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謬論是禍亂中華的罪魁禍首

　　特色謬論是禍亂中華的罪魁禍首

　　1．關于“改革”的提法

　　馬克思有句名言：“借更改名稱以改變事物，乃是人類天賦的決疑法！于是就尋找一個縫隙，當實際利益提供足夠的動力時，在傳統的范圍內以打破傳統。”(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53頁，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1995年6月第2版)這段話的前一句意思是，通過改變事物的名稱來達到改變事物的目的，乃是上天賦予給人類的一種直觀的本能和天性;后一句的意思是，人類在秉持了這樣一種本能和天性的前提下，就去尋找一個能夠獲取利益的機會，并且這種獲利的機會所提供的期望值足以讓這些投機者產生瘋狂的追逐動力的時候，在既定的習慣和傳統內去打破這個習慣和傳統就成為必然。前一句反映出，在人類的天性當中，觀念性的東西總是主導和影響著人們對事物本質的認識，而能夠主導和影響人們對事物本質認識的東西，又常常是與某個事物被賦予了一個什么樣的名稱密切相關;所以，借改變事物的名稱以達到干擾和遮蔽對事物本質的認識這樣一種目的，不啻是一種狡猾的手段。后一句表達出，人們在足夠的物質利益的驅動下，在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的范圍內，可以推翻傳統觀念和打破習慣勢力。實際上，這后半句話就是“有錢可以使鬼推磨”的另外一種表達方式。

　　很明顯，在現實社會中，人類的天性和本能，會經常被統治階級利用來作為蠱惑人心和進行政治欺騙的弱點和突破口，具體的做法是：統治者人為地制造某種“縫隙”，并通過這種“縫隙”讓人們能從中看到金錢、美女、榮譽以及一切能夠足以滿足人性墮落的東西，所以，當人們都在為之而前仆后繼的時候，就造成和形成了在這些人中間為了爭奪和搶占這些本來就屬于勞動者自己的東西——勞動果實而引發的社會各階層間的矛盾、沖突、不友好甚至是殺戮，從而使得統治階級能夠在這種社會群體之間的爭斗和對立之中而逍遙于矛盾之外，這樣統治者就在社會所保持的這種無休止地矛盾和爭斗中，獲得了最大的權力、利益和自由。

　　所以，就人類的這種天性以及統治階級的陰險和狡詐來看，社會的前進和發展以致倒退和落后與否，都不取決于統治階級把他們所推行的反動的政治路線、方針和政策，賦予一種什么樣的名稱以及按時間出現的先后順序排列出一個什么“新時代”和“舊時代”來，而在于剝去了這些個華麗的名稱和漂亮的裝飾之后，暴露出來的是：人民是否掌握著國家政權和管理社會生產，人民所創造的勞動成果是否由勞動人民自己所均占和分享，一切文化和上層建筑領域里的東西是否是為人民而服務，是否體現了按勞分配和多勞多得、不勞不得的公平正義的分配原則;在國際問題上是否堅持了聯合一切被壓迫的國家和人民，進行反帝、反霸和反對一切剝削壓迫的不平等的制度的斗爭。本著這一原則，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在“改革”和“革命”二者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差別以及這種差別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

　　在近代中國社會，“革命”是指依靠先進的思想和理論，把卑微的、自慚的和沉淪了幾千年的中國人民，喚醒起來、團結起來和振作起來，使他們在先進組織的領導下，去砸碎束縛了他們的鎖鏈，并在探尋、開辟、創造和建立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種社會制度的新征程中，獲得平等、友愛、自由和幸福。毫無疑問，那個能夠喚醒中國人民的先進理論和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那個能夠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和改變落后狀況的先進組織，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的這種為奮斗、求解放和開辟一個嶄新世界的實踐活動，就是革命。

