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濟中：為什么新疆的民族關系會“冷落到冰點程度”？

　　鳳凰衛視《問答神州》節目于上周采訪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雪克來提•扎克爾主席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我們的民族關系從冷落到冰點程度，到逐步取得了相互的信任”

　　雪克來提•扎克爾主席特別提到這種“逐步取得了相互的信任”是在“黨的十八大召開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到新疆來調研”才出現的。

　　那么在“十八大”以前，為什么新疆的民族關系會“冷落到冰點的程度”呢?

　　一、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5日，國民黨派駐新疆省主席包爾漢和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聯名向毛澤東發去了電報。面對新疆十萬守軍，陶峙岳宣布：率部起義。他鄭重宣告：“自即日起，與廣州國民政府斷絕一切關系……，聽從中國共產黨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自此，新疆未動一槍一炮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在開國大典上，新疆少數民族代表賽福鼎·艾則孜登上天安門廣場，他站在毛主席的身后，見證了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白雪罩祁連，烏云蓋山巔，草原秋風狂，凱歌進新疆”。在王震將同志氣勢如虹的詩詞中，10月12日，400余輛裝甲車、卡車滿載進疆大軍先遣部隊，從酒泉挺進新疆。

　　新疆的和平解放，是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和親切關懷下取得的，對于維護祖國的統一和民族團結具有重大的意義。

　　1949年9月20日，當人民解放軍重兵云集在河西重鎮酒泉時，美國前駐迪化副領事馬克南，悄然離開新疆首府迪化，潛入奇臺和烏斯滿密謀策劃。1950年3月19日，堯樂博斯帶領匪徒離開哈密逃進南山。于是，烏斯滿、堯樂博斯、賈尼木漢和騎兵第七師反叛官兵勾結在一起，策劃了反革命武裝叛亂。

　　烏斯滿(哈薩克族)是北疆有名慣匪，從30年代開始，就專事嘯聚部眾，殺人越貨，逞強行霸。三區革命時，竊居阿山專員職務，暗中卻和國民黨反動派勾結，對抗三區革命，得到國民黨軍事裝備和各方面的支持。他不僅有2個團，而且利用民族關系控制著哈薩克族頭人。

　　堯樂博斯(維吾爾族)是國民黨哈密專員，烏斯滿的結拜兄弟。蔣介石為了收買他，特地派去一個國民黨女特務(舍身救國隊員)做他的小老婆，使之成為蔣介石的忠實走狗。

　　賈尼木漢(哈薩克族)是國民黨新疆省政府財政廳廳長，是一名政客，很早就和國民黨特務勾結，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因反對起義逃進南山。

　　1950年3月，臺灣蔣介石委任匪首烏斯滿為“新疆反G總司令”。烏斯滿等匪徒便到處煽風點火，糾集慣匪和散兵游勇，并以殘酷屠殺等手段，脅迫牧民2萬多人發動武裝叛亂，叛亂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同年4月，叛匪開始向人民解放軍駐守哈密東北地區沁城、小堡、南山口、伊吾等地的部隊發動攻擊，并對各族群眾進行大肆燒殺搶劫。在短短2個月內，即發生搶劫案300余起，燒毀民房30余間，打死打傷群眾130余人。他們把奇臺南山大、小紅柳峽一帶作為反革命的巢穴，東向巴里坤取包圍態勢，伺機奪取哈密，截斷人民解放軍與關內交通。又以主力由奇臺沿公路向西竄犯，企圖攻占新疆首府迪化。

　　為了穩定新疆的社會秩序，保衛邊疆各族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根據人民解放軍總部的指示，新疆軍區迅速組織了剿匪指揮部，由王震親自擔任總指揮，張希欽任參謀長，第六軍軍長羅元發擔任北疆剿匪前線指揮官。根據匪情，人民解放軍的部署是:第十六師在哈密，第十七師及第五軍第四十團、第六軍騎兵團、第二十二兵團騎兵第七師一部在迪化至奇臺一線。王震司令員還將胡鑒指揮的戰車團調歸第六軍指揮。剿匪部隊的主要任務是肅清烏斯滿、堯樂博斯匪徒和騎兵第七師部分叛軍，保衛新生的人民政權，保衛新疆政治、軍事、文化中心迪化。

　　這些歷史事實就象發生在昨天，當時的新疆在如此復雜的政治環境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和平解放新疆，進駐新疆，領導新疆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新疆的民族關系不但沒有冷落到冰點，而是熱情如火，各民族團結一致，齊心協力搞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為什么?

