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制度的先進和科學之處，在于它能夠從人性自私的本質上，以多黨制、司法獨立和民主監督的力量，約束和限制當權者，以防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作惡；而文化大革命的非凡和偉大之處，在于它能夠從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角度，以群眾性的思想斗爭和文化革命，去掃蕩和制裁當權者從狹隘的私欲出發而做出的一切獨裁和專斷行為。二者的形式和手段雖然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的目的都是針對當權者的人性墮落進行制約和限制。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思想的最高體現和發展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思想邏輯、品格邏輯、情感邏輯和行動邏輯，同現實的歷史條件相結合而形成的必然產物。

　　大量生動的事實和一系列嚴謹的理論分析表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其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和導致的全局性錯誤，已經從根本上，把中國社會引上了一個“思想混亂”“制度腐敗”“道德墮落”和“文化反動”的罪惡歧途，它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認識和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和作用。

　　從促進社會的發展以及為多數人即為人民的角度上看，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為一種革命理論的創新和社會發展的探索，是非常必要、萬分及時和英明正確的。顯然，如果站在狹隘的歷史空間以及從低級的人性角度出發的那種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安逸和舒適的個人私心立場上看，文化大革命的迅速發起和全面展開，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干擾、阻斷、延遲和打亂物質產品的生產以及社會財富的增長的作用，但是，站在歷史發展的全局高度，這種發生在思想方面以及文化領域中的旨在深入到人的靈魂深處的對當權者的人性實施督導、限制、鞭策和激勵的行動，實質上是在謀求一種能夠使為官者從根本上(即人性上)達到自覺自動地為人民服務的狀態。大家想想看，這樣一種政治的高度和人生的境界，官僚們究竟能不能夠做到和達到?如果認為不能，那么，為什么有雷鋒和焦裕祿等個別人物做到和達到了?如果認為能，那么，為什么卻有超過雷鋒和焦裕祿等數十萬倍的廣大人群做不到和達不到?究其緣由，其關鍵就于社會主義和文化大革命，都同時遭遇到了為整個自然人類時代所不能超越和解決的“死結”，即全體自然人類的本質——人性，不能被改變和超越的障礙。

　　那么，什么是自然人類的本質呢?所謂的自然人類的本質，就是指人類從自然的狀態——如類人猿，通過達爾文式的“進化”而從自然界當中脫胎出來的具有一定的反抗自然的盲目性的一種獨一無二的品質——人性。我們要注意到：在人性當中，物質性是它的基礎，而反物質性——精神，則是它的功能和屬性。因此，人性的這種矛盾性決定了整個人類社會的矛盾本質。人，區別于其它動物的主要標志就是具有反物質性——精神現象，但是，精神現象又不能脫離肉體而獨立存在，它只有在第一時間為它的宿主——自身進行服務的同時，去更加努力地滿足和達到另外一種愿望和要求，即超越于它的自身而廣泛地存在于社會當中的普遍性——他人的要求，提供最為細致和周到地服務(對物質的追求和享受)的時候，這個人才能夠在他人的彼岸處找到了為無數個“分裂的自我”所稱贊和頌揚的歸宿，即一種具有崇高精神現象的行為。相反，如果一個人的精神現象，僅僅是局限和停留在為他獨有的宿主——自身，進行自我滿足和服務的狀態，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在這一過程中被置于第三方的利益——他人的利益之外，以致使自己在他人那里就成為一個為人所厭惡和嫌棄的對象，即一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自私自立的小人。前者，可謂是一種“高尚的、純粹的、脫離了低級趣味的和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人”;而后者，則是“自私自利的、卑鄙的、無恥的和比鴻毛還輕的人”。這就是對人類和人性而言，在追求共融、共生和共同發展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比追求任何物質財富和感官享受都更為重要的關乎人類社會發展的真諦以及生命存在價值的重大倫理問題!

　　通過上述對人性的剖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企圖通過發生在精神層面上的思想改造、文化教育和榜樣激勵的作用，來達到對人性的自為本質——“私心”實現扭轉和改變。這一做法，不僅違反了“物質第一性”和“意識第二性”的唯物主義原則，而且還犯了超越歷史階段的大忌，以致當那些支持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力量一經被撤銷和取締之后，絕大部人的人性就立刻又恢復到了原來的自私自利的“老樣子”狀態上了，以致造成了與這種與“老樣子”的人性狀態相適應的一切舊文化、舊思想、舊制度、舊體系和舊現象的死灰復燃。所以，對于發生和出現在現實當中的諸如像雷鋒和焦裕祿等的“優秀人物”的現象，應當把它看作是人性當中的“精神能力”對它的“物質基礎”，進行的反思、超越和推動的作用，一如現實的物質世界當中存在著“金子”和“鉆石”，是對“普通石頭”和“糞土”的否定一樣，它是人類當中極為珍貴和稀有的“進步”和“上升”現象!

　　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和方法，可將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剖解成為二個層面，即，第一個層面，它企圖通過思想灌輸和文化教育的手段來達到人性自我完善和促進精神上升;第二個層面，它謀求通過人性的自我完善和促進精神上升而達到對統治者的思想和行為進行改變和改造，進而達到改變從歷史當中遺留下來的整個舊體系、舊制度和傳統習慣的目的。

　　通過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進行雙重剖析，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摧毀一個劣跡斑斑的舊社會而建立起一個欣欣向榮的新世界，并且這個新世界就是要適應和滿足絕大多數人的人性要求的“美好世界”。

　　但是，由于受到時代發展的局限以及現實當中自然人性的不可超越性，文化大革命的幼稚、盲動和由于缺乏科學地規范而導致它不可避免地遭遇政治夭折，所以當它的倡導者和發起人——毛澤東的生命一經結束后，那些早已混入到共產黨內部的“不為理想而奮斗”“只求墮落來享受”的低級反動分子，就迫不及待地一擁而上，如餓狼撲食般地將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創造和積累起來的物質財富洗劫一空，使社會主義事業遭到空前的劫難。