　　然而在改革開放后，“改革”不僅與“革命”的方向背道而馳，而且在內容上還產生了巨大的差異，這是因為“改革”所追求的目標和達到的目的，絕不僅僅是停留在“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這種表面形式上，而是在于——它要通過恢復過去的官僚集團、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和國際買辦勢力，對中國人民的欺騙、剝削、壓榨和奴役，來達到在內容和本質上，倒退到舊的社會形態和反動的黑暗制度當中，以達到由少數人掌管和主導的對多數人的剝削、壓迫和奴役之目的。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間接地達到了對“人民革命(主要是‘文化大革命’)”進行清算、反撲和報復的目的。所以，從這種意義上看，所謂的“改革”就是官僚統治集團對人民革命的反撲，就是他們針對人民掌握國家和管理社會的政治的顛覆、清算和報復。毫無疑問，正是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其實質就是推行以實用主義為指導的私有化和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政治路線)，造成了對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公有制”“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思想的全面否定和取代，致使毛澤東時代所開創的偉大事業和建立起來的一切優良傳統、作風和制度，被徹底地摧毀、否定、顛覆和拋棄，形成了在初步建成的社會主義國家尚不完善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基礎上，復活舊的反動社會體系、制度、習慣和傳統的官僚、地主、資本家、漢奸賣國賊和帝國主義勢力卷土重來和猖狂復辟的現象。

　　上個世紀的前半葉，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僅僅只是在過程和形式上完成了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的任務，而在內容和本質上，卻還遠遠沒有根除和治愈由陳舊的、腐朽的和綿延了幾千年乃至是上萬年的剝削制度，對中國人民在思想和靈魂上所造成的扭曲、禁錮、束縛和毒害，以致它所遺留下來的精神毒素和文化垃圾還仍然在毒害和危害著人們的思維與呼吸。所以，著力在思想和文化領域，鏟除和肅清這些精神毒素和文化垃圾，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打造銳利的思想武器和創新革命的文化的主要工作和中心任務。否則，這個以犧牲了數千萬人的生命所換來的“新中國”，也就只能是停留在形式上的“新容貌”和“新樣子”，于其內容和本質上卻還依然是在舊思想、舊制度、舊習慣、舊規則和舊道德主導和操縱下的“老樣子”。

　　有鑒于此，作為中國共產黨優秀創始人之一的毛澤東同志，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指引，深刻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歷史、文化和現狀，提出了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后，還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學說。但是，那些作為跟隨毛澤東一起干革命的所謂“老同志”和“老戰友”，由于受到其低級的人性「注152」！”的慨嘆和論斷。、鄙陋的道德以及智力水平和覺悟程度的限制，其干革命的目的也就僅僅能夠限于在打土豪、分田地、娶個漂亮老婆和騎上高頭大馬榮歸故里，以及享受由“坐天下”和“當老爺”所帶來的榮耀、快感、風光和滿足這樣一種境界和層次上，若想讓他們拋棄眼前的舒適生活和安逸條件，更進一步去搞什么“繼續革命”，那簡直就比登天還難!所以，他們的這種順從人性墮落愿望的狀況，以及不愿(其實也根本就不想)再繼續帶領人民進行思想創新和文化創新的畏縮不前情緒，只會讓他們停留在由其生理狀況和思想水平所決定的層次上，去干和去做表面上是以共產黨人的名義而實質上卻是封建的遺老遺少和匪徒強盜們才會去干和去做的勾當——建設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而在本質和內容上卻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奴隸思想相嫁接和雜交的剝削行為和壓迫制度。所以，面對中共黨內這種不占少數的官僚所秉持和傾向的這樣一種“船到碼頭，車到岸”的人生態度，作為具有敏銳洞察力的偉大人物——毛澤東深切地感到，他所領導和建立起來的這個國家，同以往社會中的舊式官僚和反動政權，沒有什么大的區別和不同，以致他在晚年發出了“我黨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并不多！”以及“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本主義上臺！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是法西斯主義