　　二、新疆人民熱愛共產黨，熱愛人民領袖毛主席

　　為什么中國人民解放軍坡新疆后，漢民族和新疆少數民族的關系如此親密?正如包爾漢、陶峙岳給毛主席的信中所言：“此間對新民主主義及尊重少數民族利益之號召，早具堅強之信心及擁護之赤誠，并為之克服困難。”中國共產黨“尊重少數民族利益”的政策是民族親密關系的紐帶。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新疆的路上，王震同志給部隊做了非常重要的動員宣傳工作，當時的口號是：“到新疆去!”“保衛新疆!建設新疆!”王震同志在進疆的路上就非常關注選拔各方面建設新疆的人才。由此可以看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新疆的目的與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新疆不同，中國共產黨是為了新疆人民的利益去幫助新疆人民建設新疆的。

　　1952年，王恩茂擔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和新疆軍區代政委。1954年，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成立，王恩茂擔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

　　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王恩茂同志的帶領下，把新疆社會主義建設推向新的高潮。

　　王恩茂和千千萬萬名中國共產黨員一樣，他十分重視關心少數民族干部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特別是努力學習維吾爾語言文字給少數民族干部群眾留下了深刻印象。1952年7月，他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后，就在自己的辦公室門前掛一個小黑板，上面寫著維吾爾文字母，每天上班后總是先學習半小時維吾爾語。后來，王恩茂能夠和維吾爾族干部群眾直接交流，這對增進和少數民族干部群眾的感情，更好地開展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記得在本世紀初的2001年，我在深圳遇見了一位六十來歲的新疆維吾爾族男子，他和一群新疆人在賣糕點。當時，我在一位年輕的新疆人那里買了5元錢糕點，這位男子包裝好糕點后誆我要交20元錢，我和他爭執，他用生硬的幾乎聽不懂的普通話和我交流，我聽起來也顯得很吃力。這位青年男子的口氣很兇，我為不吃眼前虧，就一邊從口袋中掏錢，一邊順口地說了“我的老鄉王恩茂在你們新疆工作了30年，我們那里還有很多老鄉也參加了你們新疆的建設，我們的老鄉回來時都說你們新疆人都非常好，沒想到你們這樣做生意，真是玷污了新疆人的好名聲。”這位年輕的男子好象沒太聽懂我說的話，旁邊這位六十來歲的新疆男子走了過來，不知道他和這位年輕的男了嘀咕了什么，那年輕男子就走開了。后來我和這位六十來歲的新疆男子聊了起來，他的普通話雖然比較生硬，但勉強還聽得懂。從他的話語中我才知道是因為我在順口說的話中有“王恩茂”的名字，他聽說我是王恩茂的家鄉人，對我非常友好。在短短不到10分鐘的聊天中，我知道他們在老家新疆沒有王恩茂領導新疆時的那種幸福感了，他們也是為了生活所逼才不得已漂泊到深圳這樣做生意。他在聊天中不時豎起大姆指用生硬的普通話說：“王恩茂，好!!!”我和他握手告別，他握著右手拳頭舉過頭頂，用生硬的普通話高呼：毛主席——萬歲!!!結果，他們不但沒有要我的“20元”錢，連我買的5元糕點錢也不收，說是送給我嘗嘗。從這樣一件小事可以證明，象王恩茂這樣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是深得少數民族的愛戴和擁護的，新疆人民的心中是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毛主席的。