　　一、毛澤東關于“跳出歷史的周期律”思想

　　所謂的“歷史周期律”，就是指發生在人類歷史的不同時期和階段，周而復始地出現的因統治階級的腐朽、墮落和敗壞而導致的政權被推翻和更迭的現象。

　　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在同黃炎培談到關于走出歷代農民起義導致改朝換代的周期律問題時說：“我們己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讓人民監督政府”說起來輕巧，做起來談何容易啊!對于毛澤東而言，他可以以他那崇高的品德、無與倫比的智慧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在身居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上，去意識到歷史的“周期律”問題，并決心以“人人起來負責”的民主監督形式，來跳出歷史的周期律，這一點，并不讓我們感到奇怪，因為他具有這樣的膽識、氣魄和能力。但是，如果是換了另外一個人，他還能夠像毛澤東那樣以其具有的“崇高的品德”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去貫徹和執行“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和“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的思想路線和政治決心嗎?回答是否定的：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因為任何一個后來者，都不是毛澤東的原版復制，更不可能是毛澤東思想靈魂的再現，其思想、其意志、其情感、其品德、其能力、其作風，總之一句話——其特殊的人性本質所處的歷史環境以及經歷的時代過程，絕對不可能同時達到恰如其分的巧合和重復，因此，毛澤東式的偉大人物，今后一萬年間都不可能再重新出現。

　　這里，我們暫且撇開毛澤東這一歷史人物不再討論，而單就他所提出的“跳出歷史的周期律”問題，而展開深入的分析。

　　首先，毛澤東提出的“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問題，就意味著是一項超越人性的極其艱巨復雜而又龐大縝密的思想系統工程和文化系統工程。在闡述這種龐大的思想系統工程和文化系統工程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弄清這么幾個概念，即：人民是什么?政府是什么?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又意味著什么?而監督的過程、機制和渠道又是通過什么樣的方法和渠道建立和完善起來的?對此，在以下就給出系統的分析和回答。

　　第一，人民，只是一個相對于統治階級而言的極其松散而又沒有確定的邊界的具有復雜可變性的活性實體，作為這種松散的沒有確定邊界的活性實體中的每一個成員——平民個體，他們與統治者之間都不存在一成不變的鴻溝和界限，因為在二者之間，人性已經在暗中架設起了一座無形的溝通橋梁。由被統治者變成統治者，除使用暴力戰爭、武裝反抗和陰謀政變的手段之外，通過“人性相容”的緩慢滲透、運動和蔓延作用，由一介平民也可以逐步變成為他所傾慕的對像——統治階級堡壘中的一員。這樣一來，人民，在“人性通融”的意義上就成為了統治階級這朵“惡之花”的深厚養料和供給。此外，由于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斗爭，他們當中的每一個成員也都有可能被隨時隨地地排擠、貶斥和驅逐出統治階級的堡壘和陣營，以致成為政治上的失意者和落魄者，從而形成了由高高在上的統治者而墜落成為人民大眾當中的普通一員。所以，統治階級在充斥人性的社會中表現得也不是鐵板一塊和千年不朽。

　　第二，所謂的政府，就是由當權者組織和謀劃而成的具有國家性質和意義的強力組織和暴力機器，它的基本職能就是對人民進行欺騙、鎮壓和統治。政府的邪惡性，使得它一天不絞盡腦汁地施展欺騙的手段，就一天顯得情緒低落和焦躁不安;一天不想方設法地進行威脅和壓迫，就一天顯得虛弱無力和無所事事;一天不進行百般壓榨和強力盤剝，就一天如抽筋斷血般地衰弱和崩潰下去。所以，更為具體形象地說，政府，就是一部絞肉機，而人民，就是用來被絞的肉料，國家的“正常”運轉和存在，就是政府和人民相互結合后，能夠源源不斷地生產出“肉餡”的統治現象;而這種在強力的高壓之下生產出來的“肉餡”，就是社會的財富。

　　第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就好比是，讓“土壤”能動地監督和調整“惡之花”的姿態和長勢，讓“肉料”跳出“絞肉機”之外，去檢查和監督“絞肉機”不要太鋒利、不要太強迫、不要太堅持和不要太貪得無厭!這種凌駕于政府職能之上，反向進行監督、檢查和強力制止與改變的行為，不是人民單方面所能夠達到和做到的，除非像有毛澤東式的偉大人物的積極運籌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式的強力推動，否則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那個所謂的“超越人性的極其艱巨復雜而又龐大縝密的思想系統工程和文化系統工程”，就是指社會已經被改造成為了這樣一種的狀態和形式：一，全部置身于“人民群體”當中的每一個人，其人性都是規避了人的普遍情感現象的理性產物——階級性的體現，即，這些被特殊“鍛煉”和“改造”過的人，慣于以階級的觀點和方法來看待問題、認識問題和思考問題;二，這些被特殊“鍛煉”和“改造”過的人，其人性的本質已經發生了社會化和階級化的“異化”，即他與從自然界當中脫胎而來的具有自然人性的人，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區別，并且這種區別是體現在他慣于以理性的思維去認識問題和思考問題，以致使他的行動充滿了理性的特點和傾向，所以他就能夠把斗爭的矛頭直接指向統治階級——政府的一切不良行為和謀求私利的企圖;三，這種理性的特征和行為，普遍地滲透到社會的生產、生活以及意識形態的各個層面上，并且在日積月累的過程當中，已經被深深地烙印在人們的思想、認識、情感、行為和習慣之中，形成了人的精神和情感被普遍地“升華”了的現象。

　　毫無疑問，這樣一種社會形態下的人性狀況，在不以物質的手段對其自然本質加以改變和改造的前提下，在那樣一種既倉促又短暫的十余年時間里，實現和達到預期的目的，無論如何都是不能滿足和實現的，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就成為不可避免和必然。

　　其次，毛澤東提出的“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的問題，又是一項超越于歷史傳統和獨立于文化習慣之外的“民主精神”和“民權道路”的思想體現。