　　我們看到，以毛澤東一人的綿薄之力，斷不能將那些個圍繞在他的周圍的不愿繼續革命的“死豬”一般的官僚，拖到的共產主義的“墻頭”上去，斷不能將綿延和淤積了幾千年的封建殘余和文化垃圾，畢其一役(文化大革命)而清除之。所以，在毛澤東逝世以后，鄧小平這個隱藏很深的實用主義“貓王”，就卷土重來了。僅僅在十多年的時間里，他就把這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引的龐大政黨，威逼、利誘、調教、欺騙和引領到了私有化、專制化、獨裁化、崇洋化、媚外化和“有奶就是娘”的邪路上去了，以致使這個黨完全喪失了作為實現共產主義所具備的條件、資格、目標和能力，造成了這個昔日曾經高舉的“公有制”“社會主義”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旗幟的黨，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充當帝國主義的幫兇和走狗的結果。

　　2．關于“個人崇拜”的提法

　　“崇拜”和“崇敬”雖有一字之差，但是，其產生的效果和作用卻有天壤之別。

　　崇拜，是指人們在不區分時間、地點和條件的情況下，對某個目標或對象，不經過辨別和思考，就一概地加以兼收并蓄、推崇效法甚至是盲目服從的一種主觀行為;而崇敬，則是指在一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人們對某個目標或對象，因被動地感受和接納由其向外輻射而形成的思想和行動，而在內心產生和形成的一種感奮、崇敬和向往之情。分析造成崇拜現象的原因，是由于當人們的認識水平和思維能力，還不能達到辨別真假和認清是非的時候，在來自于外部的某種影響力和脅迫力的作用下，產生了從思想到行動皆受到控制和束縛的狀態;而探尋產生崇敬之情的原因，是由于思想和行動的發出者能夠以他的高尚和卓越，去喚醒和征服那些在思想和行動上的蒙昧者，使他們在物質和精神這兩方面上都得到受益和提高，進而激發出他們把先行者的目標、理想和事業當作自己的目標、理想和事業，以致愿意為之而生、而死和戰斗。這就是因內而發形成的“崇敬”和由外導入形成的“崇拜”，在外形上看似相近，但在內里上看卻有本質的不同的根源所在。

　　個人崇拜的現象，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問題，而且還是一個與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復雜的人性密切相關的綜合性事件。至于對那些由心而生的崇敬現象來說，完全不應該把它劃歸于有計劃和有預謀的政治性事件，而應當把它看作是一種從質樸的人性出發形成的心靈感悟、求同和歸屬的結果。

　　1956年，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八大上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報告中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他說：“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么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于個人的神化。……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系，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執行「注153」”。當毛澤東逝世以后，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并在初步控制了中國的政治局面后，鑒于“文化大革命”的經歷和針對于“兩個凡是”，又提出了：“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注154」”以及“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注155」”。

　　在文化大革命中，對于出現的對毛澤東崇拜的問題，我們要一分為二地看待，即：

　　第一，在毛澤東個人的主觀意識上，他完全沒有想把自己塑造成為至高無上的圣人和英雄的思想，以他本人的性格、信念和一貫主張，恰恰是極力反對神仙皇帝和英雄創造歷史的宿命論的陳舊思想的，全國人民對他的尊敬和愛戴，是他在長期的和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積累和贏得的結果。

　　毛澤東強大的個人威信是從他開始投身于中國革命的時候就逐步建立起來的。當毛澤東初出茅廬，其卓越的才能還沒有為世人所見，蘇聯派來的洋顧問曾經滿懷狐疑的質問道：“從中國的窮山溝里能飛出馬列主義?”然而接下來的事實教育了人們：中國革命什么時候脫離了毛澤東的領導就會遭受挫折;有了毛澤東的領導，中國革命就會從勝利走向勝利。曾幾時何，毛澤東在黨內遭受到錯誤路線的排擠，失去了領導權和軍事指揮權，中國革命多次險遭滅頂之災，而每次都是毛澤東復出后力挽狂瀾，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因此，在紅軍失利的時候，遠在千里之外的蔣介石就能準確地判斷“是共產黨讓毛澤東坐了冷板凳，是共產黨自己捆住了毛澤東的手腳”。毛澤東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是偉大的無產級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哲學家、詩人和堅定地共產主義戰士，無論把毛澤東的哪一項才能單獨拿出來，都可稱之為該領域里的佼佼者，都是其他絕大多數人不能望其項背的。所以，就其綜合素質和能力而言，古往今來完全沒有一人能夠與之比肩「注156」。