　　庫爾班·吐魯木，1883年出生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于田縣托格日尕孜鄉一個貧苦維吾爾族農民家庭，他從小飽受地主的剝削、壓榨和凌辱，過著饑寒交迫、牛馬不如的生活。1949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疆和平解放。庫爾班·吐魯木獲得了新生，當家作主，從此過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土改了，他家分上了房子和土地，60多歲的庫爾班·吐魯木第一次種上了屬于自己的土地。他精心耕作，第一年就獲得了豐收。看著自家倉里滿滿的糧食，庫爾班·吐魯木心里萌生出一個誠摯的愿望：多虧了毛主席，我才有了耕地和糧食，我一定要去看毛主席，讓他嘗嘗我的豐收果實。從此，杏子熟了，他晾成杏干收起來;甜瓜熟了，他揀最好的保存起來，隨時準備帶給毛主席。

　　1955年秋天，是個大豐收的年景，庫爾班·吐魯木這位70多歲的維吾爾族老農打了上百斤馕，騎著毛驢要上北京去看毛主席。縣上的干部和鄉親們知道了，勸止了他：“北京太遠了，騎毛驢根本去不了。”騎毛驢去不成，那怎么辦呢?于是，老人又到公路上去攔汽車，司機聽了，也只是笑著搖搖頭，善意地婉言謝絕了。以后，他只要見到上邊來人了，就要打聽毛主席的情況——他想見毛主席的事，傳遍了天山南北。

　　1957年春，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恩茂來于田視察工作，于田縣委將庫爾班·吐魯木老人勞動生產模范事跡及騎上毛驢上北京探望毛主席的行動向王書記作了匯報。王恩茂同志來到庫爾班·吐魯木老人的家，高度贊揚了他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民族團結、熱愛勞動的精神，答應有機會一定讓他到北京去。

　　1958年6月28日，這是庫爾班·吐魯木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當他和全體代表在去中南?？匆娔槑θ莸拿飨椭醒胧组L出現在眼前時，他高興得忘掉了一切。合影完了，毛主席親切地走在他的面前和他握手，他很久也舍不得松開。他當場給毛主席獻了禮物，又一次幸福地和毛主席握了手。

　　無論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眾所周知的庫爾班·吐魯木還是我見到的名不見經傳的維吾爾族老人，在他們的心中始終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因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為新疆各民族人民謀幸福的啊!!!

　　現在的黨員干部、政府官員的心中有沒有裝著老百姓?有沒有遵循《黨章》規定“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有沒有按照習近同志所要求的“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

　　歷史事實可以證明，只有堅持不忘共產黨的“初心”，人民群眾才會緊跟共產黨走;只有堅持走社會主義公有制道路，才能得到繼續發展;只有堅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原則，才能深得民心;只有堅持“各民族一家親”的民族政策，就一定能夠獲得廣大少數民族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改革開放以后，“私有化”政策富了少數人，造成貧富兩極嚴重分化，社會矛盾不斷加劇。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也同樣遭遇如此災難。“私有化”的災難使民族矛盾加劇，為敵對勢力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空間和堅實的生存土壤。從全國各地在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來看，在“分配不公”的資本主義“私有化”路線主導下，城管暴力執法、政府為了維護資本利益強拆居民房屋，強制計劃生育，亂抓人，亂罰款，學校、醫院以及政府官場全部實行“市場化”管理等一系列地“私有化”政策，從而導致由官場腐敗到全民腐敗、黃賭毒黑泛濫成災，拐賣婦女兒童、偷盜、搶劫、斗毆、殺人等犯罪案件頻頻發生，人民群眾對這些社會現象深惡痛絕。有的政府官員為了個人利益站在了人民群眾利益的對立面，使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本色。從各地政府官員(包括警察、城管等政府人員)與民眾發生矛盾影響整個社會時網絡上一邊倒向攻擊和遣責政府的現象表明，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由過去的“魚水之情”逐漸演變成了“形同水火”的對立局面，在這種全國性的黨群關系緊張局面中，新疆地區的“民族關系冷落到冰點程度”也就成了一種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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