　　第一，由于人民不是一個空泛的思想概念，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實體集合，所以，若想要“人人起來負責”就必須創造和提供一種動力給人民，讓他們在這種動力的推動下去監督、做為和行動。但這種動力是什么?它又從何而來呢?顯然，在毛澤東看來，這種動力無非就是來源于對理想、道德、精神、情操、信念和幸福的執著與追求，然而這一點卻被鄧小平一語道破：“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所以，剔除了對“理想、道德、精神、情操、信念和幸福”的執著和追求之后，毫無疑問地就只能是“物欲、享樂、貪婪、欺詐、墮落和敗壞”了。所以，在一個十分不善理性思維的民族當中，當道義和倫理的力量失去作用后，物欲、享樂、貪婪、欺詐、墮落和敗壞的風氣，就會像瘟疫找到了它最適宜的傳播途徑一樣，瘋狂地蔓延和肆虐起來，所以這個民族曾經保有和建立起來的一切具有微弱的理性精神和法制色彩的東西，都將在這個強大無比的人性獸欲的作用下，成為被摧毀的一派殘敗和荒涼的景象。

　　第二，在一個不善理性思維的民族當中強行灌輸“民主精神”和“法治思想”，無異于給一個弱智兒強行施加“形體矯正術”后，希望能夠增強其“才藝表演”的天分，其結果，不僅是導致了國家政體的不倫不類，而且還造成了人民精神層面上的瘋瘋癲癲和半癡半傻，以致落得個被世界其它民族所鄙夷和嘲笑的可悲下場。

　　二、關于“文化大革命今后還要搞多次”的提法

　　顯然，當文化大革命還在進行中的時候，毛澤東就曾清醒地意識到，那種深深地根植于我們民族品性當中的惡劣習氣，即體現在思維、心理、行為和習慣上的劣根性——奴性、媚態、虛榮、感性、自私、冷漠、小聰明、嫉妒、猜疑、不合作、窩里斗、貪婪、行賄、受賄和哥們兒義氣等，其發生和產生的源頭，既有人性上的先天原因，也有思想、道德和文化上的后天作用。但是，歸根結底把人格品質同思想、文化和道德這一類后天的因素做一對比后，就可從中發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能夠有效地改造和改變我們民族的“人格品質”的方法和手段，只能是在“思想”“文化”和“道德”這些因素上，下一番功夫。但是，我們還應看到，“思想”和“道德”的東西，既受人的內在本質——生理結構(由基因決定)上的定位和影響，也受人的外部環境——文化和物質條件的干擾和作用，二者雖然都同屬于決定人的思想和道德的重要因素，但是人的“內在本質”居主，“外部的環境”位次。所以，當人性的“內在本質”不能以“手術的形式”被改變和修正的時候，只能夠在影響人性的“外部環境”上，尋求“精神文化”和“物質條件”上的雙重改變和推動。但是，對于毛澤東來說，籍助于“物質條件”上的促進和推動，有相當大的困難，因為尋求全體人民乃至全人類的物質生活上的改善和提高，是整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始終如一的目標和追求，由于受到歷史的和現實的經濟、文化、習慣、道德和風俗的影響和限制，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在短時期內達到和使用物質豐富的辦法，去改變和提高人民的思想意識和道德風范(即不可能使用“目的”去代替“手段”來達到目的)，以致使他不得不在精神和文化的層面上尋求改變和提高人民的精神面貌的辦法，來實現和達到他的文化革命目的。所以，毛澤東毅然決然地點燃和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他站在歷史的高度和政治的高度，通過深刻洞悉人性的本質與文化的因素之內在聯系后，而做出的既超越于現實條件而又被逼無奈的選擇。

　　但是，毛澤東深知，由一系列的歷史原因所孕育和造成的一個民族的不良品質，反映到思想、文化以及生產與生活的各個方面上的迂腐、反動、黑暗和落后的現象，不是在一朝一夕之內就能輕易扭轉和解決的，所以發動和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能畢其功于一役，而是要形成“循序漸進「注75」”的主張。”和“反復多次”的規律和機制，所以毛澤東就不失時機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今后“每隔七八年就要再來一次

　　三、關于“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思想和決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一篇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注76」。當時，毛澤東題寫的這篇新年賀詞的時代背景是：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我人民解放軍已經控制了長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區，國民黨反動派在江南已經很難再組織起有效的抵御和反抗。就是在這樣一種岌岌可危的形勢下，蔣介石暗中恭請國外勢力進行調停，并在調停的要求遭到了拒絕之后，國民黨內的桂系勢力又乘機打出“和談”的旗號，以威逼蔣介石“掛印下野”。面對此情此景，蔣介石被迫發表“求和”聲明，其條件是要求繼續保留偽“憲法”和偽“法統”以及國民黨軍隊。面對于此，一些中間派人士不僅為這種假象所迷惑，而且還極力勸說共產黨“立刻停下來”，以使蔣介石有獲得喘息的機會。針對這一情況，毛澤東同志明察秋毫，提筆撰寫了這篇新年獻詞，其目的就是要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絕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廢，要積極果斷地行動起來，以正義的力量和行動，去堅決、徹底、干凈和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以達到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的目的。該文在中國革命勝利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成為鼓舞和鞭策很多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地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力量和源泉。

　　通讀全篇文章，使我們更加深切地感到，偉人毛澤東的那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氣吞山河的英雄主義氣概，是與生俱來的和非一般人所能比擬的。

　　下面，我們就從該文中依順序摘錄出幾段內容，并逐段加以評論和分析：

　　1、“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已經不能用單純的軍事斗爭的方法加以阻止，他們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視政治斗爭的方法。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現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現存的國民黨政府來進行“和平”陰謀，另一方面則正在設計使用某些既同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有聯系，又同革命陣營有聯系的人們，向他們進行挑撥和策動，叫他們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陣營，構成革命陣營中的所謂反對派，以便保存反動勢力，破壞革命勢力。”

　　評析：

　　第一段話“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反映出的是人性對生存和享樂的追求和執著，它不會因“政治——社會制度”和“文化——知識與教育”的緣故而發生改變。

　　第二段話“某些既同中國反動派和美國侵略者有聯系，又同革命陣營有聯系的人們，向他們進行挑撥和策動，叫他們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陣營，構成革命陣營中的所謂反對派，以便保存反動勢力，破壞革命勢力”，它反映出來的是一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政治集團或敵對勢力，始終都沒有放棄使用分化、瓦解和策反的政治伎倆和手段，以求在敵對堡壘一方的內部，能夠成功地培植和豢養出——叛徒、內奸和腐化蛻變分子，已求達到“正面軍事進攻”所不能達到的目的。