　　第二，將毛澤東推上圣壇和偶像地位的，是與毛澤東一起工作的同事和同仁，他們從各自的利益出發，既有陰暗的人性企圖，又有實際工作的需要，在日常的以及柔風細雨式的尊敬、尊重、恭維和吹捧之中，不知不覺地就造成和促成了“圣人意識”和“偶像觀念”的蔓延和滋長，但是，從積極的一面來看，這種情況對于一個集體，尤其是對于像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一個剛剛從封建的殘余廢墟中建立起來的內有反動分子破壞搗亂、外有國際上的帝國主義勢力封鎖和威脅的國家來說，一種精神上的偶像的塑造和確立，無疑對于凝聚和團結這個國家的民眾來說，尤顯必要和重要。

　　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關于把學習毛澤東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的指示》中說：“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現在世界上沒有哪一個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 1967年5月18日，《偉大的歷史文件》一文中指出：毛澤東是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后的“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說：“毛主席是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第三，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民族，他們的感性而又重實用的性格，決定了他們必然是既信神而又不敬神的人(既是多神論者又是無神論者)，當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運動，摧毀和破除了一切舊的傳統和封建迷信之后，迫切需要在他們的心目中樹立起一種新的思想觀念和道德準則(即世界觀和方法論)，而這種新的思想觀念和道德準則非馬克思和列寧主義莫能取代之，但是，馬列主義畢竟是漂洋過海的“泊來品”，相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知識水平和認識能力而言，畢竟是太過艱深晦澀和難以掌握與應用的東西(就連共產黨內的許多高官，對之恐怕也都是和“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以致非要“摸著石頭過河”不可)，所以，在此情形之下，能將馬列主義和中國的現實情況融為一體的思想——毛澤東思想，就自然地和毫無異議地成為了中國人民需要掌握和學習的重要理論。

　　第四，就毛澤東個人的品質、道德、威望和能力，以及他的知識廣博性、智力超群性、性格偉岸性、才華出眾性，和資歷、資格與成就的無與倫比性來說，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集體中成為領袖和掌舵人，當之無愧。所以，當有人(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主席語錄”確立為中國共產黨乃至于全國人民“活學活用”的對象之后，其作者的肉體之身——毛澤東本人，被全中國各族人民所尊敬、信賴、熱愛乃至于崇拜，既是感情的自然萌發現象，又是理性合理思考的結果。這現象和結果比之于西方人對上帝的崇拜，以及英國人和日本人對君王和天皇的效忠和崇拜來說，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受到中國人民的如此擁護和愛戴，就是因為他的旗幟就是人民的旗幟，他的目標就是人民的目標，他的勝利就是人民的勝利!

　　其實，毛澤東在成為黨的主要領袖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都保持著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一直都反對過分地頌揚個人。例如，針對黨內同志要給他祝壽，毛澤東就指示說：“…生日決心不做。作生日的太多了，會生出不良影響”。1945年4月，毛澤東在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他就一再表示：“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意見。寫成代表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在中共七大上，他說：“二十多年的工作中，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在黨務工作上，我都犯了許多錯誤”。毛澤東還告訴人們，他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學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黨章，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這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決定。聯系前面提到的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其中提出的關于“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這是經過毛澤東的同意他才敢那樣寫的，否則，就是借他十個膽兒，憑他的暗藏心機和老謀深算，他也斷然不會那樣去做。所以，早在1948年11月起，毛澤東在審閱一些重要文件時，都將“毛澤東思想”的字樣刪去，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或者干脆只用“馬克思列寧主義”。1945年12月，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通知說：“毛澤東同志曾批示今后不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

　　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有著最為卓越的貢獻，他締造了中國共產黨，締造了人民解放軍，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了近代以來，中國任人侵略、任人宰割和任人凌辱的歷史，真正實現了國家和民族的獨立。由他一手創建的新中國，給與了中國人民以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利。就憑這些，在他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又怎能不敬仰他、崇拜他、愛戴他和盡情地歌頌他?所以，總體說來，對毛澤東的崇拜，既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人民的選擇，同時還是人性的選擇和個人的能力所致，這種選擇比起其它民族對神和上帝的選擇來，是利大于弊。

