤以中央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湘鄂西根據地等為顯著。到了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人才真正的形成了這樣一個共識：中國革命戰爭形式既不可能是大城市暴動的方式，也不可能是北伐形式的重復，而是釆取農村根據地斗爭的方式。
毛澤東的根據地斗爭的理論和實踐，就是這樣的星火燎原中國大地，這一偉大思想的產生，為迷茫的還在探索著中國革命的共產黨人指明了方向，并創造性的解決了這一關系到中國革命成敗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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