　　2、“根據確實的情報，美國政府已經決定了這樣一項陰謀計劃，并且已經開始在中國進行這項工作。美國政府的政策，已經由單純地支持國民黨的反革命戰爭轉變為兩種方式的斗爭：第一種，組織國民黨殘余軍事力量和所謂地方勢力在長江以南和邊遠省份繼續抵抗人民解放軍;第二種，在革命陣營內部組織反對派，極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進，則應帶上溫和的色彩，務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利益。”

　　評析：

　　“根據確實的情報，美國政府已經決定了這樣一項陰謀計劃，……在革命陣營內部組織反對派，極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進，則應帶上溫和的色彩，務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利益。”歷史地看，由帝國主義本性所決定的慣用伎倆——“陰謀策反”和“和平演變”，在今天已經成功上演和實施。

　　3、“現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面前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

　　評析：

　　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問題。而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的前提條件，就是必須干凈、徹底地消滅和鏟除一切與人民為敵的反動勢力。這是毛澤東最為堅定的革命信仰和追求。

　　4、“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那就是違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志，使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后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

　　評析：

　　今天的中國已經將“革命”扼殺和埋葬了三十年，人民的意志已經被違背和強奸了三十年，那么，接受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黑暗統治已經三十年了!

　　5、“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而且老老實實地認為：凡是耍著花腔，說什么要憐惜一下這類惡人呀，不然就不合國情、也不夠偉大呀等等的人們，決不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像蛇一樣的惡人為什么要憐惜呢?究竟是哪一個工人、哪一個農民、哪一個兵士主張憐惜這類惡人呢?確是有這么一種“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人士”或非國民黨的“自由主義人士”，他們勸告中國人民應該接受美國和國民黨的“和平”，就是說，應該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余當作神物供養起來，以免這幾種寶貝在世界上絕了種。但是他們決不是工人、農民、兵士，也不是工人、農民、兵士的朋友。”

　　評析：

　　利益的對立，決定了人性的對立!那些壓迫人民和依靠人民的供養而顯得尊貴、不凡、威風和富有的“毒蛇們”，盡管他們把學到的知識變著花樣地用來耍花腔，說什么“要憐惜一下這類惡人呀，不然就不合國情、也不夠偉大呀”，并且還勸告中國人民應該接受美國和國民黨的“和平方案”，就是說，應該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余當作神物供奉起來，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內外勾結起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所以，毛澤東說過：“革命成功了，一部分黨員卻不愿意再前進，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有些官僚主義者甚至‘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成了‘小蔣介石’了”。在這些話語的背后，所反映出來的都是人性在基于一定的社會基礎和社會環境的前提下，為順應其生理上的追求舒適和享樂的需要，而表現出來的“覺悟上的低級” “政治上的墮落”以及“思想上的反動”。但是，從表面的和膚淺的路線斗爭與革命意志的不堅定性上來看，它屬于統治集團內部所發生的一種政治分化和思想演變。所以，毛澤東針對于當時在黨內和革命隊伍中出現的“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甚至‘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成了‘小蔣介石’”的現象，忍無可忍，于是，他就親自組織、發動和實施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實目的，就是要從階級斗爭的理論和策略的高度，以人民群眾的行動力量，來形成預防、限制和制止那些曾經是革命隊伍中的功臣和干部的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進行危害人民、危害社會的作惡行為。然而，萬分可惜的是，毛澤東在實施和進行這一“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同時，并沒有人提出要把它加以程序化、系統化、規范化和制度化，而只是由毛澤東一人孤立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今后可以每隔七、八年再搞一次”的愿景設想。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到，對于像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文化大革命”和“社會主義”等這些新生的事物，當時的中國社會是極其缺乏能夠嫻熟地掌握和運用這些理論的優秀人才，并且能夠恰到好處地把一種超越性的思想理論加以系統化、規范化和制度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在毛澤東逝世后，革命事業的夭折和文化大革命的落幕，就成為必然中的自然。

　　那么，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那些曾經是“革命的功臣和干部”，為什么權力一旦到手，就要利用它來達到謀取一己之私的目的呢?毛澤東在這方面并沒有深究人性的原因，因為共產黨人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不相信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存在的，而這一點也就恰好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所有篤信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的最致命的“缺欠”和“盲區”。人，作為一種客觀的物質體，他首先必須是生物的人和能量的耗散體，其次才是社會的人和階級的一分子，所以，一般的和普遍的動物本質，是社會的人和階級的一分子的人性基礎和背景，而離開了一般的和普遍的動物本質，社會的人和階級的一分子的人性就將不復存在。所以，以這種“物質第一性”的觀點再回首看待那些所謂的“老革命”和“老干部”的以權謀私現象，就不難明白，這是發自于每一個手中掌握了一定的社會權力的生物的人，為順應其動物的本質而在階級地位上采取的回歸動物的低級本性的反社會行為。對于那些手中沒有掌握權力的普通人而言，他們就如同種子沒有遇到陽光和水分、雞蛋沒有遇到適宜的溫度和汽油沒有遇到火種一樣，他們的那種“以權謀私”的本性和欲望尚不能得以表現和流露出來。所以，在同一和統一的“自然人性大醬缸里”，就其本質而言，沒有一個真正的一塵不染者，而那種所謂的“出污泥而不染”之說，也只不過是那些較為高尚的思想者和覺悟者，在“正當利益”和“不正當利益”之間，能夠比較清晰地劃上一條的自我約束和自我限制的“界限”，以致對自身的“自利”行為造成檢點的行為罷了。