　　建國后的幾十年里，面臨外有帝國主義侵略的危險和內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沒有人民對毛澤東的敬仰和崇拜，以及在中國共產黨中樹立起一種主體的核心地位，那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結果?難道今天的“特色黨魁”們就沒有搞崇拜和搞獨裁嗎?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日本人和亞洲“四小龍”就沒有崇拜和專制嗎?看看今天奉行“不爭論”政策的黨徒們的狂妄叫囂，以及他們對“改革開放”的合法性的不容置疑的無理維護，再看看美國和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上帝的頂禮膜拜，以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對天皇和本民族精神象征的崇拜，就知道他們是一伙什么東西了?所以，正是因為有了全中國人民對毛澤東的敬仰和崇拜，才能做到把全國人民緊緊地凝聚在一起和團結在一塊，同心同德，一致對外，無論面對什么樣的敵人和對手，都能做到干凈和徹底地把它消滅掉。

　　中國人民之所以“崇拜”毛澤東，是因為他的確有值得人民去“崇拜”和“崇敬”的地方，而人民之所以不崇拜甚至是痛恨鄧小平等復辟貪贓之流，也是因為他確有不值得人民去崇拜和尊敬的地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對于崇拜的問題也不例外，因為崇拜的作用，絕不僅僅是把一些人或一個民族導入盲目的迷信和狂熱的追捧的誤區，以至讓一些人或一個民族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更重要的還在于，當一些人或一個民族暫時還不具備去正確識別和判斷是與非的能力的時候，它能夠起到以這種暫且的和權宜的(崇拜)方式，將一些人或一個民族整合在一起，使他們成為一個團結的和戰斗的集體，以達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目的。所以，只要這個被崇拜的對象是向著人民的、為著人民的和服務于人民的，并且他還能夠與人民站在一起“以民為榮”“以民為要”和“以民為重”，那么，這種崇拜就是正確的、必要的和有益的。相反，那些心懷妒忌、不軌甚至是懼怕和仇恨人民崇拜毛澤東的人，憑他們自身的素質和能力，根本就做不出也達不到像毛澤東那樣的雄才偉略、輝煌成就和崇高境界，以致讓人民深深為之而傾倒和敬仰。所以，盡管改革派在口頭上大談特講什么“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和“建設和諧社會”的論調，但在實際上，充其量也不過就是披著一張美麗的畫皮為了達到吃人的目的而虛張聲勢罷了。這些個打骨子里就厭惡勞動和崇拜資產階腐朽生活方式的人，從其低級的品性、邪惡的道德和無恥的貪欲中，醞釀出了將毛澤東抹黑、貶低、打倒甚至是徹底毀滅的最為陰險、毒辣和罪惡的計劃，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就給毛澤東思想扣上了“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要求”的帽子，以致在將其肢解、撕碎和搞臭后，也就滿足了他們的那種“既然我做不到讓人民崇拜，那么，你也休想獨享讓人民擁護和崇拜的美名”的最為陰暗下作和卑鄙無恥的心理。

　　站在歷史和人類全局的高度上看，崇拜的現象難道就僅僅是斯大林和毛澤東所獨有的發明和專享的權利嗎?難道在以鄧小平為總代表的改革開放派當中，他們就沒有頂禮膜拜的偶像和厚顏無恥地追逐目標嗎?看看今天的那些在“特色社會主義”的羽翼庇護下的一個個地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貪官污吏吧，他們明里張口講改革、謀發展，閉口談民生、求改善，暗中卻在大肆侵吞和揮霍人民的血汗財富、亂搞男女關系、里通外國、崇洋媚外和認賊作父，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是他們的生命線，沽名釣譽是他們拿手的好戲，他們骨子里追逐和崇拜的是權力、金錢、美色和墮落與享受，將他們的所作所為，與斯大林和毛澤東所開創的偉大事業和崇高理想相對比，只能算作是由人的等級墮落到禽獸的層次而產生的一種對“物質誘惑”的迷戀和癡狂，而在這一點上，就連在叢林中為生存而奔走的禽獸，都會做到。