　　毛澤東既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具有偉大的革命理想和英雄的浪漫主義情懷的思想家和行動家，他善于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與具體實際相結合。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他通過對周圍追隨革命的人的觀察、使用、任用和了解，得出了一個基本的結論，那就是對那些在口頭上信奉馬列主義而在實際當中卻遠遠做不到和達不到的革命事業要求的那些所謂的“老革命”“老功臣”“老干部”和“新官僚”，已經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因為他清醒地意識到，這些人在沒有獲得和取得一定的“功名”“利祿”“地位”和“待遇”的時候，他們具有一定的積極性和奉獻精神，但是，一旦達到了在他們看來是“功成名就”和可以“榮歸故里”以及“封妻蔭子”的時候，他們就完全喪失了繼續革命的動力，他們寧可躺在“功勞簿”上吃老本，也不愿意在“繼續革命的道路上”立新功。所以，這種從人性的墮落愿望發出的“不思進取”“追求享受”和“甘于落后”現象，其實就是做為一種生物的人「注77」！”的期待和指示。，當他們在生存和生殖的意義上，取得了一定的便利條件和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滿足之后，就不再會產生和形成發自內心愿望上的進取和追求了，所以，這種表現在口頭和形式上的“加入革命，解放全人類”而實際上卻是本質和內容上的“追求由權力和地位所帶來的榮耀和快樂”的狹隘人性本質，只能是每一個現實存在著的“自然形態的人”的人生頂峰和終點，如果奢望他們能在精神的道路上能夠向前再更進一步，那么，無異于去命令和鞭策一匹為尋找食物而萬里奔馳到了水草茂盛的河邊的野馬再繼續前行一樣，其結果可想而知!所以，如果毛澤東把奪取全國勝利之后的革命事業和對共產主義的追求，再寄希望于這些已經是在人生的(物質)追求道路上達到了“頂峰”和“終點”的官僚們的身上，那豈不是如“水中撈月”和“鏡中看花”一樣虛無縹緲嗎?所以，毛澤東作為一個力求完美的偉大革命家，他毅然決然地拋棄了把“革命到底”的希望寄托于環繞在他周圍的當權者身上，而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斗爭和階級對立的立場上，把推動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希望，寄托于人民群眾的身上，以致在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后不久，他就提出了：“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四、文化大革命所遭遇到的“人性死結”

　　如果僅僅是一個最高統治者像商紂王那樣殘忍暴戾和昏庸霸道而其他眾多的當權者都像雷鋒那樣“公而忘私”和“一心為了人民”也就罷了，因為人民是不會斤斤計較浪費幾斗米去供養一個寄身蟲的，但是，所不能容忍的是，由于人性的同一本質，使得最高統治者具有的強大政治示范作用和人性的輻射穿透力，使得那些政治地位居于其下的眾多官僚以及與其本性一樣的“阿貓”和“阿狗”們，當他們一權在握的時候，怎能會輕易地放棄荒淫無恥的行徑和花天酒地的生活呢?本能地規避苦難和不幸以及積極主動地追求快樂和享受的本質，將會使他們爭先恐后地瞄準他們的“紂王”，一個比一個地更加昏庸、腐敗、墮落、暴戾和兇殘無道。這種在權力庇護下的人性，其貪圖享樂和追求墮落的欲望，就像動物被毒蛇咬過之后其體內被注入了毒液一樣，迅速地擴散到全身，引起機體的痙攣、麻痹和失去控制，更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就是導致生命的終止和死亡。所以，由一個最高統治者的昏庸無道所造成的整個官僚統治集團的腐朽墮落，正如一滴毒液被注射進了人的機體一樣，它必然帶來整個國家政治機能的麻痹、失效和潰變，以致形成從上到下哪怕是只有兩個人組合的“社會細胞”，都會產生、滋長和形成“以權謀私”“恃強凌弱”“以大欺小”和“假公濟私”的行為和現象。這種由人性的墮落本質所導致和形成的“天下烏鴉一本黑”的通病，正是毛澤東以他那哲人的慧眼洞穿千年社會所看到的關系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集體、一個組織乃至一個人，在走向成熟和興盛的道路上，所遭遇到的不可回避和繞過的問題。為此，作為革命一生、戰斗一生和永不向困難低頭的毛澤東，經過縝密思考之后而痛下決心，他要甘冒“被打得粉身碎骨”的風險，去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向舊傳統、舊勢力、舊制度、舊習慣以及從獸性當中傳承下來的拙劣人性，進行全面開戰的政治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澤東提出了必須在以下四個方面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這四個方面是：

　　一，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么平等的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而不能是什么別的關系，例如所謂平等關系、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系、仁義道德關系等等”。

　　二，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中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我們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充分注意識破“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充份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這就是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發動群眾，同時，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臺，實行革命群眾、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結合。

　　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判修正主義，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

　　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即一九七四年，毛澤東為了能夠更具體、形象和明確地把他對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意圖和理論向人民闡述清楚，遂以古典文學名著《水滸》作為反面教材，意味深長地指出：“《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三閉集·流氓的變遷》)”。毛澤東和魯迅的這些鞭辟入里和透徹肌骨的話語，極為深刻地指出了以往的任何一種形式的農民革命，都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不徹底革命，它終究逃脫不了“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的命運，所以必然要落得個“是奴才”的下場。說到底，毛澤東對《水滸》的談話，就是要警醒人們看到中華文化傳統的缺陷以及我們民族性格中的弱點，以便使人民能夠從思想和靈魂的深處真正認識到“革命需要徹底，不徹底的革命就等于白白付出生命的代價”這樣一個道理。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時光，他總是對“我們犧牲了那么多人的生命，現在建立的這個政權，究竟與封建剝削階級建立的政權有什么不同?”“如果沒有不同，那么，成千上萬的革命者的鮮血豈不是白流了嗎?”等一些問題，深感困惑和疑慮。今天看來，毛澤東當年的困惑和疑慮，是有著極為深刻的道理的。

　　縱覽古今中外，數千年來的人類社會歷史，已經無數次地證明，從統治階級到最高當權者，他們從其階級的立場上釋放出來的低級人性訴求，是造成他們所統治的時代，陷入低級、反動、盲從、愚昧、黑暗、專制、落后和不振作的主要因素。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查閱關于唐敬宗——李湛的故事，因為貪玩兒和被戴綠帽子而命喪黃泉的故事「注78」(這個唐朝中后期的皇帝夠窩囊的，竟然被太監戴了“綠帽子”)。

　　所以，那些受低級的人性欲望左右和控制的統治階級與當權者，其集體授意、推動和制造的“不是英明冒充英明”和“不是圣人假裝圣人”的既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欺世盜名之政治行徑，是導致和造成他們治下的社會和時代陷入虛偽、矯情、迂腐、黑暗、奸詐、墮落、反動和頑冥不化的總根源和總癥結。所以，一切具有共同的人性本質的人，在以最高統治者為代表的國家強力機構的作用下，圍繞著“權力”和“利益”，亦如蒼蠅逐蜜和惡狗撲食一般地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軍事等領域，無所不用極其地開展和實施了以蒙蔽、欺騙、誘導、拐賣、監禁、打擊、鎮壓和屠殺等等為手段的所謂的“齊家治國”和“平天下”之行為和勾當，這就是從普遍的人性發出造成的，為當事者自身所難以覺察和領悟的能夠導致社會罹患重大疾病和災難的“國破”和“家亡”之根源。它是造成古今中外一切國家和民族的深陷災難的“人性死結”。

　　所以，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遭遇到了這樣一種亙古不變的“人性死結”，才導致了它在以群眾的力量，去奪回被走資派和修正主義分子所竊取的國家權力的時候，陷入了其“口號”和“目標”雖然崇高和遠大，而其“目的”和“動機”卻與被專政者一樣地近視和齷齪之矛盾的淵藪。

　　五、“人性猛獸”與“理性牢籠”之對立

　　文化大革命與西方的民主制度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二者在實現對當權者進行“限制”和“管束”方面，目的是一致的，即都是通過對各級官僚人為地設置“監督”和“約束”條件，來迫使權力能夠在一種“合理的”和“良性的”范圍內得到發揮和行使。這種對權力的民主限制，一如把能夠產生巨大破壞作用的“核能”，通過放置在用于發電的特別裝置——“核反應堆”中，而使其能量因被緩慢地釋放而達到安全利用的目的。而“文化大革命”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這種對貪欲暴烈的“官僚”進行理性控制和限制的行為，亦是人類在熟知和掌握了官僚(=人性+權力)的脾氣和秉性的前提下，形成的變不利為有利、變消極為積極的對人類動物性的一面進行約束和管制的過程。但是，所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以群眾運動的形式對當權者進行監督、制約和改造，它的行動主體是人民群眾，它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與其說是政權的本身，倒不如說是最高當權者，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西方的民主制度，則是在由理性(其代表形式是法律)所構建的社會體系框架下，以“三權鼎力”的多黨輪流執政、司法獨立監督和全民公投普選的形式，來最大限度地實現對當權者的制約、管控、監督和更替。這種制度的存在基礎是廣大的社會民眾，行使的主體是參政議政的不同黨派，它的制約和規范機制是獨立的法律架構，其作用是維護現行社會能夠公正、客觀地運行。

　　我們看到，相比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文化大革命雖然在形式上與之不同，但是，二者在目的和作用對象上卻是共同一致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矛頭所指向的都是一切當權的官僚分子，而西方的民主制度所制約和管控的也都是一切官僚分子。

　　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領導者和指揮者——毛澤東，是一個具有高度的理性頭腦和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的偉大馬克思主義者，他以卓越的思想和崇高的威望所鑄就的革命精神和政治路線，在本質上與已經“理性化”和“法制化”的西方民主制度——社會的體系和架構，具有相近或相同的地方，即：文化的革命是以一種“權威的思想”和“權力的推動”，來開展和實施針對于一切官僚分子和反動派的監督、管控和制約。而西方的民主制度，則是以“神圣的法理精神”即一種對客觀理性的信仰和崇尚信念(上帝)，來推動和實施針對于一切官僚和邪惡分子的布控和斗爭。所以，用換位的思維來看，毛澤東的文革思想就相當于是中國革命的“理性保證”，而西方的民主制度就相當于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文精神”。我們深知，毛澤東作為一位既具有很高的理論修養，又具有深刻地思想造詣和果敢的行動能力的偉大人物，為了人民的幸福解放和共產主義理想，已經把個人的私欲降到了最低限度，所以他能夠以其強大的精神力量去控制和駕馭這個附著著人性的“權力魔鬼”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顯然，這種“一人獨斷”的現象，從民主制度的角度上看是難以給出合理的解釋，但是如果從偉大人物的思想和智慧與客觀真理相通的角度上看，這種被誣蔑為“搞個人崇拜”和“獨裁專制”的現象，恰恰是與西方的民主精神在最高本質上是一致的。所以，那些曾經被毛澤東發動的群眾運動，整治和批斗過的在智力上殘缺、在人性上低級、在思想道德上墮落和猥瑣的當權者和知識分子，他們以其落后的和不進化的獸性一面，污蔑毛澤東是“獨裁者”和“暴君”，也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上升到能夠認識毛澤東的高度。然而我們還應當看到，如果把一個具有有限的政治生命和壽命時限的人，同一整套具有健全的法理架構的民主體系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就可以看出，毛澤東式的“精神指引”一但從個人的生命上消失，其畢生為之奮斗的集體和事業，就會像一葉飄泊于大海之上的小舟，因突然失去航向和舵手，而在貪婪的人性涌起的驚濤駭浪中面臨傾覆的危險;但是，一套具有健全的法理精神和法制渠道的民主體系，卻永遠也不會因為某一個人的生命終結，而失去效力和作用。所以，人性不能替代理性，精神不能取代制度，政治永遠都不是體系和架構，這是古今中外一切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的人，應該牢記和不能違背的原則與道理。

　　所以，對于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來說，是否只要建立起一個只徒具形式而絲毫沒有內容的 “法制體系”和“理性架構”，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的不公正和權力肆虐的問題了?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對于人群來說，有聰穎的也有愚笨的，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有道德的也有非道德的，有善良的也有邪惡的，有重物欲的也有輕享受的……，所以在這些千差萬別的人物當中，那些在較大的程度和傾向上，具有理性思維的人，就比較適合于生活在由理性精神所建構的法治社會當中;而對于那些在一定的程度和傾向上，不具有理性的思維或少具有理性思維的偏重于感情的人，就比較適合于生活在由“哥們兒義氣”“小團體、小幫派”和“有人情味兒”的感性社會當中。但是，當二者并行存在的時候，在人類科技文明發展的道路上，比較它們的孰優孰劣和孰強孰弱，我們就能看到，后者以其千年不變的愚昧狀態，被前者所遠遠超越和拋棄!