　　事實證明，改革派所拋出的“不搞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言論，完全是他們為了掩人耳目和混淆視聽而編織出來的騙人鬼話。

　　歷史地看，在歐美的某些發達國家，它們之所以能夠把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作為一種象征而繼承下來和發揚光大，就是因為在他們身上有一種至高無上的思想信仰和精神崇拜，以致當這種信仰和崇拜起到了溝通他們彼此之間的思想和情感作用的時候，他們的國家和民族就保持了興旺發達和獨立完整。毫無疑問，歐美國家的人所信仰的思想是基督教教義，所崇拜的對象是上帝，而這種憑空捏造出來的“精神偶像”比起存在于現實當中的某些個“具體的人”，有更值得人們去信仰和崇拜的地方嗎?或許這種精神偶像從來都不會走到現實中來讓人們去觀察、體會和感覺，以致使它永遠都會保持在一種威嚴、高大、圣潔和完美的形象上，但是，它對于那些信仰和崇拜它的人，所起到的威懾、震懾、規勸和令其向善的作用，就是它在引導人的靈魂方面所具有的積極作用的一面。譬如，世界上具有共同信仰的伊斯蘭教國家和基督教國家，他們在整合相互之間的親和力方面，比起與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就要來得更接近和更容易一些。但是，我們還應看到，這樣的精神崇拜在現實當中還會被一些不完美的、不高尚的甚至完全可能是低級的、卑鄙的和邪惡的人，利用來滿足他們的貪心和私欲的需要，而把一個民族引向災難的深淵。譬如在中東的一些穆斯林國家，如以色列、巴勒斯坦、科威特、伊朗、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等，它們雖然具有統一的宗教信仰，但是在美國插手宗教事務和對地區經濟進行干預的情況下，它們之間不但團結不到一起，反而在有關國家事務和民族利益方面，經常處于相互敵視和對立的狀態，致使這個地區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里一直戰亂不斷。分析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完全是美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推行霸權主義和插手別國事務所一手造成的。所以，神圣的精神信仰和思想追求，一旦被政治染指和玷污，那么，它就會變成被少數人操縱和控制的精神毒藥。

　　在現實當中，那些生活于塵世和存在于塵世的肉體英雄，他們固然有為自身所無法克服的不完美的一面，但是就他們能以“世俗”的一面融入到廣大的民眾當中，憑借自身的智慧和努力，把民眾團結起來，共同面對和挑戰所遭遇到的一切艱難、困苦和不幸，成為他們可信賴和托付的人，所以，在從這樣一種意義上講，他們就是不知要比“以上帝的名義”好上多少倍的“既出自于人民，又服務于人民”的高尚人士和世俗英雄，民眾把他們尊為目中的英雄和崇拜的偶像，他們當之無愧。

　　關于“個人崇拜”問題，要以辯證的思維去認識和看待。1958年3 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告誡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們手里，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另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于個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的領導也不成……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干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顯而易見，毛澤東在對個人崇拜的問題上，已經形成了辯證的認識，即一種正確的思想理論、政治觀點、方針和政策，其本質不在于“崇不崇拜的問題”，而在于“是否掌握真理和代表真理，以及對真理的東西能否堅定不移地貫徹和執行的問題”。

　　毛澤東的老朋友、美國記者艾德加.斯諾曾經問毛澤東：蘇聯人說中國正在搞個人崇拜，是否屬實?毛澤東回答說，赫魯曉夫之所以下臺，可能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崇拜。中國確有個人崇拜，也需要有點個人崇拜。過了五年，毛澤東再和斯諾見面時，仍然不諱言個人崇拜，他說：“你說我個人崇拜，你們美國人個人崇拜多呢!人總要有點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不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不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