　　那種企圖在一個有具有很強的理性精神的民族當中，建立起一種既無法理精神可循和又無法律根據可依的人情社會或人性社會，將會因民眾的群起反對而遭到徹底的失敗。同樣，那種企圖在一個偏重于感性而少有理性的民族中間，謀求建立起一種既具有良好的法理架構和清晰地法律條款的法治社會或理性社會，亦必然會在遭遇到眾人的鄙夷和反對之下，而落得個名存實亡和狼狽不堪的下場。所以，對于西方人來說，任何一種以人情為重的社會，都不能適用于他們，因為他們只相信“上帝”和崇拜“理性”;相反，對于中國人來說，任何一種以法律為準繩的社會，也同樣都不適用于他們，因為他們只服從“人情”和“權威”!

　　中國人能夠以其特有的非理性本質和情感天賦，而在人性的背景上把理性的產物——具有某種“合理內核”的法制體系，給扭曲和消融得面目全非和支離破碎，從而使它剩下來的骨架看起來卻十分類似于西方的那種“民主架構”。而實際上它就是由那個“總設計師”所杜撰和編造出來的“中國特色”式的木偶，在其腹內填充進了中式的“典制”內容和外表涂抹上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學”色彩后，讓其散發出來的那種體現在每一個被蒙蔽了的中國人身上的感性、自私、愚昧、狹隘、盲從、猥瑣、低級和墮落的韻味兒。所以，就單從體系的效果運行上講，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就要比文化大革命這種運動形式“科學得多”，因為他們能夠成功地避免制度上的不健全以及人性上的難以超越的障礙。為此，美國總統小布什曾經驕傲地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里向你們講話「注79」。”

　　“把統治者關進籠子”是二百多年前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的偉大創舉。他之所以要把“把統治者關進籠子”里，就是因為他已經從人性的本質上意識到，人性很容易因為社會地位的變化而從一個普通的人變成比獅子和老虎還要兇殘的野獸。所以，相對于統治者而言，那些處于分散的和無組織狀態的被統治者，就像綿羊一樣，隨時隨地地都有可能成為獅子和老虎口中的美餐，不把統治者關進籠子里，老百姓就沒有安全可言。

　　所以我們看到，西方的民主制度重視客觀和理性，它就能夠保證資本主義制度歷久而不衰;而文化大革命重于主觀和人性，它就會因偉人的缺失和斷代而使既成的事業遭受挫折和失敗。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為什么發展到文化大革命的“頂峰”階段，就不能再繼續向前進更進一步的原因所在。

　　六、文化大革命的產生、發起和形成，既是毛澤東思想達到的最高境界，也是毛澤東的人性和情感邏輯之必然

　　人，之所以稱之為人，是因為人類有思維和智慧的現象。但是，僅僅有思維和智慧的現象還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人，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具有一定的智能能力的“裝置”和“機器”。比如，現代化的智能計算機和智能電腦等雖然都具有智能的現象，但是，這些電腦和計算機卻不能被稱作是一個“正常的人”，因為在電腦和計算機一方，它目前還不具備人類的“豐富情感”能力，縱然他們的智力有時甚至比人類還要高超，但是，就生命存在的意義而言，它們就不配被當做“人類”來看待(即不具有作為“人”的資格)。“不配被當做‘人’來看待”這句話所隱含的意義是，對于那些與“我”完全不同或者在本質上有重大差異和區別的對象，是不能把它看做和當做與人類自身等量齊觀的同類的。實際上，這種思想所反映出來的不僅僅是一種倫理的傾向，而且還是在“我”之意識的范疇內，不允許有其它的“異我”另類摻雜于其中的“排他性”的人倫因素的緣故。這種對“異類”和對“自我”的認識與甄別，不僅是人類對自我認知的維護，而且還是人性在理性的推動和幫助下，對生命的核心本質給予的一種最符合人格邏輯的界定和認同。所以，站在超越于人倫的理性立場上，去看待和認識人類的本質，就會得出“人類存在的意義，不是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適應了客觀世界，而是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抗了自然和征服了規律”的結論。所以比照與此，文化大革命的深遠意義就在于，它一旦沖破了人性的禁區，就會找到適合于它的存在和發展的正確軌道。而作為被歷史的發展進程所局限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即毛澤東思想的最高成就，在行進到了自然人性只可被觸動而不能被改變的“南墻”面前，它也就達到了發展的頂點和行動的盡頭。

　　說到人類的“情感現象”，我們有必要分析一下，它到底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東西。

　　顯然，情感，它既不是人的思維和智力，也不是人的思想和精神，而是順應人的心理變化和生理要求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持久穩定的生命動力現象。這種生命動力現象是人體在基于人性的基礎上，對環境因素表示拒絕或者接受的一種意愿流露和顯現，它左右著人體對周圍變化的事物、環境和現象，采取抵抗、排斥或者融合、接納的態度，即表現為在剛一開始，總是對陌生的東西感到新奇和不適，然后就是抵觸和反對的過程，接下來就是逐漸地習慣和適應，以至最后在達到了磨合的程度上，建立起一種新的精神容納和心理平衡的過程。對于這種“漸進式”的平衡機制，我們把它稱之為情感或心理的“慣性現象”。情感的慣性現象，主要地體現在對“物的現象”的感官沖動和反應上，但它受理性和思維的因素影響相對地較弱。情感在未經理性思考和過濾之前，表現為直覺上的盲目性，即“沖動”;而一旦經過了理性的思考和過濾之后，就具有了穩固性和持久性，以致在此時，情感就已經轉化成為了意志性的東西。此外，情感還具有一種受來自內心本能的欲望和目的支配的傾向，即一旦遇到那種“期待已久”的環境或事物的時候，就表現出精神興奮、情緒激動和生理亢奮的現象。

　　但是，人類為什么會有“情感”，以及為什么又會有“如此的情感”，我們不得不再回到構成人的本質的兩個源頭——“自然的人性”和“社會的人性”上去尋找。

　　自然的人性，就是由人的生命存在所派生的生理本能和本質。這種本質和本能是由人體的生理結構決定的，它不會因外在的環境影響和條件改變而輕易變化，它不加掩飾和偽裝的生命意志就是對食物和對性的需要。所以，單就生命的這種自然意志來說，我們不可以定義它是善還是惡或者是正義還是非正義，因為它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與其它動物無本質差別的一般生理需要。

　　而社會的人性，就是指在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構成的人群系統中，人的自然需要向社會需要發生轉化時，所產生的目的、行為和動機相互矛盾、相互對立、相互沖突和相互斗爭的行為本質。這時的自然人性已經發生了分裂，形成了無數個獨立、對立和矛盾著的個體，并且這些個體在人類的內部環境里已經被賦予了好與壞、善與惡、正義和非正義等倫理性質的東西。所以，從這樣一種社會倫理的角度來看待人性，人性就必然是惡的。

　　從社會的倫理道德觀點出發，為平衡人類之間的種種利己主義行為不至于因過度膨脹而造成同類之間的相互矛盾、對立、斗爭和殘殺，就需要從這些個“惡的個體”當中，產生和形成能夠凌駕于他們的群體之上具有社會意義的“善”和“正義”的力量。那么，縱覽古今，一切人類歷史上所存在的國家和政府就是應這種公眾的“意志”和“要求”而建立起來的，它產生和形成了以“法律”“秩序”“精神”和“原則”等為代表的具有強制性質的上層建筑的東西。但是在事實上，卻從來就沒有過一個國家和政府能夠真正地做到“抑惡揚善”“秉公執法”和“伸張正義”，那些冒充“善良”和“正義”的衛道士們，統統都是在拿“善良”和“正義”作為籌碼，通過與“邪惡”作交換來達到他們謀取個人私利的目的。所以，隨著人性在社會中形成的多重分裂和異化，人類的情感在社會當中也相應地發生了分裂和異化。

　　那么，我們再回過來看看毛澤東是以一種怎樣的道德風范和人性良知，而切入社會和人類群體當中的。毛澤東在他的著名文章《紀念白求恩》一文中寫道：“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成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這段話所反映出來的不僅僅是毛澤東對白求恩大夫的高尚人格做出的概括和評價，而且更是他用道德良知的手術刀和放大鏡，對包括自身在內的普遍人性進行的解剖和放大。大家都知道，毛澤東的為人原則是“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不讓別人去做的，自己則堅決不做。”毛澤東的這種高尚品德和嚴于律己的精神，都全部來源于他對人民的關心、同情和愛護，以及對一切剝削人民、壓迫人民和奴役人民的反動舊傳統、舊勢力和舊體制的無比憎恨。所以，他以無與倫比的智慧、才干和能力，同廣大的人民群眾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通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理論，進行潛心地鉆研、分析、挖掘和運用，聯系中國的實際，成功地領導了中國的革命，而后，他又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和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社會的新形勢和新情況，進行有機地結合、融合、提煉和升華，產生和形成了他“永不停止的革命精神”和“一心為人民的高尚情操”，這就是他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當中，所孕育和催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思想背景和人格因素。

　　縱覽古今中外，但凡人類在治理國家和規范自身的問題上，都遭遇到過這樣一個共性的問題，那就是：一個最高統治者，當自身已經變得昏庸無道和貪得無厭的時候，在他的周圍，也就早已經聚攏和匯集了一批善于阿諛奉承的昏庸無道和貪得無厭之徒。縱然，一些個別的有識之士，也曾經為根治這種頑疾而付出了艱辛的探索和努力，但是，周期性發生的“復辟”和“演變”現象，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現實當中上演。追究其緣由，是因為在這些多次出現的歷史復辟和現實演變結果的背后，有恒久不變的自然人性，來為作為它的堅強后盾和基礎保證，所以，要想徹底根治和消除人類社會的這種“千年頑疾”，就必須從產生和形成這種現象的“人性原因”入手，通過修正和改變那些擔負管理國家和治理社會的“當權者”的自然本質，以達到從根本上消除和扭轉他們的那種“以權謀私”和“相互勾結”的社會行為和勾當。

　　所以，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正是他從同情人民大眾和拯救人類命運的高度出發，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原理，堅定地站在絕大多數被壓迫的人的立場上，以階級斗爭(即“兩分法”和“矛盾的法則”)的觀點去看待歷史和分析社會而形成的必然結果。雖然在自然人性的范疇內，他的這種追求徹底革命的精神和實踐遭遇了暫時的挫折和失敗，但是，他所親自點燃和發動的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卻為啟迪后人思考和面對他所曾經思考和面對的問題，留下了極為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文化大革命的失敗經驗教訓，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作為同屬于人類的兩大對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其間的矛盾不可調和。但是，如果我們把與人民大眾相對立的一極——統治階級，從人性追逐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自然屬性的意義上加以改變和消除，那么，表現在社會層面上的這種階級對立和人性矛盾豈不就相應地得到改善和緩解了嗎?而作為代表人類的絕大多數——人民大眾，不也就在人性和階級的同一與統一的意義上，實現了具有共產主義意味的“大同”和“平等”了嗎?所以，當我們突破了人性的藩籬后，消除人類社會存在的固有頑疾的必然和唯一的方法就是：1．利用和應用現代分子生物學理論和基因技術，將現實中的當權者（取其基因成分），強制改造成為“純理性”的中性人和超人；2．那些在性別、生殖構造等被改變和修正后的中性人和超人，他們被專門用來擔當社會的物質生產的管理者和推動者；3．深入到社會生產的各個領域和各個部門中的中性人和超人，其滲透和普及的程度應視社會的發展情況而定；4．凌駕于由中性人和超人組成的“非自然人類政府”之上的具有自然人性的“科學家集團”，是最終掌握“異化智能生命”的決定性力量，人類通過這些出類拔萃的精英，規劃人類的未來和決定社會的發展方向。

　　然而，在現時期，推動行和完成這一偉大而光榮的歷史使命的力量，也必然和唯一地是普遍覺悟了的人民大眾去推動這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生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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