　　回首歷史，當人們還不能以自身的能力去設計和創造出一個真實的、完美的和貼近于生活的“上帝”的時候，脫胎于自然的人類，以既高于現實又服務于現實的手段，創造出既通達于民眾又凌駕于民眾之上的世俗英雄和人中豪杰，那么，這樣的世俗英雄和人中豪杰就應當成為廣大民眾最好和最高的崇拜對象。

　　3．關于“穩定壓倒一切”的提法

　　改革派以所謂的“穩定壓倒一切”為借口，對內實行法西斯的獨裁統治，對外奉行投降帝國主義的賣國政策，他們的這種行徑產生和形成究竟與“特色言論”有著怎樣的淵源和聯系呢?將“特色言論”同納粹主義相對照，我們可以看到，特色言論不但以“貓論”和“笑貧不笑娼”的實用主義論調，作為統領一切工作的靈魂和指南，而且還蠻橫無理地把納粹的獨裁思想，融合和混入到統治階級駕馭人民和愚弄人民的“精英優越論”和“精英治國論”的思想中來，形成了以“不爭論”和“不折騰”為代表的獨裁專制統治。

　　改革派的種種倒行逆施主要表現在：

　　1、在政治思想上，以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和繼承民族優秀遺產為名，為在“文革”中被批倒批臭的孔孟思想重新招魂，并將其尊崇為正統的國學，以致制定、實施和出臺了一系列的有關于“勞心者治人”和“勞力者治于人”的反動思想、路線、方針和政策，造成了大批的工人下崗、農民失地、城鎮居民失房、兒童失學、患者失醫、老人失保、婦女失貞、人民喪志、國家喪權和社會喪德等一系列的罪惡和丑行。

　　2、在治國安邦上，把“縱欲主義”當做克敵制勝的法寶，通過大力宣揚和極力推崇帝王將相的腐朽生活、才子佳人的浪漫情調，以及剝削階級的不勞而獲行為，來達到在整個民族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當中，形成追求低級情趣、貪圖享受、鄙視勞動、輕蔑高尚和詆毀正義的墮落風氣。如此地倒行逆施和做法，造成了在當權者中間，日益嚴重地把手中的權力用于追求非法所得和貪圖無恥享受的結果。致使整個社會推動人性貪婪邪惡的一面，在肉體對淫欲與墮落產生了無限幻想和瘋狂追逐的條件下，公然踐踏和破壞有關于社會公平正義的一切原則和道義，為統治階級推行暴虐統治和資本實施殘酷剝削，打開方便之門。

　　3、在對外關系上，不僅把“韜光養晦”的綏靖政策視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而且還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特色主義——復辟資本主義“一百年不動搖”的犬儒誓言，當做換取帝國主義的施舍和博得資本家青睞的條件與籌碼，以圖達到緊抱“美國人的大腿”和進食“洋人嚼過的饃”的永不改變其奴才本色的目的。

　　4、在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上，對于解放全人類這一崇高的理想，“特色謬論”絲毫不能夠起到凝聚人心、調動力量、引導高尚和懲治邪惡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只會促使那些藏身于“特色謬論”庇護下的所謂共產黨人，像寄生于腐敗機體中的蛆蟲一樣，受本能行為的驅動，而把世界的統一、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當做破壞和腐食的對象，通過一系列的鉆營投機、邪惡謀劃和顛覆破壞的作用，形成了為滿足個人的私欲而破壞整個社會健康發展和美好前途的狀況。

　　今天，現實社會中所暴露出的無法回避和在機制內不可解決的大量黑暗問題，已無可辯駁地證明，鄧小平的“特色謬論”，就是要把社會主義的人性向上、公平正義和品德高尚之美好內涵，演變成為以“特色主義”為靈魂的利欲熏心、智力倒退和品行敗壞的丑惡外延，從而讓手中握有一定的權力和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的黑惡勢力、不良文人、地主、官僚和資本家，再把中國拉回到人壓迫人和人吃人的舊制度中去，造成和形成一切生存和生活于這個社會當中的人，自他們一出生開始，就要面對和接受這種不是由個人性的高尚品德和創造能力而是由社會的陳腐關系和罪惡制度所決定的命運。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